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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亿农民又严重失语。在诸多权力屏蔽下，他们少有可以言说其艰辛、冤屈乃至痛苦的独立渠道。他们惟一的方式似乎就是“上访”，而许多年里“上访”被判定为“非法”或“阴谋”，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几近绝望的心理状态。
可叹的是，在知识界，也在政界，虽然“三个代表”、“人文关怀”的口号从未止歇，但人们在杯斛交错中唏嘘着乡村的日渐沉沦后，打着饱嗝，带着悲天悯人的自我满足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快意人生……
但中国大地上从来都有风尘压满两肩的行走者、倾听者。
几年来，先后有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真话》、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等问世，一时有振聋发聩之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3年有可能日后让中国农民历久难忘，更在于中共中央2004年一号文件即以农民增收为主题。在这前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紧急出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具、材料尽可能齐备，以翻修“农民”、“农村”、“农业”这三所早已破败不堪的房子。窗口陡然亮堂了，屋里陡然温暖起来，2003年为中国的农民兄弟点燃了一堆明丽的篝火。
此时，我却记得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将“耕者有其田”写进了“建国大纲”，近八十年前共产党就许诺革命胜利了要让农民享有好光景，还有二十多年前，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广大的农村曾经有过活力与欢乐……
政界、知识界面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都难以回避这样的命题：怎样的“发展”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怎样的“改革”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2）
摩罗（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接受中小学教育。1978年考入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都昌县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1993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97年获中国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高校任教师，现居家写作。摩罗不仅在文学评论上屡有创见，在国内的知识界这也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名字。近些年，他引起青年学子和知识界广泛关注的著作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我的老家在江西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能危害到这里，村民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一些。紧靠湖边的乡村则比较糟糕，可以说是饱受水灾之苦。我们村大概有500多人，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
解放这么多年，农民一直被排挤在体制之外，几乎被视为社会之外的人。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阶层而存在，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休闲文化研讨会，与会者很自然地将几个主要城市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研究都市人的休闲问题和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看见开过一个这样的研讨会，学者、专家，还有政府官员一起坐下来，研究农民、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概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凡是讨论文化、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很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很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或者搞土建，基本上在汕头一带，在南昌打短工的也有。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只领到1；000多块钱。在温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硬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一拖几年，甚至最后竹篮打水，农民哪有能够说话的地方！
他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打工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高楼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一晚。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甚至有赌博、嫖妓等嗜好，可能连这点钱都带不回来。有的人把钱输光了，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钱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除了过年回家，有一次我还专门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结果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的男人都不在家里，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吃点干菜下饭或者就是喝稀饭，不像是在过日子。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买点好菜，只有等到来了客人，或者过年的时候打工的人都回来了，才肯吃上几顿肉。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一脸营养不足的面容……
这种情况还是在家人都平安健康的前提下，如果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瘫掉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一个60多岁的老头，乡村的医生检查出他得了心脏病，但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60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我有一个堂兄弟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肯定过不了今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几十万块钱来治这种病？农民如果没有外援，没有几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他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有些麻木。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这件事写一篇报道，换一个角度说，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我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叫万跃平的农民，他与兄弟姐妹都在南方打工，后来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他要求哥哥、妹妹陪自己回都昌老家。回乡以后，他也不上医院去治病，其实也根本治不起，就在家里等死。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也病死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个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不一定有保障，哪里可能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还想写一篇文章——《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前几年，我们村里有两例非正常死亡，他们都是30来岁的男子，是我童年时代的玩伴。他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他们到乐平的小煤窑去挑煤，结果有一个小煤窑失火，死了20多个人，我们乡死了7个，其中我们村有2个人。当时烧起来的时候，立即把煤窑封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瓦斯爆炸，结果遗体也没办法找了。家里人就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现在妻儿老小都在艰难地度日……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
