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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冯玉祥，阎锡山满脸露出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连说：“冯兄，你好，你好！可把你盼来了。”冯玉祥不知其底细，也笑着说：“今天能见到阎兄感到很高兴，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话毕两人坐定。阎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可所谈的都是些闲杂事务，每当冯玉祥提到联合抗蒋之事，他总是有意地回避不谈。会谈不果而散。
会谈一结束，阎锡山就抓紧着手实施他的策略。他一边向南京再次发电表示坚决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一边又派人四出活动，造成阎冯要一起出洋的假象。蒋介石一看急了，他知道，如果阎、冯果真并肩出洋，无疑会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他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于是，紧急采取措施，极力劝阻阎锡山出洋，同时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为了继续蒙骗冯玉祥，对蒋的委任不作明确答复，但却详细地向南京报告冯在山西的一切情况。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这种模凌两可的态度，困惑不解。于是派人到山西去摸底，与间具体协商敦促冯玉祥出洋、改编西北军的办法。但阎锡山认为蒋介石给他的好处还不够多，于是决定继续利用冯玉祥的这张王牌向蒋介石要高价。因此，他以强硬的态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不批准，他就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急忙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慰留，还决定亲自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阎锡山深为自己身价倍增而暗暗高兴，更决心把“戏”演下去。
蒋介石为了彻底地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继续孤立冯玉祥，于6月27日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太原，再次挽留阎锡山，请他切勿出洋。这三人见了阎锡山之后，第二天又到晋祠冯玉祥，并面交蒋的信函，请冯玉祥与阎锡山到北平，共同商讨冯玉祥出洋考察实业的问题。
但阎锡山并不理会，而是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并于29日到晋祠见冯玉祥，佯称到北乎见蒋之后即回晋与冯一同出洋。但是，30日他到北平后却另行一套，用冯玉祥与蒋介石亲热地做起交易来了。经过讨价还价后，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作为交换条件，阎锡山答应协助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这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了。这下阎锡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为了掩饰，他在公开场合仍表现出一副与冯玉祥共沉浮的姿态。7月1日，他又再次通电南京政府，又一次地表明要坚决出洋，称此举是“务回征车，共济艰难，”并表态说：“冯总司令昨已来晋，锡山若不同行，在冯总司令纵能谅解，不以卖友自利见责，其部属众多，又分在远道，岂能求其共谅？一不见信，恶感适以滋生，编遣更难着手。”一副忠诚耿耿的样子。7月2日，阎锡山召集部下开会，重申此项旨意，再次表示坚决与冯一同出洋。
阎的此番表演是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意在继续麻痹冯玉祥。蒋介石为了配合阎，又派方本仁，何成俊到阎锡山那里装作苦劝一番。结果阎锡山第二天就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同时，还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拍发了一封电报，假惺惺地说：“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于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特以军民危疑之秋，维系之道，端在信约。一有歧异则动摇随之，此际虽欲力践前言，亦不可得。”在说了这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之后，阎锡山毫无愧色地把去日本的船票给退了，对冯玉祥的态度也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李书诚知悉后，会同山东名流王鸿一力劝阎锡山不可出卖朋友，阎锡山以沉默来对付对他的各种遣责。
阎锡山虽然出卖了冯玉祥，但又极想在冯的面前充当好人。7月12日，他到建安村见冯玉祥，极力解释自己暂缓出洋并非本心，而是有种种苦衷的。此时，冯玉祥已看穿了阎的诡计，知道他与蒋介石做了交易，但他不动声色，表面应付说，他非常理解阎锡山的处境，实地里则令部下向南京政府靠拢，以拆散蒋、阎并不稳固的联盟。
蒋介石看到西北军已归顺屈服，即派人送去军饷加以抚慰，而此时阎锡山对他来说再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加上他对阎锡山的左右摇摆的不定性格很反感，于是不再打理阎锡山了。但阎的亲信在南京看到西北军与南京政府来往频繁，很是焦急，立即把情况电告阎锡山。
阎锡山看了电报后，隐隐感到一种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老蒋的下一个目标该是自己了。想到此，他不禁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冯玉祥这张牌还是不能丢的呀。”于是他立即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之计。冯玉祥看到自己的拆蒋、阎之计已凑数，也就乐意地接受阎锡山的歉意，阎、冯联盟暂时又建立起来了，阎锡山也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躲过了一场将要临头的灾难。
