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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这是明显的违反两河口会议的行为。他在做这事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报了仇的快意。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让你们的意见不能顺当地实施。看到此种情况，周恩来主动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他，并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张国焘此时心里才获得了暂时的平衡，勉强地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党中央在芦花开会，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
但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耽误了攻击松潘的大好时机。到8月初，胡宗南的主力已做好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形势的变化，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行军计划，确定新的行军路线。8月上旬，在沙窝会议上，决定出敌不意，往西绕，穿过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并根据两个方面军的位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组成的总司令部指挥，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张国焘由此估量到机会来临了，因为红军分开两路走，反对他的力量自然分散，他可以凭自己的威信和权力，调遣左路军了。他感到了久已没有体会到的惬意。军队随令出发了。为了割断各军团与中央以及各军团之间的联系，他把原来发放给各军团的密码收缴起来，让他们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直接与中央联系。这一招果真奏效，各军团除了得到他的指令外，对中央的命令一无所知。张国焘牢牢地控制了左路军。
右路军在中央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了茫茫的大草原，到达了班佑，并攻下包座，消灭了胡宗南守敌的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为此，他不敢再孤军北上，敌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左路军能按原计划北上，必能打开一个大好局面。
可是，此时张国焘正大力地实施他的阴谋，他处处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与中央离心离德。党中央为了乘包座胜利的气势迅速占领甘南，多次电令左路军迅速北上。可是张国焘在带领部队走出草地到达阿坝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后来他又自作主张，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向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快跑。中央随即电令严厉地批评了他，并再次催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暂时没有想出什么借口，只好勉强向东挪动。到了鸣曲河，他又灵机一动，找出了一个借口，电告中央水暴涨难以涉渡。但实际上，朱总司令亲自测量，河水只没马肚子，完全可以涉水过河。9月3日，他又致电欺骗中央说，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还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然后又撤回阿坝，同时还向已出草地的右路军提出“回击松潘”的南下要求。
随右路军行动的张的心腹陈昌浩，接到了张的电报后，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也犹豫不决起来了。陈昌浩长期与张国焘共事，养成了对张言听计从的心理。张国焘看到获得陈昌浩的支持，野心更大了．他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中央九月八日复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张国焘看了电报后，沉思了一会，随即把电报掷到桌上，心想：“哼，你说红军正处在最严重的关头，我偏要利用这个机会，再给你增加点辣味，呛你个够！”想到这，他顺手拿起一支笔，给陈昌浩写密电发了出去，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叶剑英先看到，不禁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便把这电报收起，然后骑马送到牙弄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把电文抄了下来，便催促叶剑英赶快回去开会，以免被发觉，并嘱他冷静从事。然后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秦邦宪等研究，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已没有可能，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区域。叶剑英则利用张的南下电报，以打粮食南下的名义，在九月十日凌晨两点把三军团直属队带走。拂晓时到达阿西与毛泽东一军团会合。
到了十日早晨，陈昌浩起来发现党中央一、三军团北上了，四方面军有的干部问打不打。徐向前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伪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流血冲突。张国焘武力解决的阴谋没有得逞。
张国焘得知一、三军团北上后，很是气恼，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阴谋，他竟反咬一口说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同时，立即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着南下。同时还电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
10月19日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张国焘看到想控制中央已不可能，于是就自己着手建立中央。9月15日，他在阿坝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方针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把他的南逃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红三十军、红四军、三十三军重过草地到达毛儿盖。张国焘自恃有八万红军，势大力强，10月5日公开打出反党旗号，在松岗的卓木碉成立了伪中央、伪中央政府、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伪团中央。但不久，红四方面军即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堵之中，伤亡惨重。这从实践方面证明了张国焘的言行的错误，也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了南下是绝路的道理，纷纷要求张国焘撤销伪中央。到了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迫于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撤销不得人心的伪中央，北上与早已到达陕北的右路军会合。
古今奸海林彪大搞造神运动
林彪大搞造神运动
现今一提起红语录，许多人一定会想到“文革”，想起早请示晚汇报的情景，想起语录歌，想起那一片红色的海洋，最终会想到林彪以及他所搞的个人崇拜。
林彪所搞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现代的造神运动，难道仅仅是借助于人们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这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但是转换一个角度，从林彪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从中获得许多的启示，产生许多的思索。
林彪，十大元帅之一，战绩骄人，在解放战争中一直领兵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所向披靡，曾让敌人闻风丧胆。林彪因此名声大震。可是解放后的几年里，他却很少露面，也不担任什么显赫的职务。毛泽东在1950年杭美援朝的时候，曾点他的将。可他以“见水拉稀”，“见风感冒”相搪塞。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半隐居的状态中过默默地度过了几年时光。
