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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袋嗡嗡一片空白，如五雷轰顶，没等到他开药方，我极具戏剧化地突然站起身，噤声无言转过身子就离去，留下医师怔愣坐在原地。
真是讽刺，上两次我来看门诊，被过久的等候折磨，气得神志不清，在没有看到医师，也没有领到药的情形下，就仓皇逃开。这一次，我终于看到了医师，下场竟然也是没有领到药。
更难相信的是，我的主治医师并没有拦阻我，而是眼睁睁看着我那么消沉、惊愕万状地离去，举止大大违反常情，难道他不会怀疑我又是要去自杀了吗？
我的感觉勉强要形容的话，就像在外头被人欺负，哭哭啼啼回到家，跟父母泣诉，原以为会获得疗伤的力量，不料却狠狠挨了几个耳光，心灵大受震惊，二度伤害，久久不能回神。
从常理判断，他讲的话字字都对，但是这跟任何一个阿猫阿狗数落我轻生的指责，又有何不同呢？作为一个精神科的专业医师，他不是应该了解我那些可笑的寻死动作背后所隐藏的痛楚纠葛？
他的那一番话，或许基于关心，甚至是所谓的反激励，但是用量太重，良药逐变成毒药，将我全身仅剩的一点元气都勒毙了。
从门诊退出来，我感到人海茫茫，竟无一可以求助的对象，连最后一根浮木也弃我而去，忍不住面目枯槁，五内颓败。
当然这种经验并不新鲜，自从罹患忧郁症之后，我时常有被人误解的遭遇。例如，有一位读者看见报纸披露我生病的消息，就来了一封电子信件，劈头就惊讶地说：“许大哥，真没想到一向如斗士的你，居然也得到了忧郁症……”他的言下之意，忧郁症是一种软弱心性反映于外的病，而他觉得我向来是一副很勇敢的强者模样，怎么也会被忧郁症缠身呢？
还有一回，我的心情掉到谷底，刚好大学时代的死党K打电话来问候。我和他近来有一段因缘，起因于他觉得胸闷，心事烦乱，有着莫名的焦虑，严重时还会干扰到他的睡眠，甚至对人生也萌生了深深的无力感，所以问我怎么办？我便介绍他去同一家医院，看看我的精神科医师，请教高明，结果他真的去了，似乎有点奏效。
毕业后，多年来我和他保持联系，终究各忙各的，竟会意外在这一条精神维修的路上重逢，“彼此作陪一段”，感受又亲了起来。由于老友之上，多了这段病友的新交情，我才跟他说起了心情郁闷的由来，就是在新书记者会上发飙，当着众多来宾与媒体乱说的事，否则我不轻易向人诉苦。
本来以为他既然也有被焦躁折磨的体验，至少不难想像我的苦衷，但他没听完，就打断我的话，用这样的开场白开始说起我的不是：“喂，你……会不会是最近常常一个人在家太闷了啊？”
他叽哩咕噜讲了一堆，我半个字都听不进去，然后他察觉了我的异状，反问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我颓丧地回答：“没有，我一点都没听，因为现在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听这些。”
那真是沉重的打击呵，连这位同样向精神科求诊的老友都无法理解，反而认定我是无事闲人，闷慌了，才会自个儿弄出毛病来，见什么都不顺眼，跟谁都有仇似的。
或许这也难怪，从K以往几次跟我述及的线索看来，他的症状与我并不相同，不是忧郁症，比较像是恐慌症。而在诸多的神经官能症当中，不见得类似症状的病患与病患之间，就能够“将病比病”或“将心比心”。
打个比方吧，我曾听过一个强迫症的朋友提到他的感受，说他“如何被在意的事情折腾”，连我这个自诩擅长驰骋想像力的小说作者都无法真正进入那一份情状中。
他说生活里每件事都必须照他的规则来，不然就会心神大乱。我早先是听说过有强迫症的病友每次出门，都要折返好几趟，不是担心大门没锁好，就是怀疑煤气没关上，走到巷口了，还一再挂心，来来回回再三确定，才勉强放心。
但是我这位朋友更绝了，他说当坐在书桌前，如果少作了一个例常动作，便会心神不宁。因为他老觉得两边的桌面没有跟墙壁对齐，而他不是像一般人随便挪一挪桌子，把位置调整一下，竟然必须拿出一把尺，将两个桌角与墙面的距离都量出来刚刚好，才能搁下心。
