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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台商更是直言：“要通过上海的海关、工商等关卡，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也是七天；而在别的地方，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是一个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传统的变通之术，并且它引发了人际关系和法律规章孰轻孰重的问题。
总结广东2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验时，会发现一种处理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论，这就是凡事都讲变通。用当年广东非常流行的顺口溜说就是“见了绿灯大步走，见了黄灯赶紧走，见了红灯绕着走”。反思这段历程时我们会发现，在当时没有任何现成法律规章的情况下，这种变通之术对广东乃至华南经济的发展发挥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可是时隔20年，当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规范的程度，当中国已经加入了WTO，需要和国际经济接轨时，这种变通之术就变得不再合时宜，尤其是当它和少数官员、行政部门的自身利益结合到一起时，它的负面意义就开始大过其一度具有的正面意义了，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台商得变通之利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吸引他们前来投资的因素；但反过来讲，正因为是变通，走政策的灰色空间，其中的风险又很大，从而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上海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大的大本营，它对外开放的每一步都是在相对严格的规范下进行的。政策的灰色地带不多，但投资风险也因此相对较小。
一位东莞台商协会干部前年和去年对此问题完全不同的感受，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前年这位台商干部同笔者讨论投资环境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做生意按规范做一定死，所以要合理截税。问题是，发生了抵触怎么办？”他断言说，“如果在长江三角洲出了这样的问题，政府一定对你关上大门（意思是不管你），而在珠江三角洲，至少会给你留一条缝（意思是还有商量余地）。所以你看，尽管这里问题这样多，还是有不少台商留了下来。”
可是时隔一年，他的态度大变。当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就开始抱怨当地官员的操守了。他说：我们不少台商在这里呆了十几年都学不会广东话，可是到上海没有多久，上海话就讲得有那么点意思了（不喜欢广东文化）。比较之下我们觉得，上海人相对守法，胆子也小（不敢索贿，吃拿卡要），上海人做事是很有规矩的。因此，虽然投资成本比广东相对高一些，但劳动力素质也高，劳资纠纷也少，只要你按规矩办，几乎没有风险，起码海关不会动不动就封我的工厂。而在广东，一方面关系未处理好，麻烦事就来了。
他还特别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地人的本位主义和排外意识。他以不久前当地水电费提价为例说，不同的镇甚至一个镇下不同的村，居然提价幅度不一样（可能又是变通，但一定是台商推动的）。同样是污染企业，一条河的这一边不准建厂，另一边就可以，难道大家不是喝同一条河水吗？在谈到排外意识时他透露：他们台商协会一直得到当地政府通知，未经允许，不准接待内地省市招商团。一位台商协会干部因为给内地招商引资提供帮助，受到当地官员的警告。
另外，当地人的种种现象让台湾商人看不惯。比如以前有不少当地人流行周末去澳门赌钱，后来大陆管得严了以后，又盛行打高尔夫球了。但他们的玩法连台湾老板都惊讶：输一杆球一万块。台商们表示，我的钱可是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于是没有人和他们玩。还有，当地一些人很有钱，人均存款比台湾也不低，但他们不重视教育，小孩从小就不读书，成日贪玩，父母则认为反正有钱，读不读书无所谓。“长此以往，这里的人口素质怎么提得上去？”一个台商不无忧虑地说。因此考虑到各种因素，不少台商还是打算到长江三角洲去投资。虽然那里的投资成本比珠江三角洲高10％～15％，但从长远来看，风险还是比这里小，机会还是比这里更多。
这位台商对上海及上海人的印象是有一定根据的。应该说自建国以来，中国官方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管理是相当有效的，特别是对人的管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一度最大的计划经济实体，上海在经济运行上的管理也极其严格，因为当时上海经济总量占了全国总量的1/6。这样几十年下来，便有所谓“上海人相对守法，胆小”，以及开放得有板有眼的文化现象了。
倘若有一双慧眼，便会发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进程中那个最散漫又最本质、最柔软又最坚硬、最平和又最热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气质”了。
国人必须经历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嬗变。在这场嬗变中，一种平实却又高贵、开放却又内省的精神气质的培育或锤炼，可能比具体的改革措施、物质的发展条件更为重要。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长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4）
