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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报告出现这种“有传染性”的过去未见过的病。
其实，广东省卫生厅在接到河源报告后的当天就派了一个以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为组长的专家小组前去调查。调查小组在第二天早晨写出了一个报告，认为是一个局部爆发的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肯定这个病有一定的传染性。肖正伦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他当时也提出了最初步的诊断、处理、消毒、预防、隔离方法。
但这个报告没有了下文，也没有形成任何文件传达到各地市级卫生医疗单位。结果半个月后，中山市开始报告该市三家医院收治了一批以发热、肺部感染症状为主、病因不明的患者，且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广东省卫生厅再次组织专家小组前往调查，组长仍是肖正伦。
专家组在1月21日写出了《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命名该病为“非典型肺炎（病因未明，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当地媒体报道广东省卫生厅1月23日以“粤卫办2号文”将这份报告印发至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和省直、部属驻穗及厅直属医疗卫生单位，但中途不幸滞留，直到1月底才到达广州各大医院。此时的中国已经临近一年一度最重大的传统节日春节了。
广东中医二院心脏内科主任伍卫记得，他是在1月30日农历大年二十八才收到医院转发的这份调查报告。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曾军则是在初五回医院值班后才经院领导通知，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他说他此前根本不知道这个病的事，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河源在辟谣。“我们当时只是觉得，肺炎搞得板蓝根都抢不到，很可笑，”曾军说。
疫情得到控制？
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新闻发布会后接受采访，在回答记者为什么政府部门到现在才对外发布非典型肺炎病情报告的提问时说，一是因为河源、中山等地的患者经过治疗大多已康复或好转，且没有再发病；其次是非典型肺炎并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公布。“发病人数305例并不算多，不公布也可以，”黄庆道说。“现在因为社会影响很大，所以才决定公布。”
所谓“社会影响很大”，是指春节假期之后在广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明病毒袭击广州”的传言，市民大规模抢购药品、板蓝根及醋的现象。
这种现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1月初的河源及1月中旬的中山，两市都先后出现过类似的传言和抢购风潮。当地政府均很快出面辟谣，说“没发生什么流行病毒”，或“根本没有流行什么肺炎，这都是谣言”。辟谣成功地抑制了抢购。但是，显然不能将传言统统称为谣言，因为传之有据。到2月上旬，在广州不少大医院，已经住了许多“非典”病人，全省总共有上百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但是，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广东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当时正值中国巴西足球赛要在广州举行，黄庆道表示非典型肺炎对球赛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说，对于一个7000万人口的大省，仅发现305例病例，比任何一种需要上报的传染病如痢疾、流感等都要少；非典型肺炎不是烈性传染病，没有列入法定传染病之列，全省居民的生活、工作、生产不受影响，球照踢、学照开、班要上。黄庆道并强调非典型肺炎在广东没有“蔓延”，只是“局部发生”。
广东疫情得到控制的公开说辞也因此传到中国的其他省市以及海外。香港卫生署疾病控制预防部高级医生林文健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便说，广东公开宣布出现“非典”后，香港卫生署就和广东及北京方面均做了沟通。“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已经得到控制，”林文健说。“当一个传染病受到控制的时候，你不会在海关、出入境做很激烈的动作。我们不可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得到的信息来做出过敏的、过激的措施。”
2月21日，广州中山二院肾内科医生刘剑伦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香港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入住九龙京华国际酒店。刘剑伦后来在香港卫生署的调查中被认为是引发香港SARS的源头。在他入住的酒店，他将病毒传染给了其余6名不同国籍的人。这些被传染者又将病毒通过国际旅行带到了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刘本人也于3月4日在就诊的广华医院病逝。
按照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对排除疫区的三大标准，其中之一就是不能有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输出的病例。
事实上，仅就广东省卫生部门后来公布的病例数来看，在2月11日就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显然失之于乐观。3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获得并公布来自中国卫生部的到2月28日为止的中国SARS病例数和死亡数，这两个数字全部来自广东，分别为病例792起，死亡31起。
这意味着，从2月11日到28日，广东新增病例487例，比前三个月的总和还要多180多起。整个2月份为广东的高发期，其中2月3日到14日尤被报告为高峰期。3月份虽进入平缓期，仍共有新增病例364起，9例死亡。
就在广东省卫生部门向世人宣布广东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同时，广州市的各大医院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中。
