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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高规格的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到会讲话，他说，预防、治疗和控制非典型肺炎，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
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当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
同日，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温家宝主持。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卫生部“关于建设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问题”的汇报，确定了当前要抓紧的几项工作是制定相关行政法规，从法律上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运行是建立应急指挥系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等等。
此前的4月12日，中国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发出通知，要求有关部门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随即，教育、旅游、交通等各部门都下发文件，要求抓好防治非典工作。各省市也纷纷召开会议，组织防治“非典”工作。
卫生部对非典的防治工作制定了更细致、严格的规范。比如要求临床医师在接诊疑似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时询问流行病学史；加强对病原学研究的管理工作。同时要求不得擅自对外发布非典型肺炎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
4月14日，卫生部继2月13日和4月2日之后，又公布了新的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标准，包括流行病学史、症状与体征、实验室检查、胸部X线检查和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等五个方面。
相比之下，过去“疑似病人”的标准显然过宽。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北京：“非典”时期的典型过程（二）
4月15日：病例数字
4月15日上午，卫生部公布了最新疫情：截至4月15日上午，中国内地共报告非典型肺炎发病1435例，比5天前增加了145例；死亡64例，增加了9例。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市从几天前的22例增加到37例——多数人感觉这个数字并不高，但细细一算，5天增加15例，在北京已是不少。
官方已经承认，在输入型病例之后，北京目前已出现继发病例。而继发，在当地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正是世卫组织定义“疫区”的标准。
卫生部还解释说：4月10日以来，全国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有所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卫生部修改和颁发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同时也派出了专家工作组对过去可疑的病人进行确诊，使全国的病例数有所增加。
4月16日：世卫组织良药苦口
下午，世界卫生组织来华专家组成员举行新闻发布会。
和以往客气的态度有别，专家组此番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北京的军队医院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报告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专家组组长AlanSchnur认为北京的SARS病例的实际数字会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卫生部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观察对象三个定义有关。JamesMagnireMD博士认为：“前两者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probablecasesandsuspectedcases）区别非常小。而观察对象则属于有一些类似病症但还不太确定的对象。”WolfangPreisier博士说：“我建议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公布所有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观察对象。这样有助于建立信任，减少谣言。”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网站上称，将派出更多小组前往中国的其他地区。专家称，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内陆省份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SARS。一旦扩散到贫困地区，当地的医疗机构也不足以应付疫情。
当天晚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公布了SARS病源已获正式确认的消息。这种被命名为SARS病毒的病源，正是国外专家普遍怀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人类征服SARS之途透出曙光。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4月20日下午，参加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的中外记者发现，原来预料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没有露面。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而仅仅在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还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职务；免去孟学农的职务。