阎锡山凭借自己的园滑手腕，在蒋、冯、阎三角争斗中巧妙地游移，猎获了最大的利益，不愧为军阀中的不倒翁。
古今奸海孔祥熙鲸吞“华西”
孔祥熙鲸吞“华西”
提起孔祥熙，略懂中国现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依靠与蒋介石和宋氏家族的特殊关系，运用手中的财权和行政权，在金融界呼风唤雨，捞取巨额钱财。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官僚资本，象淌向干裂上地的流水，向实业界四面八方猛烈地渗透，然后把资本所流经的企业一一据为己有。华西兴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华西兴业公司是胡仲实、胡叔潜弟兄于1932年兴办的一个综合性公司。它由地方军阀、官僚政客以及金融界等投资组成，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术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华西猪鬃厂、华西建筑工程部，并有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还办有华西专科学校，培养所需人材。华西的经营活动也引人瞩目。它所承建的重大工程有：新建的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和改建的重庆自来水厂。在内江、江津、成都、沪县、遂宁和湖北武昌等地新建和改建了一批电力厂，在重庆、成都等地承造的较大建筑如银行、学校、机关办公厅、仓库和住宅也颇多。这一个个有份量的工程项目，有犹一个个精彩华美的广告，在无声地向人们宣传着华西兴业公司，使得华西在西南广为人知，名噪一时。
但胡氏兄弟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辉煌，他们打算再筹资金与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合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添置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不料正好碰上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奉行消极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土地很快沦陷，蒋介石政府感到南京不是久留之地，准备搬都重庆。一向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因蒋介石即将入川而惊恐不安，已感到自顾不暇，于是华联添置设备的计划即告搁置。但不久胡氏兄弟以及公司常务董事宁芷邨，经理胡子昂又看到了重新上马的一线希望。抗战初国民党政府在京沪等地失陷前，曾发动工矿企业内迁，在撤退至汉口的短暂时期里，仍觉不安全，于是又重新部署计划把各兵工厂和钢铁厂迁往重庆一带，并大力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求“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并电令重庆行营成立“西南实业建设协会”，用扶植与补助等方式，策动实业界人士共同努力。这种“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的政策，使胡氏兄弟深受鼓舞，他们设想借此东风把华联扩建为一个全国较大型的钢铁企业。
胡氏兄弟过去的经营一贯坚持与地方军阀打交道的“借其力量以谋发展，经营管理力保自主”的原则。因此为了获得贷款，他们频频地与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进行接触，重庆行营于是把他们的贷款申请向当时尚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转报。当时掌握国民政府财经大权的是孔祥熙，他同时担任着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等职，一个十足的“财神爷”，权势如日中天，贷款申请能否获得批准，取决于他金口是否开言。因此，胡氏弟兄一面函电在汉口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兼任华西董事），请其代表华西与孔祥熙及经济部长翁文灏接洽，一面又以桑梓情谊电恳孔系要人、财政部次长、四联总处理事兼秘书徐堪从中摄合，还派经理胡子昂专程赴汉与孔、翁等人洽商。孔祥熙当时也正想在西南迅速树立经济势力，多方面伸展自己的触须，现在华西找上门来他正求之不得呢。于是立即派亲信、中央银行总务处长、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沐波为代表与胡子昂在武汉初步商谈。不久，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孔祥熙亲率自己的几个人马与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宁芷邨等进行正式商谈。
经过谈判和暗地里的调查，孔祥熙了解到了华西是一条“肥鱼”，顿生吞并之念，一个设想在他心里萌生，迅即发散构成一幅宏伟蓝图展现在他的脑海里，就是：一旦将华西全部转移到手，就加以综合扩建，使之成为自己所掌握的重工业企业，并以此为基础，使抗战结束后逐步发展扩张至华中、东北等地，在中国建立一个为孔系所操纵的“重工业之霸”。这构想实在诱人，以致孔祥熙陶醉其中，久久回味，连傅沐波进来他都不知道。
孔祥熙见傅来到，忙说；“我正想找你呢，请你去华西探问他们是否愿意投资合办。”傅沐波当然不知道这话的意图是什么，但又不便多问，只唯唯地答应愿在与他们谈判时试探一下。
但当这问题传到华西的董监会上时，随即遭到有力的反对，认为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贴后患于无穷，主张坚持申请贷款，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合”，不让其渗入内部。孔祥熙得知后，虽感到气恼，但决不因此而轻易放弃。让这肥鱼溜到他人的盆子里。当时四大家族除蒋介石把持兵工业及资源委员会的“国营”工业外，宋子文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孔祥熙急忙嘱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但只贷给少量的六十万元，而华西所需的是150万元，这六十万自然是杯水车薪，华西请求多增，但受婉拒。既然不行，也总比没有好，华西公司也只好先将这钱解决部分急切问题比如建厂的基建工程，趁海路现时还畅通的时机，在国外订购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
