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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我个人的人文底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比较陈旧。我看不起文化快餐或快餐文化，认为它既不精致也不完美；但这是从我的偏好而言，而一旦我把自己摘出来，从法学和社会学家的角度较一下真，我们又会认为哪一种文化是绝对好并永恒完美的呢？而所谓的文化快餐，如果放在当代社会中看，难道不正体现了一种知识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趋势，不正体现了一种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追求，不正体现了社会对新知识的需求吗？而这反映和回应的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急剧和普遍转型，从一个相对静止的农业文化到一个更为生动强健的工商文化的转变。如果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需要的主要知识就是用完即扔的知识，如果在这个社会中知识的折旧率就是很高，难道我们可以并可能因为我们对文化的评价而要求社会适应我们吗？我们今天观赏传统京剧的人大大减少了，绝不是因为观众的人文底蕴少了，而是时代变了，今天的城市白领可以说在任何方面都一定要比传统时代的京剧观众（他们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也背不下历史朝代）的文化底蕴厚得多。
也的确，古代有不少官员（包括“赢得青楼薄NB062”的作者杜牧，因此在今天他肯定是极端腐败的官员），甚至很高的官员（例如白居易、元稹；例如王安石、苏东坡；例如韩愈、司马光）吟诗作画，文采飞扬，而今天自打毛泽东之后，尽管许多政府高官也都偶尔赋诗、四下题词，却没有一位可以在文采上或书法上可与这些古人媲美的。但这真是一个问题吗？其实，当我作这种比较时，已经犯了时代错误，表明的只是我的观念陈旧，因为看上去似乎“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毕竟已“换了人间”。社会的变迁，知识的分工，职能的转换以及选拔的标准都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政府官员首先不是文人学士，因此，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人们根本不看重官员的书法如何，诗歌如何，文采如何；人们看重的是他有没有能力招商，有无能力融资，有无能力处理外交内政。甚至在大学里，包括人文底蕴最雄厚的文史哲院系也是如此了：院长、系主任的选任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得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一定的交涉能力，甚至就不能有太多的文人习气。甚至我们今天挑选教员的标准也发生变化了，我们也许偶尔还会称赞某个老师的板书写得好，有书法功底，但是这已经不再是挑选教员、评定职称的标准了；我们甚至不苛求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了，我们更看重的是他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和他引数了。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社会对文化知识的评价体系都已经变了。
而且，我也根本不相信通过提倡人文精神、或传授人文知识就可以增加人的人文底蕴。比方说，有外国学者说，法律必须信仰。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89年。这话不算错；但是如果人们不信仰，或还没有信仰，或者这个社会还是看重人际关系或法律规则会受人际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大可能仅仅通过倡导就可以使人们“信仰”法律，除非我们搞蒙昧主义。而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已经是不可能的。又比如，20多年前中国文科高考成绩最好的都进了文史哲，而如今都进了法商经（我自己当年也想进北大中文系和哲学系，落选了，直至今天，遇到同辈的陈平原、阎步克、陈来等教授，我仍然会充满敬意并感到某种不安）。而且，我们要注意，20多年前，那是文革刚刚结束，是在一场“文化浩劫”之后，夸张一点说，是在一个最没有人文底蕴的时候，可那时的青年人却在追求“人文底蕴”；而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却是一直在倡导着精神文明，弘扬着传统文化。这种反差值得玩味！
我常常认为我们法学院的学生过早专业化，过分技术化，我也希望同学们多学一点文史哲，我也开设了《法律与文学》之类的课程。但是，如果我们的学生就是喜欢网络，就是喜欢“酷”，就是喜欢金庸，就是认为金庸比曹雪芹更好，就是认为金庸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就是喜欢“无厘头”，就是喜欢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喜欢《真实的谎言》或《泰坦尼克号》，或者是口头上说鲁迅如何如何了不起，但床头边放的都是《笑傲江湖》，我们又如何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偏好呢？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去阅读《道德经》或唐宋八大家，我们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去阅读《奥德赛》或《卡拉马佐夫兄弟》。即使上课读了，他们也不会讨论；即使组织他们讨论，也无法要求他们在课余交谈。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只能是提醒他们一下：在他们视野之外还有些东西也不错至少我们认为不错，曾感动我们或多少个时代。但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们的行动拒绝了，那么我们恐怕也只能接受他们的不接受，我们不可能拒绝他们的拒绝。
事实上，除了一些只属于特定时代的人文精神或底蕴外，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东西都必定是在社会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必须是对人有文化的召唤力和感染力的。“人文底蕴”并不是本质主义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某个时代的规定，甚至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共识，而只能是多时代的交叉共识。许多风靡一时的作品，无论是什么作品，后来都被或会被遗忘了或淡忘了，有些东西则保留下来了或会保留下去。请不要以为我的这个说法仅仅是针对传统的人文，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普遍方针，“让我们走着瞧”，这就是我对金庸以及今天的许多流行或大众文化的态度。也许我对金庸有些偏执，但这未必不是在坚持一种人文的立场，一种学术和艺术的个人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是努力做我们自己的事。提倡、倡导或义务性教育最多只能对人的知识结构有边际的影响，而不可能超过社会本身对人之偏好的创造。
