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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总经理、总会计都由他的人担任，而让不太重要的协理、总工程师职位给华西人担任。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加放任地安置私人，盘踞于各部、处、室。傅沐波更是大权在握，独断专横。而商股在职的主要负责人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则受到上下一致的排挤，逐渐被冷落，胡子昂后来曾干脆辞去协理一职。原来从华西调到“中兴”的技术人员又被分化收买，日益陷于孤立，纷纷拂袖而去，整个企业即被以孔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所控制。
华西人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企业被一步一步地蚕食掉，而毫无办法。
古今奸海“三不公司”股市夺利
“三不公司”股市夺利
193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拍卖声，吆喊声、询问声汇成一曲紧张而又烦躁的追求金钱的交响曲。证券的每一瞬间的行情，都会在这一“交响曲”中及时地表现出来，它的每一个旋律和每一个和声都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神经，并随着它的传播而波及更远范围的人们。一天股市的行情里突然跳出一匹“黑马”，价格一个劲地往上升，成了引人瞩目的中心。大家惊奇地注视着它在黑板上不断变换的数字，从中似乎悟到了一些什么，都纷纷地掏出钞票大量买进。这匹“黑马”就是“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简称“二三关”。随着买进的人的增多，一场围绕着“二三关”而展开的悲喜剧拉开了帷幕。
“二三关”是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公债，共一亿元。按照民国时代发行公债的惯例，政府发行公债时都是以对折先向银行抵押，并从银行里领取抵押金，等到抵押期到之后，政府再根据财经情况或跟银行结价，也就是说正式把公债卖给银行，或把公债收回，不再公开发行。实际上这后一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所以一旦抵押后，银行往往在抵押期内就送到交易所开拍，做出的行情一般在六折左右，即100元的公债可卖60元左右，然后政府就以低于行情一折半（15％）与银行结价，这样银行可以有40％的利润可赚，因此也乐于为政府代发公债。
但这“二三关”公债一开始上市就显得很反常，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竟在七十元以上，银行觉得这个比过去高出一折的行情一定站不住，于是纷纷将尚在抵押期内的抵押品“廿三关”卖出。银行的这一举动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作出的。他们总认为政府迟早会跟他们结价的，过去是结对折，现在行情涨了，如果政府仍按惯例结价，他们赚的更多，如果改以六折结价，而他们以七折卖出，也不会亏，所以放心地卖。
殊不知，他们自己已走进了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良、财政部钱币司长徐堪所设的圈套。他们一面掌握着国民党的金融大权，一面又建立秘密公司操纵股市，谋取暴利。由于他们的行为狡诈阴险，倚势凌人，人们私下骂他们为“不行”、“不良”、“不堪”，把这个没有挂牌的秘密公司称作“三不公司”。他们设的圈套的第一步就是在开拍“二三关”时暗中拉抬，使其价格高于通常的六折，达到七折的高度，然后设法引诱银行卖出。当他们通过交易所的亲信，了解到交易所的帐目已逐日增加，知道银行已经卖出公债了，于是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二三关”库券尚在抵押期内，还未结价，银行竞私自卖了，到时如果政府改变主意，要求赎回抵押的公债，而银行就不能原物归还。这样银行不仅要损失原先付给政府的抵押钱，而且还可能要赔偿一些钱作为破坏契约的罚款，更重要的是失去信誉，这对银行可是致命的。“三不公司”考虑到这一利害关系后，认为依靠他们的权力，能把这一“理论”变成现实。于是命令经纪人大量买进，银行看到这股价不断上涨，已达七十七元，才知有诈，有点慌了神。
真是“屋漏偏遇天下雨”，这时由徐堪透露给他的亲信，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证券交易所第三十二号经纪人刘子余的关干“政府准备收回二三关税库券。改发二十四年关税公债一万万无”的谣言，正满天飞。徐在透露这一“信息”时，还委托刘代为买进。刘子余不仅代买，还自己跟了批头，并拉上许多朋友买进。由于此项库券刚刚发行，尚未结价，市面流通额十多，在大众哄抬之下，竟将行情指至九折以上，而且还谣传将涨至百元，超过票面。此间的银行界，也被这谣言弄得晕头转向，如果是真的，以后政府收回，而自己交不出债票，被财政部扣上一顶“破坏债信”的大帽子，就会吃不消，于是只得忍痛高价从市场买进原先自己卖出的债券。这样行情就更看涨了。刘子余所拉的朋友大多是他的“中实”方面的人，大家都借钱来“跟批头”。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集资达五十万元，几乎是倾其所有，以为是自己人传来的上面消息，一定可以稳操胜算。中国银行沪行经理贝然称的岳父蒋履福，当时的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也跟着大量买进。
看到这不断上涨的势头和非真非假的消息到处传播，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难苏亲自到南京见孔祥熙，询问“收回库券改发一万万元关金公债”之说是否可信。孔祥熙对此问虚与委蛇，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说：“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库券仅有五千万，若照以往与银行结价的通例，财部实收不过二千五百万元，这是无际于事的。”李深恐财政部收回“二三关”券，银行无贷可交，将要受到处分，于是想趁现在还没有决定的时候，说服他不要收回公债，他向孔说；“如政府发行一万万元公债交银行结价，财部所得亦不过万元，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影响债信，未免得不偿失；照部长的说法，改发公债不过是增加二千五百万元的问题，银行界可以另外效力”。孔当即说，如果银行界能按九八发行结价，财政部自可不必收回。李越弥深感松了口气，银行的损失不至于过大了。·