胡平：1948年，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兰·佩雷菲特准备将“各民族的精神气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其博士论文题目，他受到导师的警告：“你踏上了地雷阵！”这意思是用客观存在的物质条件去解释一个地方为何领先或落后，这是一般容易顺利通过的路径；而所谓的“精神气质”却像阿尔卑斯山上的云雾一样不可捉摸，它无法量化为具体指标。野心不死的佩雷菲特，46年后在法兰西学院以“奇迹”为题作了一系列讲演，宣称令他年轻时代如此着迷的“精神气质”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历史学家们对一些“奇迹”总是大惑不解——从拥有“四大发明”的早期中国、埃及文明，到近代史上荷兰、英国的崛起，再到“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复兴——它们如何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佩雷菲特1949年至1952年恰好呆在德国。他发现，比起当时其他欧洲国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困境更令人绝望。但面对举国几乎触目皆是的废墟时，他常常听到工人与老板相互告慰：“即使我们发生了争吵，也永远不能从这里走出去，我们一道干吧！”他们一起睡在地窖里，一起喝可以照得见人影的大众汤。15年过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佩雷菲特又以韩国为例，1997年之后的韩国，外部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片肃杀，内部是工会罢工、企业破产、政府失信、社会动荡累积的一片疮痍。有外国人形容说：汉城是一座正在绝望中颤抖的城市。但是从那些走上街头涌去银行试图通过变卖首饰细软以偿还国家债务的平民妇女，到金大中总统尽管两个儿子因涉嫌受贿入狱，也要努力斩除商界与政府章鱼触角般纠缠不清的黑金关系……5；400万韩国人身上充分表现出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色彩。正是这种精神色彩，使得韩国率先在金融风暴后站起来，并日益具备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影响。像足球一样，在这几年韩国的电影和流行音乐风靡于亚洲，仅安在旭那身行头就“酷毙”了多少以“哈韩族”自居的中国少年……
我很认同佩雷菲特先生“精神气质”的说法。眼里蒙了云翳，当然难以看到形而上的东西。倘若有一双慧眼，便会发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明进程中那个最散漶又最本质、最柔软又最坚硬、最平和又最热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气质”了。
现在让我们掉过头来看看国内——
在浙江，东阳不产木头，却有全国最大的木条产业；嘉兴不产羊毛，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浙江全省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经济区”达300多个，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等各种发明出来的节庆有200个之多，居全国之最。原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说过两则浙江商人的创业故事。一是两年多前，海宁长虹皮夹公司捕捉到一条信息，将要流通的欧元纸票尺寸比当时流通的欧洲各国货币要大，这意味着欧盟12个国家内起码有两亿人要使用新的钱包。于是，他们立即组织生产，出口欧洲后大受欢迎；二是仙居的农民靠回收照相馆废弃的胶片、相纸等含银的废料、废液、废渣提取白银，变废为宝，每年加工交易白银500余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1/4……
对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经济区”，你可以称之为遍及钱塘大地的无中生有，即“零资源现象”；对张德江津津乐道的故事，你可说是浙江人发现商业机会的高度敏感和精明的商业计算能力。但我以为，这些往深里说，都来自于浙江人的精神气质，犹如来自血管里的血总是热的。
其实，以下这一切都在默默地发散着长三角地区人们的精神气质，并让我们深深思虑起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决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
一位曾在上海嘉定区挂职三个月的江西上饶干部，回来后同朋友算过这样两笔账：一笔是公务员工作时间对比：上海公务员每天在单位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满负荷的工作时间至少有8小时；而我们一些基层上班迟到早退现象时有出现，一些人在单位时间仅6个多小时，真正进入工作状态时间不到4小时，也就是说两地工作时间之比是2∶1；另一笔是行政机关来客应酬时间对比：在上海行政工作人员的时间表上，“请客吃饭”或“陪客喝酒”很少出现，许多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应酬，都用工作餐取代，这样一来，本要两小时完成的事，只需半个小时就轻松解决了，暂且不算投入的费用，单从时间上看，效率之比即为4∶1。尽管这两笔账显得有些细碎，但这恰是每个工作人员每天或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她深感江西的许多发展思路和措施，并不一定比发达地区差，差就差在落实的环节上和“干”的过程中。试想，如果江西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能像上海那样，从决策出台到基层执行，从执行完毕到信息反馈，整个过程都有序运行、高效运作，把节约时间作为加快发展的第一要诀，树立时间就是效率、就是进步、就是发展的新理念，那么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不就大大提速了吗？
这位干部还观察到，上海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最近看了些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体会？周末参加双休日报告会，MBA、MPA培训以及英语、法律等专业知识学习蔚然成风，“学习的革命”随处可见——政府是学习型的政府，社区是学习型的社区，干部是学习型的干部。她还注意到最近有部门对上饶和温州两地分别做过同一项问卷调查，即“赚了十万元钱后怎么用”。上饶问卷的结果是：90％的人“用来买房子和存银行”，不到10％的人“用来生产性投资”；恰恰相反，温州调查的是：90％的人“用来生产性投资”，不到10％的人“用来消费性开支”。她又查阅了一些统计数据：一组是江西省银行的存贷差额2001年底为450亿，去年5月份上升到530亿，资金不是流入而是流出，这说明江西省民间资本还很有潜力；另一组是上饶市200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51。7亿，如果能将这些“休眠”资金中的三分之一转为投资，就大约相当于当年上饶市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当年固投为44亿）……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会议中说“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我体会，这不仅是指向“十六大”后中国大地必然要发生的一轮更深刻的经济甚至政治改革；还表明包括广东人、江西人在内的所有国人必须经历的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嬗变。在这场嬗变中，一种平实却又高贵、开放却又内省的精神气质的培育或锤炼，可能比具体的改革措施、物质的发展条件更为重要。