4月21日，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SARS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中国政府围绕SARS问题的信息披露日益透明。
在此后的半个月内，北京每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从4月21日到5月8日，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几乎都在100例左右徘徊，甚至曾高达152例。但政府的措施取得了成效，至5月9日之后每日新发病例逐渐下滑。5月29日，北京报告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总数首次降至个位，仅为9人，比前一日减少9人。当日，北京还首次实现了没有一例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零”的记录。除5月30日出现一位新收治的非典确诊病例，这个记录一直维持到6月5日记者截稿时。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飞来横祸（一）
太原市退休女工谢某刚从北京奔丧归来，就觉得身体不适，胸闷发烧。她立即前往太原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
谢某的哥哥刚刚在北京过世。他去求治结肠癌，结果死在佑安医院，死亡证明上说：“发热，原因不明。”此刻，谢某也是“发热，原因不明”。
这是2003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8天前将中国广东、香港和亚洲一些国家发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名为SARS，确定其为对全球所有国家具有重大威胁的疾病。香港已经处于SARS大爆发的前夜，病毒从医院扩散至社区，媒体关注铺天盖地。在北京，许多人听到一种传言，说非典型肺炎已经悄然进入北京，佑安医院就是医治点之一。
如果谢某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至少会把哥哥的可疑病情告诉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如果她有足够的知识，她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危急状况；如果……
可惜她在山西，在太原。她不懂英文，不上网，甚至没有机会听说“传言”。所以，没有“如果”。她以为自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也没有介绍哥哥的不明死因。她被安排在省人民医院急诊室观察暂住，三天后死亡，死前才被确诊所患为非典型肺炎。
在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山西，省人民医院是最好的医院之一，但也是个没有专门传染科、以往也并不接收传染病患者的综合性医院。
一切都是猝不及防！谢某被怀疑染有“非典”后，医院曾为她留住急诊室的观察区打了隔断。但就连为临时隔离区接通电路的电工，后来也染上了“非典”。
这一轮，仅省人民医院就有十多名员工感染SARS，最后一个倒下的是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月24日晨8时，57岁的梁世奎不治身亡。
4月25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书记和院长向《财经》记者回忆起这一切，伤心地流了泪：“当时我们怎么会想到，北京也是疫区呀！”
二
3月27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终于把全球的SARS案例中国项从零调为“中国广东972例”之后，又宣布：越南河内、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还有中国的广东、北京、山西、香港、台湾为“疫区”（affected area）。
将山西定为疫区绝不为过。4月2日，山西报告的确诊SARS病例为4例；6日，升为24例；14日卫生部调整诊断标准后，山西在一天内增加了50例，总数字调至82例；到18日，山西的确诊病例增至95例——不仅如此，山西还是当时全国惟一报告疑似和观察病例的省份，称总住院人数为140例。
4月20日，随着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去职，北京的“非典”病患总数升至300例以上，并连日大幅上升。然而直至现在，山西仍是全国仅次于广东和北京的SARS重灾区。
截止到4月30日10时，山西报告确诊病例299例，疑似病例130例，死亡9人，出院22人。这个内陆省份有一个地区和10个地级市，现在除晋城一地尚未发现SARS外，其余地市均已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形势极为严峻！
“我们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先没有准备。”“这场疾病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4月26日，在山西SARS防治指挥中心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厅长李俊峰的语气相当沉重。
作为中部经济落后省份之一，山西陷入SARS之灾备显残酷。人们在想，为什么山西会成为SARS在中国的重灾区呢？偶然之中，必然何在？曾有人简单推测，恐与广东疫发之初多有人前往山西贩醋有关。经《财经》调查，事实并非如此。
三
山西官方在报告本地病例时，常用两个词：“输入型”与“继发型”。所谓输入，是指从外地传入；所谓继发，是指在本地又传染给他人。需要分析的是从哪里输入，又如何继发。
上述谢某，并不是山西最早发现的“非典”病人。在她之前，该地还有两个首发病例，每一例身后又有一串。连同谢某，山西当地称为三条链。
第一链的源头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场包租柜台做珠宝买卖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广东进货时染疾，发烧胸闷。当时，广东媒体对于“非典”的报道已经趋于寂然。身为山西来客的于某无从知晓，2月初一度在当地引起恐慌的“非典”还在继续扩散，自己也有可能被传染；更无从知晓一旦患上这种传染病，应在当地迅速求医，隔离治疗。