我看见这些教室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3）
时下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很困难，辍学的孩子仍然很多。老家的小学生上学要交95块钱，中学生交100多块钱，但是开学之后，学校总要找点理由再收一些钱。当地的校长大部分是我同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是一个劲地诉苦，学校其实也非常艰难，能得到的拨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学生多交一点钱来维持运转。可即使只收100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农民还真是拿不出。
现在教育体制的变化，也使得农民变得更加务实。过去上大学是公费，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一般不要再负担更多的开销。过去我的父母就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家境好一点的家庭便会努力供下去，他们鼓励孩子好好念书，争取考上重点高中。现在农民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上大学的费用不是一般农民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学呢？这就是农民最实际的想法。不过，大多数农民供小孩上小学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上了小学可以识字，最起码到了九江站知道怎么上车，买东西知道怎么数钞票……现在农村的孩子大多是初中念了一两年就辍学了，初中都不能毕业。
农村孩子不愿意读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农村中学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我曾经在都昌的北炎中学教过7年书，举一个关于住宿条件的例子，有一个老师负责管理女生宿舍，她拿着尺子进宿舍给女生分配大通铺的位置，每个人只能分到8寸宽。女生宿舍离厕所很远，晚上女生根本不敢出来上厕所，就近在宿舍屋檐下的水沟方便，于是周边环境污浊不堪。用水条件也不方便，洗漱的时候，学生用脸盆从外面打水进来，这样寝室里到处都是湿的，地面也坑洼不平，如果你穿布鞋进房间，需要很小心地看路。一到夏天，房间里则全是蚊子，只有8寸宽的地方，你说怎么挂蚊帐，而且还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蚊帐，所以学生住在那里就是养蚊子。
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房间里漏得一塌糊涂。我开灯爬起来，不断挪动床铺躲雨。我认为学校对老师照顾不够。第二天一早，学校通知放假一天，叫所有的学生都把被褥拿回家去晒干，晒干了被褥再来上学。当时感觉非常惭愧，作为一个老师，在被暴雨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学生也在被暴雨淋，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的更糟……
再说饮食条件，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菜。每到星期一早上，在乡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背着米袋子上学，他们一般带好一个星期的伙食。学校没有正规的食堂，连正式的饭桌都没有，只是门口有几个石头台子。每天有大师傅把学生装好米的饭盒、茶缸统一放到大笼屉里蒸熟，一到开饭的时候，再把饭盒、茶缸拿到石台上来。学生们各自找到自己的饭盒、茶缸，端到寝室里去吃。菜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无非就是一些干菜、咸菜、腌辣椒，连新鲜蔬菜都没有，只有等回家才能吃上蔬菜。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干菜里面会放一点虾米，有几条小干鱼或者几块肉。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各地最好的房子就是中小学校，哪怕在最边远的地方，最好的房子也是学校，你说这个民族怎么会不强大起来？
9年之后，我回了一趟自己过去教书的学校。这9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环境也略有改善，但这只是外观墙体的改善，房屋结构比过去牢固些，内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少改观。教室的面积还是那么大，但原来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现在倒可能有90至100个，教室里挤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的学生几乎被讲台全给挡住，坐旁边的学生则要小脑袋斜成近90度的角看黑板。不用担心哪个学生上课会做小动作，大家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有一个小学的校长告诉我，按照农村人口的发展现状，即便是挤成这样，他们还缺几间教室，这几间教室不知从何解决。在农村盖一幢教学楼大概要20万块，这钱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上哪儿去弄这20万？他们几年前建的教学楼，还欠着包工头的钱，直到现在还在打官司……
看见这些教室我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开始，结果到头来最苦的还是农村，这种巨大的反差确实应该反思。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生活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水果在农村很常见，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原来一个乡一天卖不掉20斤肉，现在只要你想吃肉、豆制品和新鲜蔬菜，在集镇上都可以买到。中等以上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过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有些房子都盖到路边上来。从国道往两边看，感觉农村多了很多新房子。农民一般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盖得起楼房。
农村没有变化的方面，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排斥在体制之外。如果你与农民调侃的时候，他们会用很沉重的口气说：“我们哪里是人？与城里人相比，我们枉过了一生。”
他们除了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的消费，没有其他的文化消费，基本上就是看电视，而且大多数是14寸、17寸黑白电视。其次就是打麻将，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还比较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连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光线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是许多农民心境的展露——老家的兄弟们与我谈到关于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它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奢望。据我了解，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比较能干的人，像这种有才干的农民才会有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