就在李范苏到南京与孔祥熙交涉的时候，“三不公司”趁大家哄抬的机会，用高价大量卖出，由做多头改为做空头。到了2月13日，各报广泛登载财政部发言人的谈话，声明没有收回“二三关”之事，使得股市行情急剧下跌。而此时，“三不公司”的大额空头已经放出，行情下跌对他们来说已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可苦了那些跟着他们买进的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与“三不公司”关系密切的，象沈宝昌、蒋履福就是。但最后也被“三不公司”出卖了，弄得个倾家荡产。沈宝昌还因刺激过甚，突发脑溢血而死。他可真算得上是“人为财死”了。
这一次“二三关”库券风潮，事后才有人透露是孔祥熙与徐堪等人摆下的天门阵。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着股市的风云，不顾牺牲亲信们的利益贪婪地掠取他人的血汗钱。银行也吃了不少亏，只得答应孔祥熙提出的按九八发行结价，还少赚了二千五百万元的利润。
可是，宋子良等人与孔、徐相比更有过之而犹不及。第二年即1936年，重演孔、徐“二三关”风波案，利用权力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其狠毒程度有过于上次。1936年国民党发行统一公债前夕，证交市场谣言纷起：有的说公债将延长还本期十年，停止付息；有的说即令不停付息，亦将减息为二厘，因此市价一致看小，纷纷卖出。上海总商会电请南京财政部表明态度，澄清谣言，维持债信。而财政部接电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政府整理公债，就是维持债信云云。看到得不到明确的消息，许多人都听信一些自命消息灵通的人土话，认为债市行情有利于“做空头”。于是卖出的人更多了，大陆银行储信部急忙大量卖出，经理沈季宣本人卖出更多，市价继续下跌。
而这时宋子良等却乘低价大量收进。他一方面扎了些毛人，手持十足证金，分向各证券号做上门多头交易，借以造成利多空气；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们的代理人——大陆银行沈籁清（在徐堪任财政部长时，曾任政务次长）、国华银行瞿季刚，大放利多谣言，并由中央银行降低套息利率来哄抬市价。这一套果然使股市一改疲软的状态，不断上涨，最高时全部债券都涨到八折以上。就在这时，他们乘机抛出，股市价格也随之下跌，此时谣言又起。上海总商会再次致电维持债信，孔祥熙这次亲自出面解释说：“这些谣言，纯属混淆黑白，……为投机者所利用”，并令中央银行停做套息。至此才证实了原先的利多是假的，但宋子良他们的债券早已卖完，在债市再次下跌时，他们钱已到手了。沈季宣本人被整得够呛，由于他大量低价卖出，而宋子良利用政权关系，由财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所有公债卖户均应一律现贷交易。”他已无货可交，后虽经一些银行大力支援，借给现贷，但贴费每万元二元，甚至四元，损失与其兄沈宝昌一样惨重，只差没走上他的死亡之路了。
“三不公司”的一套干涉股市的做法，在孔祥熙下台后，又被接替他的政学系所运用，继续搞投机，同样腰缠万贯，满载而归。而把灾难大量地转嫁他人头上，造成企业破产，家破人亡。这种官商一体操纵股市的行为，表明了国民党的腐败透顶。
古今奸海张国焘谲图大权
张国焘谲图大权
1936年6月16日，饱经磨难，历尽艰辛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军的先头部队终于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中冲了出来，在懋功县达维镇会合了。同志相见格外兴奋，大家欢呼雀跃，互致问候，庆祝胜利。18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率领红一方面军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亲自出来迎接，与各位领导握手、祝贺。
这次久别后的相见，最使张国焘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红一方面军的人数之少，装备之简陋比他想象的还要糟，部队衣衫褴楼，疲惫不堪，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他那酝酿已久的野心。就是要取得对中央和红军的支配权，和实施向西发展的方针。但过去由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反对他还不敢有什么大举动，而这一次当他看到红一方面军人枪少，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则在这两个方面都远远占有优势时，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可以凭此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不久前所作的尝试仍使他念念不已。5月18日，他在茂县成立了“中央西北特委”，31日又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并自任主席，处处向人暗示今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在西康、西藏、青海、新疆一带。正当他自命得意的时候，中央的一封来电，使他有如遭当头棒喝，顿时懂了，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原来中央得知他的这一套之后，为了不影响团结和大家对革命发展方向的理解，电令他立即取消“西北联邦政府。”6月16日，中央军委又两次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总方针应是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占领陕、甘、川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要求他率军北上，占领川北战略要地松潘。中央之所以反对他的西进方针，是因为西康、西藏、青海、新疆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人口稀少，经济不甚发展。如果退向这些地区，则不仅使红军在给养、兵源方面发生困难，而且由于它远离全国中心地区，远离抗日前线，而不能推动全国的抗日革命高潮。