回到山西，她的病情愈发严重，却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亲朋往来密切。
在太原求治若干家医院未果之后，于某家人不再相信当地医院。按当地富裕人的习惯，于某3月1日租车到北京看病。7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非典”，转入302医院。这时，父母、丈夫等一家相关者8人都出现类似症状，有重有轻。全家相继抵京就诊。
从目前《财经》所掌握的情况看，于某正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其父母很快病死在北京。其本人和其他家人后来被要求接回山西继续治疗。
那是山西医疗界首次亲睹SARS的强大传染力。在于某最后求诊的山西省人民医院，3月8日以后有5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都是“非典”。
对于山西和太原的防疫人员来说，“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在进行。3月9日，太原疾控中心主任赵宝新便亲率员工赶赴北京，在病房找于某了解发病过程和她曾经接触了哪些人。经过这种被专业称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步骤，赵宝新在山西确定了30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按上面要求“内紧外松”地“布控”进行医学观察，而且后来发现其中果然有4人发病，即送到医院救治。
于某这一链，在山西一共串起近20人。
然而，山西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飞来横祸（二）
四
3月20日，又是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一位从北京301医院诊治过口腔溃疡归来的患者入住，还是治口腔溃疡，不过有些发烧。
患者岳某，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书记病了，消息传出，许多同事赶往太原探望。
3月23日，岳某被怀疑患有“非典”。更为不幸的是，前往探望过他的清徐县政协主席4月5日终因重症“非典”死亡。四天之后，送岳氏去北京的县交通局司机，一名32岁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双双染病，相继死去。
清徐是山西陈醋的产地，也是山西比较著名的富裕县。2月初广东闹“非典”的时候，据传醋能“治非”，一瓶卖到数十元，于是也有一些广东商贩到清徐进货。
“从那时就听说有这种‘非典型肺炎’了。不过，一直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听说广东已经控制住了。”在清徐县防疫站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办公楼里，身着防疫制服的站长啜瑞义告诉《财经》记者。
他还肯定地说，虽然当时来过不少广东人，但清徐并未发现由此染病的。“首发病例，就是岳某。”当然，无论啜瑞义还是岳某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不仅没有在广东消失，竟又转道北京，潜入清徐。
清徐县一夜间成了疫区。从3月下旬开始，啜瑞义和他手下的40多名防疫人员就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动员“疑似者”住院，记录观察密切接触者的症状，从中再发现新的“疑似者”。
“当时不敢叫‘非典’，这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对外说‘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好多人想不通呀，这么个病干吗要住院呢？我们挨了多少骂呀。”防疫站的财政科长马秀珍回忆道。
按啜瑞义的记录，在岳某一链，密切接触者有7人，医学观察对象有128人，最后住院者有24人，死亡2人。绝大多数接触者和观察者都是县城人。
一串又粗又长的链条，加上3名死者，清徐成山西省SARS灾区的重中之重。街道冷落、学校停课自不待言，清徐人上太原，到饭店下榻也多遇冷脸。
五
直到4月中旬，在太原SARS预防控制一线，勤勉的专业人员还在按照首发链条追踪病人。除了上述三链，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20余人。
SARS是一种传染力非常强的疾病，远远超过以前人们所知的呼吸道传染病。3月初以来数例重症病人相继在太原出现，事前没有征兆也难有准备。事发之后，当地对SARS的预防救治一直被要求以“绝密”的方式进行，防疫人员无法广而告之，取得公众的广泛配合。
很难想象，在如此形势下，山西脆弱的医疗防疫系统能够挡得住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很难想象，在数例而扩至上百例病人出现、大批医护人员受感染后，没有更多的潜在带菌者存在。更何况，SARS病毒此时已在北京也在全国扩散，外部环境同样堪忧。
果然，及至4月，尽管一线倾其全力，人们很快发现山西新增病例此伏彼起，再也无法用有形的链条串连。前方防守亦愈加吃紧。
4月26日，卫生厅长李俊峰说：“到目前我们掌握的疫情仍然是输入型继发感染；同时也有散发病人出现。有一部分病人（病源）不明确，所以为控制疫情增加了难度。”
在清徐县，整日疲于奔命的啜瑞义也已经无法理清本地的链条。他说，清徐现在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对象则有1300多人。每天县乡两级防疫队伍跟踪调查，天天要忙到凌晨两点。
清徐有了可疑的SARS病人，总是送到40里开外的太原市去住院。4月21日，清徐县西关村有一名农民疑似患者在太原被隔离以后，竟然私自逃离回家。啜瑞义得知，立即带领几名防疫员赶到那位农民家，做了两个多小时工作，把病人劝回医院。还好，没有动用公安。
农民患者回去了，他的家眷都是留在家里的隔离观察对象。啜瑞义说，他实在无从知晓，那位农民是如何染病的。
在太原，此类无头可寻的新病例已经不胜枚举，有民工，也有干部和市民。4月23日，市区一个桥洞下还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过鉴别，确定为外来民工，且为SARS疑患。一线防疫人员奔走四方，疲劳至极。
在临汾，4月13日首次上报一例病人，据称是在太原学习后染上“非典”。不日，一位在太原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