第三部分 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第20节 道德、人格作为人文底蕴？
在一些学者看来，上面讨论中的“人文底蕴”可能还都太技术化了，可能都不属于人文底蕴的“核心”或“本质”，不是那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文底蕴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骨气和人格，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结果的忠诚和坚定。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反思文革，批判1950年代以来的极“左”思潮。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一些学者赞美顾准，赞美他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坚定地从理论上批判了计划经济，指出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且为这一追求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家人的理解。也有许多学者高度赞扬陈寅恪、马寅初的学术品格。有些学者，一提到顾准，就热泪盈眶。
顾准当然是我心目中的学界英雄之一。但是我又感到，一旦把顾准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他所谓的独立人格或思想，特别是他的骨气时，我就觉得这种逻辑很有问题。在我看来，顾准的真正伟大之处主要并不在于所谓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而在于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批判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不在于其批判性的意义，而在于其建设性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对任何人所谓的独立人格的承认都紧紧依赖于并附着于对于他的思想之社会后果的评价和承认，而不是独立于对这种后果的承认。一个学者也许很有骨气，很有人格，但并不是有骨气哪怕是学界人士就能保证一个人成为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社会科学家或思想家。这里的逻辑是很明显的。当张春桥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一言不发，蔑视法庭时，在某种中性的意义上，他不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坚定信念的吗？他同样拒绝接受一个社会的流行观点，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成为有社会科学贡献的学者或思想家。我们并不赞扬他；相反，我们可能只会说他“顽固不化”、“顽抗到底”、“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是华君武先生为此所作漫画的名字）。我们赞美一位学者的人格不过是认同其思想的社会后果，而不是认同某种姿态。在这个意义上，赞美优秀学者的人格是“泛道德化”的中国文化留给中国社会的、对学术成就的一种习惯的固定表达方式；我们只要理解了这一点就行了，只是不要真的由此就陷入了这个语词的陷阱，成了另一种堂吉诃德。
仔细分析起来，我认为，除了微弱的个性因素外，顾准的所谓人格和独立反倒更可能来自他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和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正是这种深入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才使他有了某种自信；即使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家人都拒绝他或怀疑他，他也能够坦然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我的这一分析推论是对的，那么，所谓独立人格和思想坚定的构成，部分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因此，在强调或倡导独立人格和思想这样一种所谓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底蕴时，并且如果有学者试图这样实践时，我也许不会反对，但我总感到这未必不会变成另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也许会成为一种竞取学术声誉的捷径，实际却是学术研究的歧途。
因为，哪怕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也总是有个分寸的问题。人当然要忠实于自己的研究结论，要说真话，这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古训，老百姓会认为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难道这就构成了“人文底蕴”，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者自己的学术贡献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之一？我确实很怀疑。
首先，从法理上看，这是一种强调“人治”的进路，而不是“法治”的进路。因为过分强调学术发展中个人品性的重要性，就可能忽视制度的重要性。在包括法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更重要因素是制度，要建立一个可能减少说真话之代价的制度。我说过，“一个总是要求人们为之献身才能得以维系的制度，至少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更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苏力：“法官素质与法学院的教育”；《法商研究》；2004年3期。由于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也就是在此提一句而已。
这个问题甚至更让人糊涂了。因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但需要自信和坚持己见，同样也需要怀疑精神，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包括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愿意接受他人的质疑，挑战昨天的自我。我们不是赞美谦逊吗？我们不是鼓励超越自我吗？这不同样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与真诚、与忠实于真理并不矛盾？既然真理从来不是赤裸的，谁敢保证自己看到的那一点就是真理呢？据此，我认为，在极“左”路线的压力下放弃了自己先前学术观点的人，有些人确实可能是想投机，但我想可能有更多的人是真诚地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方面的材料是大量的，请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甚至在某些地方，陈寅恪也难免。1959年国庆，陈寅恪与夫人共同在家门口贴对联，上联是：“六亿人民齐跃进〃，下联是：“十年国庆共欢腾〃，由于对联是自我选择的，因此这种选择至少表明他当时也支持大跃进。