但张国焘却认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是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退到西部可以求得与国民党暂时的休战，待机再起。可他没有想到退到这些地区会使红军的发展变得更艰难。最后，他虽然慑于压力取消了成立的那两个机关，但他的想法仍然没有变。在回复16日中央军委的电令时还说，川北地区给养困难，岷江水深流急，不宜沿江北打松潘，应向西或向南行进，或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他发电的第二天，中央就已随一方面军主力到达了。张国焘虽感到有些突兀，但转而一想，中央来了也好，可以当面说服他们，这比在电报中说更方便、更清楚。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两军会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很好的机会。开会时，周恩来首先发言，再次重伸了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要求两个方面军统一意志，统一指挥。
周恩来刚一说完，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抢先发言。因为周恩来的发言正好给他树立了要批驳的对象，他可以针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打松潘可以，但我们对那里以北的情况不太了解，有可能遇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估计有二十多个团，如果我们有力量消灭胡宗南的二十多个团，也就可以有能力向成都打。虽然这样打也要碰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但这却比北上要碰到的困难和不利条件要少得多。因此，我仍主张向南或向西发展。
张国焘正式发起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做说服工作的攻势了。毛泽东见张国焘还是原来那个调，心里暗想，张国焘真是个老顽固，但为了免于太刺激了他，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他，而是正面说理分析道：“应该力争在6月底以前打下松潘，这样才好北上甘南、陕南；否则，天冷了，过草地就太困难了。四方面军是主张打成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作解释工作，两军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可博古是个直性子的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他毫不留情面地说：“南下、西进方针好比是麻雀钻阴沟，只有死路一条。”张国焘一听这话脸上一变，显出一种不满的神色。后面的几位同志发言也都是赞成北上的。张国焘一看形势对他很不利，于是也不敢硬顶，只好勉强地同意了。
6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编成五路大军，迅速北上夺取松潘。
张国焘闷着一肚子的气回到红四军驻地，博古那句刺激性的话还时时在他的耳旁回响，心里越想越气，越气就越不服，然后愤愤地自语道：“我就是不执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因此，他回来后，不是召集干部们来传达会议的精神，而是叫干部们来听他泄私愤。声称现在中央犯了路线错误，竟然让红军北去钻胡宗南大兵团的大口袋，这不是去送死吗？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审查中央的路线，看看有没有什么阴谋，在认识清楚以前我们绝不执行这条路线。张国焘放的这些空炮，造成了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混乱，产生了对一方面军的不信任情绪。
7月9日，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向中央提议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并提出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也赞同张国焘的主张。7月18日，他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朱总司令，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要求给军委以“独断决行权。”同时，又在四方面军中为树立张国焘的威望大造舆论，指使一些人大肆吹捧他的“革命历史和功绩”，提出要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了取得一些领导的支持，他还进行拉拢和收买的活动。他利用陈昌浩曾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指使陈多次找张闻天谈话，希望张闻天支持张国焘．还派秘书长黄超给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张国焘还亲自找王稼祥谈话以图拉拢。
可是，这些活动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反而碰了不少的软钉子。针对陈昌浩的活动，中央先是电令他限时改正，所拉拢领导人不仅没有一个人赞同他，而且还批评他不要知错不改，否则不但害了自己，而且还害了革命。彭德怀对他送银元一事非常反感，也因此对他提高了警惕，他后来回忆说：“送了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
张国焘看到自己煞费苦心想出的计谋就好象鸡蛋碰到了硬石壁、一个个都破碎了，心动中积蓄的愤怒就象火山爆发一样倾泄而出。他咬牙切齿地说：“哼！好酒不吃吃罚酒，我要给点厉害你们看看。”又一个恶毒的计谋在他的心中萌生，就是必要时以武力解决。到那时，这帮硬家伙一个个都要沦为我的阶下囚。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他决定暂时掩饰，耐心等待，并积极创造条件。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这是明显的违反两河口会议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