呼，这样折腾的确会把生活搞得很辛苦，换成了以我的忧郁症去设身处地，也一样无法真正进入状况。
所以我的老友K以他的逻辑说了我一顿，或者不相干的人误解了忧郁症，这些曲解、冤枉我都承受得下来，但是当我的主治医师也跟着数落我，对我的轻生之举斥责，就像其他人一样，我就崩溃了。
从医院出来，我一直无法思考，脑子还泡在浑沌中。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完全空掉了，没有重心，而且支离破碎，终于我想起了最后的一丝希望，十万火急跟我那位精神科医师友人联系，向他求救，说我一定要当面见到他。我期盼他能以一位专业医师和朋友的双重立场，对我说真话。
当晚，我依约来到中泰宾馆一楼的泰国餐厅，见到了那平日忙得恨不得有分身术的朋友，如果不是攸关性命，我也不会如此以友情耍赖，强求他拨冗见一面。
他听完了我当天早晨在医院的经历，脸色庄重地说：“我也很意外他会这么对你说，也许……也许应该这样说吧，即使对许多医师而言，包括精神科医师，死亡仍然是一个很深的禁忌。”
够了，这样短短的一段话就够了，够让我把一整天的恐慌、迷惑、震惊压下去。我因此确定自己不是反应激烈，甚至疯了，至少现在有一票支持我。
隔了几个月后，我在网上查资料时无意中读到，《英国医学会期刊》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精神病患自杀对精神科主治医师的伤害实在相当深远，不但会改变医师本身的临床执业习惯，还会对医师本人的健康及人际关系造成影响。
这是亚伯丁大学研究人员针对三百一十五位精神科医师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在这些精神病人自杀的过程当中，有五十四位医师坦承自己因而变得心情低落、睡不好、急躁易怒。六十九位医师因此而改变自己工作的习惯和治疗病人的方式，有二十四位医师考虑提早退休，以解决这个烦心的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当医师发现自己的病人选择自杀的时候，他们与常人一样，也会受到惊吓与刺激。
或许，这就是我的主治医师跟我对不上话的原因吧。
我也想起一年前我这位精神科医师友人在我家聊起了一段遗憾，他没有强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忧郁症病人住院，迁就了他的自主权，没料到病人竟熬不下去而跳楼身亡。友人为此十分不能释怀，也深深自责。原来精神科医师面对忧郁症患者时，有时其实是在跟阴险的死神拔河，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全盘皆输了，难怪压力沉重。
第五章重回忧郁症发作现场
我接连两天胡乱吞药被送入急诊室，正好遇到端午节连续假日，整个周末就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度过。第三天迷迷糊糊醒来，虽是周一，仍然在放假，我还搞不清楚状况，石姐便打电话来问说跟“华视新闻杂志”制作单位早就约好的访谈要不要取消。
彼时我的脑子里，已经不太有前两天被送医急诊的印象，仿佛那是一段凭空消失的时光。我还好奇地问，干嘛要取消。
前后连着两天，石姐与我姐姐，以及桂花三人都陪着我二度出入医院，充当急救部队。她本来以为我才刚从药物催化的昏迷状态中苏醒，也许不适合接受媒体采访，岂料我把这段记忆都洗掉了，早晨醒来后，身体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
石姐仍不怎么放心，特地跟姐姐讨论我到底能不能上阵去面对媒体。可是，我浑像没发生这一回事，不仅如此，从那种浑沌不明的寻死冲动中返回人间，我的头脑反而更加透彻，神志益发清爽，实在奇也怪哉！
中午时分，石姐开车来载我到出版社，胡因梦也在电视台的邀访之列，她一看到我便惊呼：“哇，你的生命力真强，吞下了那么多药，眼眸还是这样清。”