他们的错误，因此，也许并不是因为缺少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或自信，不是因为缺乏真诚与坚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研究透彻某个问题。也因此，我突然发现，并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精髓”，没有哪一种概括的态度或姿态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科学的具体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要素”可以保证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功。任何研究者都注定要在具体细致的日常实践中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也许，承认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底蕴？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强调的人文底蕴，那么我们大多数不正是，而且也确实都是这么生活着吗？我们又如何区分什么是、什么不是人文底蕴呢？也许人文精神不过是一个词，是人们对那些成功的对于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人的行为和做法的一种概括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这个问题就更说不清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真诚还是道德，无论是坚持真理还是放弃原则，似乎都不构成一个学者的学术或科学贡献的要件。海德格尔不仅信仰纳粹主义，而且迫害自己的导师胡塞尔，可参看，倪梁康：“海德格尔事件感悟”；《读书》；1994年3期。公德、私德都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作为20世纪对哲学贡献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培根收受贿赂，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现代科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基雅维利分析帝王治理术，也屡屡政治投机，却没有影响他作为政治学事实上是社会科学的现代奠基人之一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卢梭不愿抚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全都送进了孤儿院，但是他的《爱弥尔》仍然被作为儿童教育学的重要著作。关于一些著名人文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的例证，还可以参看，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自然科学上，我们今天仍然经常提起那位屈服于教会强权的伽利略的学术贡献；而如果不是因为被教会烧死了，今天又有谁会记得那个捍卫科学更为坚定的布鲁诺呢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学术贡献？甚至布鲁诺之死也不是因为他坚持了日心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思想的离经叛道。可参看，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94。也许道德与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贡献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社会记忆是势利的。当我们被屡屡告诫“莫以成败论英雄”时，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并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千万不要误解我认为学者的道德人品无所谓。我当然更喜欢也更尊敬维特根斯坦，而不是海德格尔。反思起来，这里面除了学术上的个人偏好外，也还因为前者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善，更少威胁，而不是因为他的善给他的学术带来了更高的价值。但在学术评价时，我们不可能坚持这样的标准，而只能坚持学术的标准。
第三部分 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第21节 “人文底蕴”背后的可能危险
也正因此，当人们强调文化底蕴，强调人文精神，强调或号召人们要有某种终极关怀，必须接受某种价值时，我往往会有所保留。这一点也延及我自己。我常常担心，我强调的某种素质或学术底蕴是不是一种太强了的个人偏见或偏好；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阻碍了学生的追求和探索。比方说，我确实觉得当一个学者挺好的，搞法律理论尽管不很吃香也挺好的，但这只是我选择的职业，也只是我的爱好，为什么一定要劝说我的学生也应当像我一样选择？难道他们也必须坐十年冷板凳吗？只有这样才算有学术的理想和追求吗？为什么他们不能选择他们的职业呢？难道中国一定要培养很多的法律理论家吗？而我知道有些法治健全的国家其实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原创性的法律理论家，例如，新加坡。
我的这种自我反思肯定是有问题的，不仅缺乏一种坚定性，而且这往往也只能是反思，很少能真正在生活实践中全面贯彻；对此我不可能在这里系统分析。但我提出这一点的要害不在这里，我有更深层的忧虑，甚至我感到了某种危险。
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国剑桥，我同一位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发生了争论。他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界的批评是关心效率太多，关心正义不够。在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也屡屡有类似的论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是令人痛心的问题，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品格，也可能存在学科关注点过于集中、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甚至“跟风”的问题；就研究者来说，也许有过于关注专业化，忽视了某些问题，有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的现象。因此，人文关怀、人文底蕴作为对社会科学不健康发展的一种校正被提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扮演起“社会良心”的角色，对一些他们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任何研究的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大而化之的评论，尽管我不可能反对他们就社会热点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