钱当然很快就花光了，这是孔祥熙所盼望的。华西又只好再向他续借，孔祥熙则有意刁难地说；“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你们还是回去吧。”华西自知现在他们已经进退两难了，工程已做了三分之一了，一旦停下来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开工，损失将是巨大的。孔早就料想到华西会有这一天的，现在主动权回到他的手上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牵着华西的鼻子走了。于是他马上再派傅沐波与胡仲实等商谈，阐述官商合办的必要性，说抗战时期军需、民用钢铁的数量大，应当扩大建厂，以适应需要，也才有前途，并指出扩大建厂所需资金较巨，而贷款有限，难以成事，但这项事业关系抗战建国，政府和国家银行可以考虑投资官商合办。华西见已无路可走，只好答应。孔祥熙听说后，非常高兴，连说：“好！好！……”。然后叫傅沐波请华西的主持人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等到他的清寺范庄官邸来，见面后，孔祥熙竭力地称赞华西在川中所办的各项事业均有成效，最后还暗示性地说：“过去你们三位有相当的成绩，公司初办非请有经验的人主持不可。”
胡氏兄弟们听了孔的一番赞赏的话后，竟认为孔是可以依靠的大山，认为有了他就不愁以后没有出路；而且孔所主张的扩大建厂，也与他们正欲建立一个全国实业界中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企业的愿望相吻合。于是同意接受与官僚资本投资组合中国兴业公司，并商定公司资本额为法币一千二百万元。公司成立后，孔祥熙即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由行政院指使财政部令饬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并分函经济部、四川省政府投资外，孔还指示他自己所经营的中国实业银行、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投资。华西方面，则由本身所拥有的机器厂、矿场和华联、中电等生产设备经估价后作为投资，并另外拉来了一些地方军阀和地方金融界参加投资，把这些股份列入商股。结果官僚资本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强，商股仅占百分之十九弱。
孔祥熙诱“鱼”上钩的计谋实现了。下一步决定给点厉害它尝尝了。1942年春，因法币不断贬值，中兴资本随之增值二倍，孔、傅随机提出另增资二倍，新增资本二千四百万元，共计资本额为六千万元。当时中兴的建厂工程大体告完成，商股认为无增加的必要，表示不同意。孔、傅二人则以企业经营必须正常化和巩固企业基础为理由，于3月11日在范庄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孔亲自主持，最后以绝对多数的官股股权，通过了增资决议案；“……计增新股二千四百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商股股东如有不愿加认者，由政府（指四行和经济部）或其他股东代为认定。增认的股本须于本月21日前交清”。由于商股原本筹资就有困难，加以须在十天以内把款缴清，更加无办法办到，只得放弃，而官僚资本独享增资权利。孔祥熙凭借拥有股份的绝大多数开始完全控制中国兴业股份公司，胡氏兄弟们失去了对公司的发言权。但这仅仅是孔祥熙初试牛刀。
不久孔祥熙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把华西兴业公司及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全部纳入中国兴业公司。而这一问题在商谈投资的过程中，孔都故意回避，每当谈到新企业的组织问题时，他都含糊其词地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共同的目标都是在于合力建成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华西的人听了以为是仅指扩建华联钢铁厂而言，不涉及其他的企业。没想到孔竟在1939年2月4日在范庄官邸召开的一次筹备会上提出上述“三个组织合为一个公司”的建议。华西人感到吃惊继而坚决反对，只同意以华联钢铁厂与官僚资本合组中兴，其他企业保持独立。孔则坚持要华西全部企业都加入，以免日后发生“肘腋之患”。实际上这是孔祥熙在实施鲸吞之策。
看到以疏通说理的办法难以说服华西服从，孔祥熙于是搬出权力这张王牌逼迫华西。他在由财政部、经济部批复的投资公文中，以威胁的口吻提出“钢铁、电业、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必须由“华西、华联、中电三公司合组中国兴业公司”，并说“此举深荷总裁（指蒋介石）赞许。”胡仲实觉得硬斗不行，只好妥协，经过协商，孔只勉强同意华西可以独立，其他一律归并。为了掩盖自己的锋芒，孔还嘱由胡仲实等以发起人的名义，将筹组中兴的经过情况，呈报行政院批准，好象这主意不是由他而是由胡仲实提出似的。
1939年7月1日，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成立了。在此之前，华西公司虽一直受孔的支配，但他们总觉得依靠自己原有的企业管理和工程技术的班底，有资格获得“中兴”的经营管理权。他们把这一愿望寄托在“中兴”公司的人事安排上面。但孔祥熙的一条公司章程就把他们的梦想击碎了。这第十八条章程规定：“本公司各股东每股（一百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十一股以上者自十一股起，每五股有一表决权；一百股以上者，自一百零一股起，每十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计算，官股共占九千八百五十一权，商股共占二千三百十一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寡来决定的。这样在选举中当然对官股、对孔祥熙有利。因为官股占有23个董事席位中的16席，超过三分之二，所以在第一次董事会上互推的常务董事十一人，官僚资本占了九席，商股仅得二席。尽管孔祥熙会前为避免“清一色”之嫌，曾表示说：“董事会应尽可能多有一些四川朋友”，但选举结果仍没有把这话反映出来。
至于董事长人选，华西当然不再敢争了，心里都明白这非孔祥熙莫属。但孔却故作“谦虚”，股东大会虽选举了他，可他并不急着要出来，而硬要等到徐堪找胡仲实等联名“上书拥驾”才珊珊就任。而且一任就达十年之久，直到蒋政权覆灭为止。在这期间孔始终保持住对董监会的控制局面。公司的总经理、总会计都由他的人担任，而让不太重要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