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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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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历史上江西虽然有很多人经商,但从来没有形成消费中心,因为大家来钱都非常不容易。另外从两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明朝景泰六年泰和人陈循,上奏书给当时的明景帝,说天下读书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为什么江西读书之风这么盛?就因为江西人多田少,许多家庭务农无田,经商无钱,做手工业则有耻于门第,所以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以图发迹。我曾说,江西人现在的高考与过去的科举,实际上都是一种体面地脱贫,过去一旦有子弟读书做官成功了,弄一个知府干一干,不但全家都可以跟着脱贫,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下成了当地谁也不敢欺负的望族。现在一旦有子女考上清华、北大,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几年过后,满脸沧桑的父母不是去了深圳、上海含饴弄孙,就是持着绿卡在加州的阳光下悠哉悠哉……    
    江西官本位意识的浓重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中原地区老是发生战乱,而且开发过度,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艰难,很难形成读书的风气。江西则从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除非是半壁江山的短命王朝,江西曾经靠近过政治中心,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杭州,但离江西还是有一定距离。明朝的政治中心曾一度在南京,沿长江离江西的水路不远,但总共才53年的时间,后来迁去北京,离江西又远了。江西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塞,赣江也曾经是黄金水道,但战乱相对较少,商品经济不是十分发达,人民为了体面地脱贫必须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所以导致江西读书的人特别多,科举特别盛。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    
    明朝老百姓的户口大概分这么几种,一是民籍,包括种田的、读书的、占卜算卦等等;二是军籍,明朝当兵是世袭的,如果你这户人家入了军籍,那就是世代当兵;三是匠籍,主要是手工业者;四是灶籍,是专门产盐的。根据我们统计的数字,整个明朝江西出了2;690多个进士,这还不包括军籍,只是统计了民籍。江西在明朝出的进士仅次于浙江(2;900多人)和南直隶省(包括今江苏和安徽两省,共3;400多人)。明朝前半期,江西考取的进士是全国第一。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明朝有很多江西人当官,当时有一句话叫“朝仕半江西”。开始,有解缙、胡广,这都是吉水人,是永乐时期掌权的。接下来是杨士奇、陈循,这都是泰和人,他们在伦宗、宣宗、英宗、景泰帝时期一直掌权,再往后是彭时(安福人)、费宏(铅山人)、夏言(贵溪人)、严嵩(宜丰人),他们都是内阁官员,而且都担任首辅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江西帮”主持朝政,前后大概有一个半世纪。从严嵩下台以后就开始弱下来,江西人全面退出中央决策圈。    
    沈德符曾经谈到明朝有三次挖金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永乐时期,是胡广执政;第二次是在成化时期,是彭时执政;第三次是在万历时期,是新建的张相(张四维)执政,但此人当首辅的时间很短。这三个人执政的时候,为了“惠泽乡人”,起码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江西人到处挖矿,尤其在西南地区挖得相当厉害。有一个院士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了一个跋,其中指出宋应星为什么在书中对当时采矿业能如此了解,皆因当时中国的矿业大都“操持于先生乡人之手”,即由江西人把持。    
    从江西商人来讲,也分享到了官本位带来的好处,可以说随着明朝的统一大军打到哪里,江西商人就出现在哪里,只要哪里有江西人做官,江西商人在哪里就能如鱼入水,为此,宋明时期江西商风大盛,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很是活跃。在没有设巡抚之前,明朝一个省的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后来设了巡抚,布政使则变成专门管一个省的财政的财政厅长。明朝宣德十年,河南省的布政使向朝廷打报告,要求驱逐所有在河南的江西人,理由就是说江西人在那里放债。江西人在云南经商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对江西人有意见的官员王士性,前面说过他还是个学者。在他看来在此地经商的抚州人老是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让他头痛不已,以后他凡是碰到江西人的官司一概不予受理。    
    另外,河南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学士李贤,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叫《吾乡说》,我读这篇散文颇有自豪感。他说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很好、很富裕的地方,老百姓也很勤劳,但是自从来了江西人以后,这里就不富裕了,因为这些江西人善于经商,而且非常狡猾,总是骗农民去借他们的债。江西人说我借给你钱,你去喝酒吃肉。河南人说我没钱喝酒吃肉,也没有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地里不是有麦子吗?等麦子收割以后再还给我。河南人把借的钱用完了,又想吃喝。江西人又借钱给他,他们说没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可以把地抵押给我。那么河南人又借江西人的钱,但是吃完以后又想借钱,江西人说你还有房子可以作抵押……结果一来二去,搞得河南人都没有了土地。在李贤的眼里这些江西人很糟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贤在做大学士的时候就把罗伦给贬谪了下去。    
    可能那时候的江西人就像现在的温州人一样,也有过风光的时候。在明朝,江右帮就是江西的商帮,是最早出现的商帮,徽商和晋商都出现比较晚。江右帮后来是节节败退,一是因为资本小,竞争不过别人;二是官场与商场互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明朝以后,随着江西人在官场的风光不再,商场的风光,也渐成昨日黄花……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4)

    胡平: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耸起赣人的“广告”,大抵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这“广告”,还得到各地赣籍大员们直接间接地支持。明朝以来,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    
    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除正殿、前殿外,还有廊庑、配殿与厢房,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在武汉三镇亦属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江西人盖起来的万寿宫比比皆是。闽西峰峦如攒的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流寄到此的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    
    赣人的“广告”耸得最漂亮的是京畿之地。据南京大学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则有14所,占了34%。直到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仍有51所,还占13%,均为各省之首。它们附设于一座座大小不等的万寿宫,大抵为江西各地商人所建,既为旅外乡人祭祀活动、亲善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了台的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    
