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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
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
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
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
汤均是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
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
时宜的话。汤用彤的经历还算平静，但他的心境已不从容，不清静。汤先生
的名著是1938 年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
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
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
“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
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
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生
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
（见该书155 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
“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
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
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
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190 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
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 页，百花洲文艺版）。
40 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
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
选》下册第113 页，中华书局版）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
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
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他还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
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
华书局1983 年版）1955 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
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
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
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
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
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读这
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悄悄不安
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事生
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
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
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
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汤用彤评传》的作者麻天祥说：
“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119 页）一个时代
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
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
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
汤用彤写序
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
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
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场先生的重印后
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
不难找出许多例证。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
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
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
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
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
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 年人民
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 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32 开，
一为大32 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
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
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
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
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
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
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
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
说说而已，在心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
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
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
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
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
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
一个角度。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
“史料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
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
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
“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
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
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
陈垣的转变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
通，陈寅恪的信19 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
1949 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
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 个史学大师，从这一
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 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
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
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 年12 月13 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
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
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
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 页）3 个月后，1949 年4 月29 日，陈垣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
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
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
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
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
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
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
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6 册，2122～2133 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
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
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 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 年1 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
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
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
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
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
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
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
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
外。”（该书118 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
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
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69 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
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
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
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
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
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
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
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 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
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
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
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
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
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
《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
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
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
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
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 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
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 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
生缘》和3 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
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
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 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
然小陈垣10 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
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
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
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
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
有1935 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
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
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
汪兆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624、625 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
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
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
截然不同。
顾颉刚的恐惧
1949 年，顾颉刚57 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
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
序中说过：“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
“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
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
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
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
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 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
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
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1 页，中华书局
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
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 年，顾颉刚
就说过：“我以10 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 页）顾
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
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收8 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
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
“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
上，531 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
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
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533 页）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
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
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
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左金右于）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
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
（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 页；1986 年5 月中华书局版）。50
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
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
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
和胡适的交情，有3 个人最深，或者说，这3 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
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 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
判胡适的文章。
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
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
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
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
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
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
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