与其他几位元帅相比，他不仅年龄最小，而且个性也很特别。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感情不轻易外露，但却很富于心计。林彪在世时，西方专门研究他的专家这样评价道：“平静、隐晦、寡言、冷峻、克制、审慎、机灵；自我控制力差，在有压力时，常常深夜失眠。他很善于间接地从书本上、直接地从经验中和从自己和他人的失误中学习。他喜欢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细节之中。凡事一经开始，便要坚持做完。同时，他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周围的人公开宣扬奉承的‘头面人物’，他甘愿身居幕后，愿意在幕后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电话和手令传递自己的指示，把干部叫到自己家中，而不去出席会议。”
这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不乏反映林彪个性、才能、特点的真知灼见。可以说，耀眼的功绩与独特的个性是解放后塑造林彪的两个有力的因素。
1958年庐山会议上，他对彭德怀的批判很卖力，骂彭德怀是伪君子，要招兵买马，是阴谋家、是冯玉祥。毛泽东看到这个昔日的老部下如此地忠于自己，不计他曾婉拒领兵赴朝的前嫌，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这一任命，当然归于毛泽东对他以往战绩的认可，但他在之所以在庐山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则完全是他窥测到了毛泽东害怕解放军会跟彭德怀走的心里，因此攻击谩骂起彭德怀来就很中要害，自然也就很适合毛泽东的意。
当上国防部长后，林彪一方面权力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他从彭德怀的命运中也恰到了，要想保住任何已有的权力必须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庐山他就出语不凡：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别人都别想当大英雄。
下山后，林彪更注意研究毛泽东了，早在他养病的那几年时间里，他就已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的任何变化似乎都逃不过他的眼睛。1958年3月毛泽东鉴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的经验教训，一反过去对个人崇拜的反对态度，在成都会议上大谈个人崇拜。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番有关“个人崇拜”的讲话，各人理解不同，态度也不同。后来，命运也不一样。
彭德怀坚信个人崇拜从根本上就是错的，还怎么谈得上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呢？于是坚决反对。但后来，他却第一个倒霉。
刘少奇则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现在我还要搞，还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刘少奇的“个人崇拜”不是专门只搞一个人的，而是多个人的，这与他后来的命运是不是有些联系呢？值得深思。
而林彪的看法，可从他在一本58年版的辞典上写的一句话着出，他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此人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看来是抓住了这一点，庐山会议后就开始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扬、吹捧毛泽东。
下山后不久，他在8月20日至9月11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除了继续追查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的罪名外，还大会上提出了有名的“捷径论”、“一本万利论”。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习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9月14日一20日，在他主持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要“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号召全军指战员：“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分析了近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毛泽东本人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号召发扬党内民主。而林彪却与众不同，在会上为毛泽东左倾错误大唱赞歌：
“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些。”
“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时，受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1966年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还可以看看几段他吹捧毛泽东的“精彩”语录：“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多了。”
“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毛主席万寿无疆。”
除了这么一般性的吹捧之外，林彪还善于揣摸毛主席的心意，顺着毛主席的喜好行事，以博取毛主席的欢心。
自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大字报》后，林彪意识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不可调和，知道毛泽东已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他就竭力地抨击刘少奇、邓小平，赞扬“文革”。
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还在其他的会议上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毛主席说，“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林彪就煽动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称赞“文革”的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说：“现在不少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起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鼓动人们要“采取主动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1964年，他了解到毛主席很关心政变问题，于是在1965年的政治局大会上大谈政变经，历数古今中外政变事例，还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未了还说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的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对他的有关政变的讲话中的一些提法虽感觉不安，但还是同意发下去，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还说：“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O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这其中的缘故恐怕与毛泽东担心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有关。1967年3月，毛泽东会见巴卢库时说“当着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去。”林彪的善测功夫由此可见。
林彪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目的也不象刘少奇那样为了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而纯粹是为了他自己。也许是怕这一真面目被人揭破，所以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反对搞个人崇拜的人报以猛烈的一击。
罗瑞卿本是林彪亲自提名而作总参谋长的，这完全是出于拉拢。可是罗瑞卿对他搞的个人崇拜这一套很是反感。他不同意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不同意在《解放军报》上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他不同意向外国宣传林彪提出的四句话，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不同意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
林彪看到自己提拔的人竟处处跟自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