在广州这次抗“非典”过程中，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是“受灾”最严重的两家医院。中山二院总共有93名医务人员病倒，包括该院数位院级领导和主任医师。中山三院则有30多名。
广州医院抗“非典”最艰苦的阶段至少持续了一个月。其间广州的呼吸疾病专家在研究治疗方案上花了很多功夫，相互之间也进行了很多经验交流，总结出广州的非典型肺炎推荐治疗方案和临床诊断标准。2月13日，广东省卫生厅组织专家总结前阶段非典型肺炎救治工作经验，研究完善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推荐治疗方案、预防措施指引和消毒隔离措施。
在临床治疗方面广州的确取得很大成绩。广州的经验后来也在全国及海外推广，特别是在香港。广东的“非典”病死率不到4％，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将之归功于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SARS患者病死率的估计曾是14％至15％。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广东：教训知多少（二）
外地疫情的源头
进入3月份，广东的疫情开始有所缓和。但就在这个时候，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开始出现同样症状的病人。首先是在越南河内，接着在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事后的调查表明，这些病人的病毒追踪溯源来自中山二院的刘剑伦医生。越南首先报告了世界卫生组织，这使得后者在3月12日便向世界发出警告。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香港发现的刚命名的SARS和在广东的“非典”病征相似，并确认广东的非典型肺炎和世界其他地区流行的SARS属同种疾病，二者存在的较小差异并不影响对该疾病的定义。这使得广东开始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至3月中下旬，SARS在香港大规模爆发。对此，据知情人士向《财经》透露，广东省委宣传部曾于3月14日下达通知要求本地媒体不许报道。
广东方面一直不愿承认后来蔓延至全球的SARS始于广东。在4月8日的一次主要面向境外媒体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的黄庆道一再称“广东并不一定是病源”，并引用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举过的艾滋病例子，称最早发现这个病，并不能说明这个病是由这个地方产生的。黄庆道并在回答问题时说“说外来工回去就把病带回去，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其时，中国其他省市已经出现了“非典”病情。后来对全国出现“非典”疫情的省市进行追踪溯源，大部分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广东。
而5月初记者和已经离任的黄庆道通话时，他仍然坚持先前广东并非病源的意见。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曾军则坦率地说，虽然不能完全地肯定，但从目前所知的事实来看，至少不能否认这个病是从广东发端并传出去的。
根据刘剑伦在香港入住的广华医院提供的档案资料，刘曾告诉医生他在三天前开始出现发烧、心跳及呼吸困难等病症。那时他仍在广州。中山二院副院长黄子通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刘应该是不能出国的。黄子通说他自己当时也感染住院，不知道刘为什么成行了。
虽然在对中山的调查报告里已经提出预防和隔离的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仅限于医院。由于广东在2月11日才对外公布疫情，整个春运期间对大量的流动人口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广东的外来人有1000多万。事后发现，春运期间已经有外来民工将“非典”病毒带回了老家。广西最早的两名“非典”病人就是春节期间从广东回家乡的民工。
至少在中央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职务之前，广东省在防范和控制疫情扩散上显得很是疏松。在4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黄庆道明确地表示“五一”即至，旅游的人还是会继续去旅游的，定于4月15日召开的春季广交会也将照样进行，不受影响。
4月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在广东考察了一周后准备离穗的时间。六天以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广东列为疫区，并向全世界发出旅游警告，若非必要，不要到广东来。
就在4月8日，一列名为“活力广东”号的旅游专列驶出广州，前往京广和京九沿线的九个省区，推销广东的旅游产品。由广东省旅游局发起的这一活动此前在媒体上宣传称，这是“广东省近年来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国内旅游促销活动”。专列上载有500名宣传人员。整个活动历时了10天。这个活动早在3月下旬就已部署好，而发生在3月下旬的报告病例为88起。
同时，广交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措。其时，由于非典的影响，已经可以预计到到场客商会大幅减少。很多国内参展商此前已经接到国外客户取消广州之行的传真或电话。在历时两个星期的交易会中，历届熙熙攘攘的场馆今年显得特别冷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主办方暗示如果今年不来参展，下一届将丧失现有的展位资格。一些参展商因此向记者表示今年来主要是为了“捧场”。今年广交会的成交总额为44。2亿美元，比上一届的184。7亿美元减少了七成以上。
但是由于疫情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北京的快速蔓延，使得整个局势急转直下。中央领导人要求全国各地打好防治“非典”这场战役。“五一”长假取消了。4月底，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张希钦要求广东的旅行社停止组团，并建议人们在5月底之前不要出游。广东省600多家旅行社因此表示将全面停止出境游、入境游、国内游及省内游组团。
