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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
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
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 年4 月2 日的日记中有
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
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 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
态。1952 年7 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
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
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
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 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 年
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
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
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
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 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
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
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
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
347 页）
顾颉刚在50 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
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
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
喜好读书研究。
1934 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
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
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
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
《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
入《古史辨》第7 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
然而1952 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
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
情之打击”（同上，346 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
1954 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
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
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352
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
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
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
样的心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
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 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
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370
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
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
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晚年贺麟
1982 年，已80 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
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
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 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
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
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
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3 位著名
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
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
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
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
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
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
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
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 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
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
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 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
开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
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
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
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
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
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 页）
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
京方面曾3 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
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
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
74 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
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
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
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
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
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
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
固”（《会通集》31 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哲学黑格尔的专
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
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
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 年他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
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
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
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
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
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
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
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
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
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
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40 页）这是1945 年写给胡适的信，
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
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120 元。1984 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
中，收有4 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
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
他坦然承认对罗素“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
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
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
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
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
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
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
旧著为依据。
1941 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 卷第16 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
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一书中（商务1988 年版）。在这
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
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
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
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
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
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
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
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
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
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
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 页商务版）
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
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
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解放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
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
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
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
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
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
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
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
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旧时，中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曾经很活跃，比如张奚若、钱端升、周
炳琳、杨人楩、王造时、吴恩裕等人，这些学者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我在查
阅《观察》周刊、《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刊物时，常见这些大学教授
的言论。
后来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消失，不仅耽
搁整整一代政治学的学者，使他们本人的学术生涯提前终止了，更重要的是
这些学科的消失，使中国人重新变得愚昧起来。我们常说某某东西对一个民
族造成了伤害，我感觉政治学者的改业所带来的损失，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
到。我曾和我的朋友丁东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在收
集资料和分析“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一个时代思
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贫乏。那一代青年无论对政治、
经济、民主、自由等等的理解和评价，让人感到他们又是在黑暗中摸索，其
实，他们的前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
平，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断了。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
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
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
几位学者在80 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吴恩裕在新时代是以红学家名世的，
他先后写了《曹雪芹的生平》、《关于曹雪芹》、《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对
红学做出了贡献。但是吴恩裕的本业却不是红学，而是哲学和政治学。他是
1933 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1936 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
研究工作，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在做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时候，在
《客观》、《观察》、《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许多关于政治学
的专论，他也是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当时
正是壮年，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
吴恩裕特别强调民主的实现和国民教育程度的关系。说到吴恩裕，我特别想
说他和哈罗德·拉斯基的关系。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不应当忘记这位费
边主义的理论家。考察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不应
当忽视拉斯基的影响。3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好几位是从伦敦
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吴恩裕等。40 年
代储安平办《观察》周刊时，在外国人的文章中，以选择拉斯基的最多，而
且每次署名都以教授相称，可见对他的尊敬。我不熟悉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情
况，但就我所见而言，我觉得研究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
况，拉斯基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吴恩裕在英国的时候，拉斯基是他论文的导师，而且在他遇到困难的
时候，曾多次帮助过他。1945 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第10 期上曾发表
过一篇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详细介绍了他在英国做研究的情况。
从吴恩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出他自己的学术兴趣。他的专业是哲学，
但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读历史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将不
能获得公费。为此他曾苦恼过。“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
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
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人胜。”
正是在这种苦闷中，他找到了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此后即以此为自己的专
业。吴恩裕年轻的时候，对历史持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想见，50 年代以后，
他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的。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再允许研究，无奈
之下只得另寻别路。1949 年前，吴恩裕已经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
年）、《政治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54 年）、《唯物史观精
义》（1947 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
者，但他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