我那时听不太懂她的话，好像整件服药的傻事都与我无干，怔愣来不及反应。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像是误闯进了别人的躯壳，这副身体前两天所做的事对我而言，都有一股陌生的局外人之感。
“华视新闻杂志”要制作一集忧郁症专题，这趟出镜，一共访问了胡因梦、石姐和我三位。我的部分，只记得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但究竟谈了些什么，事后无论如何追想都不复记忆了。
我倒是记得石姐受访完毕，就跟我说真糗，她代表忧郁症患者的友人来说一说心境，但说着说着，她由我的个案，想到了她一样染有忧郁症而受苦多年的某位亲人，一时悲从中来，忍不住潸然泪下。
她说自己叽哩咕噜也不晓得讲了什么，还在镜头前落泪，真不好意思。但她随即又自我挖苦道，“反正我讲什么也无所谓啦，因为搞不好到时候人家只剪我哭的这一段而已。”
果然，听说后来这集播映时，石姐的部分真的如她所说，哭的那一段被保留了，其他的好像全没播出来。
我和石姐都干过报社工作，她还曾跨足广播、电视，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媒体这种煽情的猎人本质，只是这一次轮到我们扮演另一方的角色，成了被捅破伤口、暴露血迹的受伤小动物。
然而，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生的真相吧。譬如我一度这样在死亡边缘浮沉，对于报导的媒体充其量是一桩素材罢了。我的自镣企图只是加添节目口味的一条辣椒，有最好，没有也无妨，这年头谁死了、或者谁想死而没死成，都不过是五分钟热度的速食新闻。
制作单位录完了谈话的部分，想加入一些画面搭配，于是藉着出版社办公室的会议桌一角，拍摄我在看书的模样，后来他们仍觉得动感不足，要求我到附近的大安森林公园去补拍些外景。
人家常说“重回犯罪现场”，我这下竟成了“重回忧郁症发作的现场”，因为制作单位希望看见我神情落寞，在公园小径上踽踽独行。这大概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忧郁症吧，其实忧郁症一发起来，绝不只是外表上的落落寡欢、状似孤单所能比拟。那是一种内在极其剧烈的撕裂感，忧伤与失落漫天盖地而来，逃都无处逃。
为了捕捉具有说服力的画面，我像一个笨拙的临时演员，可笑地在小径上来回走了几趟，制作单位只差没有在一旁下达这样的指令：“表情再凄苦一点，步伐再蹒跚一些。对啦！就是这个样子！保持这样下去。”
反正蛮荒谬的，但我彼时的动作确实是在摄影机前“扮演”一个忧郁症患者，他们要我走完一小段路后，就在路边的长条凳子上坐下来，虽然他们没有指示我坐下来后要怎么样，不过我倒是自动忆起了罹患忧郁症以来的种种困顿，那份乏力感重新掳夺了我的身心，而当时我脸庞的表情应该就颇符合制作单位的要求了吧。
为了帮助社会大众了解忧郁症，我不仅写《晚安，忧郁》，现身公开了自己最不堪的染病真相，把生平一大堆拉拉杂杂的私密悉数曝光，还要以这样笨的演技去还原发病时的全貌，我恐怕是全台湾最爆笑、最古怪的忧郁症病人了。
拍摄完毕，制作单位走人了，我也离开了公园，不想就此回家去，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似乎我刚才演得太入戏，以致收工了，心情仍收不回来。慢慢地，我踱到新生南路对面何嘉仁书店的走廊，软倒在一张铁制的情人座上。
我茫然地呆坐在那儿，感觉天地之大，却毫无让我开心的理由了。活着，变得可有可无，我只是一息游丝的气还吊着而已。
怎么搞的呢，我的心境为何忽然惨跌倒这样深的谷底了？在这之前的整个白天，我那份明显活在人世的清醒知觉，业已逃逸无踪。
如果这时摄影师还在，赶快开机，猎取到我瘫痪的神色，应该会比刚才刻意演出来的更为传神吧。
坐在那张椅子上，也不晓得过了多久，我始终被一股沉重的力道往下拉，那种“活不下去”的苦涩滋味又悄悄渗进心扉了。突然希望自己消失，没有呼吸，没有感觉，同时让这无边忧郁的病苦随着自己的生命消失，无法再作恶。
就在百无聊赖之际，我按下手机的一个记忆键，打给好友张维。