但就在4月19日至20日，广东湛江市有851人赴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和旅游限制区的北京旅游。其中导游25人，15岁以下的儿童9人。结果这个庞大的旅游团中有一人在北京被诊断为疑似病人，与之有过紧密接触的45人因此在北京被进行了隔离检疫。其他人员则先后分五批乘火车、飞机在三天内陆续回到湛江。
4月27日，广东省成立了防治非典指挥部，提出要“四早”：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以控制疫情，防止蔓延。进入5月以来，在广东各地市的交通站就多了量体温和发放健康申报表的工作人员，对每个旅客逐一检查。这些措施在疫情高峰时从来没有过。至5月17日，疫区广东在2月“非典”高峰期三个月以后，终于出现了零报告。此后，一直维持零记录，直至本文截稿已届20天。5月23日下午5时（北京时间）许，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撤消对广东的旅游警告。
广东SARS流行期间，共报告临床诊断病人1511例，共中医务人员346例，死亡57例。6月5日，广东又报告两例疑似病例。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北京：“非典”时期的典型过程（一）
4月9日—12日：质疑“有效控制”
4月9日下午，离粤返京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考察结果。开会半小时前，偌大的房间已经被100多名国内外记者挤得水泄不通。然而记者们的兴趣首先在广州，而是北京的疫情。
世卫组织专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们的相关问题。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了专家组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其他卫生体系不够完善的省份，无法像广东那样迅速和有效地面对SARS的挑战。比如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
这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明确批评。之后两天（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将北京列入疫区，并宣布将派一个专家组来中国，和广东与北京、上海分别合作，解决申报系统的问题。
同日，国家旅游局向中国528家具经营出境旅游资格的旅行社发出公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报告，鉴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为非典型肺炎疫区，为保证公民出国安全，从即日起，停止向上述三国组团。
但在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上，疫区并不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
人们还很快了解到，4月8日开始，马来西亚加强了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越南、台湾及加拿大游客的旅游限制。泰国则宣布对自中国归来的人隔离两周。
在这一天国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着广东省非典型肺炎防治指导小组组长要职的钟南山坦率质疑了“有效控制”之说。他说：“从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4月10日：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针对外界的怀疑，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坚持强调，中国通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是可信的。他强调了一个概念，北京公布的22例“是现在能够确诊的病人”。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也解释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把非典型肺炎诊断分为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和医学观察的对象。”
“确诊”、“疑似”、“观察”，这些专门的医学术语此后渐渐为人们耳熟能详，并成为公布数字和人们感觉差异的一个解释。
同日，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也表示，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这天下午，记者赶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访了现任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疾病控制处处长苏崇鳌。
谈及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问题，苏崇鳌认为主要是人力和财力不足。人力是指目前既有传染病知识、又富现场处理经验的专家十分紧缺。财力不足则是老生常谈。“做调查和监测很需要钱的，没有激励怎么让人家干？”苏崇鳌说。
除了人力和财力的不足，地方官员对政绩的追求也是疫情报告无法及时准确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心的另一位传染病预防专家说，对瞒报疫情的惩罚机制也不太明确：“他可以解释说是医疗水平不高，没有查出来。”
在这个中国最高抗疫指挥部里，没有任何人戴口罩，感受不到太多的紧张气氛。
4月11日—15日：北京总动员
4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来到北京，重点考察北京SARS病例的申报系统问题。
这时的北京，和10天前的气氛大不一样，给人一种熟悉的“全民动员”的感觉。北京市卫生局宣布，市一级疫情控制措施已经启动，以控制传染源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综合防治措施。卫生部门从2月12日即开始在全市11家三级医院设立非典型肺炎监测哨点，3月初又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建立了监测哨点，进行疫情监测并定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监测情况，并建立了每天向社会发布非典型肺炎信息制度。
4月13日，高规格的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到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