    直到19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方志远: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有一篇文章谈到,解缙做首辅时,帮助不少江西人考取了进士。特别是永乐二年,解缙既是主考官,又做读卷官,这一年从第一名至第七名的进士全是江西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甲进士前三名有一个永丰人,两个吉水人,四至七名不是泰和人,就是安福人。江西人会读书这是事实,但这其中有猫腻可能也是事实。解缙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有些恃才傲物,敢于泄露题目。就以进士来讲,第一名叫曾是永丰人,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他的学生,而且还是两兄弟,无论怎么凑巧都难以自圆其说。当时科举是实行糊名制,也有类似于现在高考试卷的防作弊措施,即考生写好姓名、籍贯等内容,然后把名字糊掉进行编号,再专门由一批人统一抄录试卷,主要是怕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然后再分房阅卷,考《春秋》的由一个考官阅卷,《考礼经》的又由一个考官阅卷,再由这些考官将自己认为好的试卷推荐给主考官。但不管这些制度再怎么严格,只要你把试题事先透露给考生,考生又把自己试卷的内容告诉考官,怎么也能考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读了书、做了官,便可以大大提携自己的同乡,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今日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藩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京城富豪的排行榜,榜上有17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他把自己家列为第一家,接下来是两户晋商和一户徽商,另外还有一家是锦衣卫都督陆炳。明前期时,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这说明这时候的官员已经敢于先让自己富起来,而且公开露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江西人通过官本位领略到了好处,从政治、经济乃至经商各方面都有好处。    
    江西人还能通过术士和宗教的力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明太祖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抚州的“铁观道”人张中,还有一个是南城的周颠,在庐山有记载的周颠仙就是这个人,这两人帮助朱元璋在江西战胜了陈友谅。在宁都还出了一批风水师,前些时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个关于江西的“样式雷”家族的节目,这个家族的六代人为清朝皇帝的紫禁城和陵墓看风水,尤其是选墓址,在这方面江西人也很擅长。明朝成化年间,江西有一个叫李孜省的术士会搞扶乩术,宪宗皇帝要他搞一次占卜,他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向皇帝上了一句“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就是因为这句乩语,当时一共起用了6个江西人,其中尹直入阁,谢一夔等5个江西籍官员任命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江西的术士经常参与政事,他们自称会预言,用现在的南昌话来说就是能“唆泡”,皇帝居然很信任他们。像张天师每年去见皇帝的时候,朝廷给他派的都是头等车船,而孔庙的孔夫子,朝廷是只送不接,而且派的车马是三等车马,所以孔府的地位不如张天师的地位。当时孔府说天下有三家,一是朱家,即理气;二是张家,即指道家之气;然后才是孔家,也就是儒家之气。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在朝的,连在野的跑江湖的都神驰庙堂。    
    江西人科举中榜的多了,在外做官的多了,便让江西人腰粗了,口气也高了,往往不怕官,而是告官。前面我讲到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此外,官员们还有一个很怕去赴任的地方,那就是苏州。明清两朝的新科进士在分配实职的时候,往往受到权贵的干预,为了抵制干预,无奈之下,有一些正派的官员竟然想出了“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的职务,把各地的官位做成签,由大家去抽,抽到哪个地方算哪里,这是中国吏治中的一个千古笑话。有一个进士是陕西人,抽到吴县当知县,结果吓得哭哭啼啼不敢去。吴县是苏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为什么不敢到吴县去?吴县也是读书人最多的地方,其讼风之炽不亚于江西的吉安府。为什么两地人能动不动就告官呢?当时的吉安、吴县读书人多,出的官员也多,很多人家在外有官,在朝中有人,他们不将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管与他们有关无关,他们就往上告,有的是争是非,有的则不管告的是芝麻还是西瓜,他要的就是这头角峥嵘的胆气……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5)

    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江西人虽然不怕官,却养成了听命于中央集权的习惯。除了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度是革命话语中心——江西在其他时期从没有成为过独立的政治中心。赣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庙堂提倡什么,江西就膜拜什么;中原追求什么,江西就紧跟什么,甚至比中原地区干得还好,跟得还紧。由此可以形成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庙堂文化与本土文化;二是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在这三种对应关系里,赣文化基本上都是以前者为主体,对后者多有排斥。在粤文化、闽文化中,虽说也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但许是天高皇帝远,这两种地域文化里表现有相当多程度的本土、异端、大众文化的特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这种榜样意味着个人,还有家庭、家族的命运能够发生云泥之别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其结果便大大影响了明朝江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愿意走这条路,都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筚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江西人津津乐道。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在这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第二,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买一个出身,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都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国子监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功名。今年年底我会出一本书,叫《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我在书中把《三言二拍》中关于监生的身份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故事《杜十娘》中的李甲、孙富的监生都是买来的。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按当今的话来说属于第三梯队。获得监生以后,可以直接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还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劳役,有事上了公堂可以不下跪。    
    我看到一份材料,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可见江西人对官场是多么向往,每年要花多少钱在这上面。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我们在一些县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碑名上写着“州同知”,简称“州同”,这种官基本上也是买的。当时中国的地方官也是省、府、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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