他一听我的语气，马上就知道我的情况不太好。我虚弱地说：“活得好累，又想到死了。”
张维在几年前一度也曾爆发忧郁症，属于家族性遗传，他的姐姐病情更严重，从来没有断根，几年下来陆续都会复发，他自己在年纪轻轻时也被这个病魔缠上了。
张维是原住民，发病那年，就回到新竹山间疗养，每天爸妈轮流开车载他去山顶，让他静坐在群山环抱中，感受大自然雄厚生命力的滋养。
就因为张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若是跌入情绪的深渊时，通常打电话给他，都会获得友善的体恤，而不像一般没有经验过忧郁症的朋友，往往会被我的求救弄得手足无措。
更甚而有之，我如果是向别人提及死这件事，约莫是自找无趣，甚至是自取其辱。但是跟张维说则不然，他在电话那端陪我叹了一口气：“这感觉很累喔，唉！我了解。”
当时张维远在新竹，我也只能简短诉诉苦罢了，这杯浓墨一般的愁苦终究要一个人喝下。
路灯渐渐亮了，我像是透明空气坐在那张椅子上良久，心头空荡荡，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踏出去了。
这时，万万没想到有人忽然低下头来，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将我从发愣中拉回。我抬头一瞧，是一位年轻的女孩，一下想不起是谁了。她提醒我：“是我啊，我是妹妹，我们在飞碟电台见过面。”
喔，难怪这位自称妹妹的女孩很面熟，经她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原来那次去飞碟电台上张清芳的节目时，因为要讲的主题是忧郁症，这位妹妹正好在飞碟打工，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就央求张清芳让她一起进录音间旁听，结果我们两人讲着讲着，注意到她一边流泪，一边频频点头，情绪激动，显得相当投入。
张清芳因此拉着她一起加入访谈中，才聊起来她几年前被家人送去英国读高中，独自在异乡，与一大堆不同肤色的同学相处，她感到老师有种族歧视，因此更加发愤用功念书，不让别人有藉口瞧不起她。
可是压力也因而膨胀到她无法承受的地步，开始出现幻听、幻觉，最后崩溃了，搞到竟被两个彪形大汉冲进宿舍将她架走，强制送医，她还记得那时一直尖叫着，大声呼喊妈妈。
我那天在录音间看着这位妹妹，清纯的脸庞仿佛还有昨日的残存的余悸，没料到在我失魂坐在街头角落时，居然会跟她意外重逢。
“咦，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就住在这附近啊，你还好吧？”她显然留意到了我的异状。
为了不让她忧心，我强打起精神，挤出一丝不太道地的微笑，回答说还好。
同样是忧郁症悲惨世界里的沦落人，我们相视而笑，她大概也知道我答案里的些许无奈。但我还是勉强灌注了一丝气力，打起精神，不愿让她太为我操心。她年纪那么轻，就经历过独自在异乡精神崩溃的打击，我毕竟虚长了她好几岁，当然不能在她的单薄身子上再加重负担了。
她当时在录音室就跟我要了手机的号码，希望保持联系，这次无意间巧遇之后，她果然又打过一两通电话问候我。有一回，刚好我正在忙着应接媒体访问，她关心地问我在干嘛，我照实说了。
天哪！人生的际遇真是巧妙。
我后来时常想起这位妹妹，她的人生才刚要展翅飞翔，就扛着一粒如此沉重的精神之瘤，还必须奋力一搏，比我还要勇敢。我默默在心里祝福她，这趟休憩之后的再度起飞，可以迎向开阔的蓝天。记得那次听她在录音间提到，将来还是想回英国把书念完，我诚心地希望她永远不会像我这天一样，演出“重回忧郁症发作现场”。
第五章陷落在搬家的噩梦中
在忧郁症患者的眼中，有许多生活里的压力是被放大了好几倍，变成一头庞然巨兽，张牙舞爪，流着恶心的口涎。譬如，新换了一份工作、学校的报告写不完、手中的股票一直在跌、缴房贷的日期逼近，甚至于有时连胖了半公斤这种芝麻绿豆的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