经济发展到这种水平，规范就比变通更重要了。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是珠三角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曹辛：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习惯于只做不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和部门，现在也开始注意对外宣传了。不久前一则关于广东经济成就的报道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到这种水平，规范就比变通更重要了。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是珠三角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事实上，珠三角已经切实感受到长三角的有力竞争，也都在想出对策。据了解，东莞已向中央要求，准许当地台资企业产品部分内销。可以预见，如果这项要求获得批准，对于延缓当地台资企业的北上会起到一定作用。
而深圳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在WTO规定的五年开放期内，率先在服务领域对香港开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走的都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同国际市场接轨的路子，而越是同国际接轨，就越需要规范而不是变通。
珠三角领了20年风骚，这种“锋头”还能否保持下去，关键是看这个地方的官员们，能否有与时俱进的自省精神和创新意识。挑战在即，要提振精神来应战了！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1）
胡平：1953年，梁漱溟先生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直谏犯颜，痛陈农民之苦：“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毛泽东斥责他挑拨神圣的工农联盟，是“笔杆子杀人”！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整体的生存状况如何呢？梁漱溟先生到底是一个不见血的“杀人犯”，还是一位洞烛先机、风骨凛然的大智大勇者？
本来城里人要了解乡村的情况并不难。许多家庭在两代、三代之前脚板上都踩着牛屎。即使是纯正的城里人血缘，如同有人建议的那样，不久前只要你试着去做以下两点，便能获得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
一、看一看：在乘火车的旅途上，看看车窗外，无尽的田野上干活的农民操持的是怎样原始的农具；
二、问一问：问问在城里谋生的农民，总是又累又脏的活，薪酬又如此低廉，为什么却有这么多人潮汛般地往城里涌。
然而，记住祖辈来自乡间的人如凤毛麟角。
无论对于民族历史的遗忘，还是对于家族血缘的遗忘，在中国都是惊人的。遗忘，仿佛已成了我们习性里命定的吊诡。
而且，当城市的百宝箱拉开一道道美容、染发、瘦身、博彩、旅游、打网球、建高尔夫球场等眼花缭乱的时尚，当城市因充塞越来越多不伦不类的“罗马花园”、“时代广场”、“东方塞纳”、“维多利亚华庭”等洋名而满是虚骄之气，仿佛城市的好日子在透支了广大乡村的利益之后，还要包容全世界的好风景……
还有，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上，人们很少或很难听到来自中国广袤乡村的声音，到处是华丽而又甜腻的文字、音符、影象。它们走马灯似地制造一个又一个眩目的时尚，它们编织并自我陶醉于时下一个物阜民丰、弦歌不辍的“康乾盛世”。它们百般逢迎的，归纳起来大概是三种人：一是富绅豪门、明星大腕；二是新兴的白领阶层；三是所谓的“小资”，或曰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当然因为后者回报的含金量低，多半就交给文学打发了，这使早已边缘化的文学不至于凌空蹈虚，多少显示出有某种存活下去的理由。
总之，你只要去布满了明星与美女头像的报亭看看，或回到家里，打开被韩、台、港的言情剧与胡编乱造的宫廷戏垄断得一塌糊涂的电视频道，你就会承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当今的许多媒体不过着眼于在中国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又怎样让这小部分人先闲起来。或者说，它们已经乐乐呵呵地被大面积“绑架”了，被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所“绑架”，被中国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们所“绑架”，被花花绿绿的人民币、美金、欧元、港币所“绑架”，已成阶下之囚的赵安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为此，很长时间里，中西部的城市都几近失语，更遑论广袤的乡村乎？
靠恒河沙数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堆不出河清海晏；
靠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忽视，改变不了迄今为止中国依旧是一个农民国家的本质。
很难让城里人去关注农民，即使有人看一看、问一问、想一想，但在当今城市这个光怪陆离的轮盘赌的巨大诱惑与巨大压力下，农村的破败、困苦，很快便被置之于脑后。
九亿农民又严重失语。在诸多权力屏蔽下，他们少有可以言说其艰辛、冤屈乃至痛苦的独立渠道。他们惟一的方式似乎就是“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