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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举办“温州日”是石破天惊，那么筹备工作也是出人意外，不仅是想不到的高速度，也是想不到的高质量。只经过短短的一个多月准备，一切都准备就绪，并且成功举办。沈阳温州商会的正副会长和各位理事，都尽到了自己所能尽的责任，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按照要求，商会很好地统一安排和接待了与会几千企业家的食宿，还在五里河体育场举办了一个金秋演唱会。据称，这方面的费用，里里外外，总共需要上千万元。商会会长胡定海说自己拿出了500万元，其余500万元则由商会其他成员分摊，大家合伙买单。因此，也可以说，这个“温州日”，不仅仅是沈阳市政府举办的，而且是温州人自己举办的。
这个“温州日”，气魄特别大——
沈阳市政府共拿出32个工业项目、1个高科技项目、22个社会公共项目、11个物流项目和11个农业项目，总共一千亿投资的项目，特地招商温州人。这样的“宴请”，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机会，对任何一个温州老板来说，可以讲都是第一次，谁也没有遇见过。
这个“温州日”，规模特别大——
活动日原先计划邀请2000位温州商家，包括国内102 个城市93 个温州商会和国外几十个国家141个温州商会的人员。仅仅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广的面，那么多的人，就已经极为令人吃惊了。而实际到会的，却出人意料地达到3000人，比计划邀请的整整多了一半人。这么多的温州老板大会聚，这么多的温州老板一起大招商，不仅在国内其他城市没见过，在温州本地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温州日”，政策特别香——
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在温州日第二天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宣布：鉴于温州是全国知名的轻工基地，鞋革、服装等26个行业闻名中外，沈阳市政府愿意拿出26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以零地价招商，欢迎温州的轻工行业组团进驻沈阳。
若在2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零地价对外招商，可以说并不惊奇。但在到了新世纪的今天，这个零地价可以说是沈阳温州日绝无仅有的政策了，更可以说是优惠得不能再优惠的政策了。无论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在中西部也好，在贫困地区也好，更不用说在东部沿海地区了，都不可能找到，也无法找到。当然，这个政策也有个前提——温州人必须组团入沈。即使有这个前提，也是开放得不能再开放了，开明得难以再开明了，优惠得无法再优惠了。
陈政高的这个政策，并不是嘴上空讲讲的。活动日的第一天，瑞安汽摩配协会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合作协议，由瑞安汽摩配协会牵头，组织瑞安汽车零部件企业组团投资30亿元，在开发区兴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园区占地面积一平方公里，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可达50亿元。第二天，政策马上兑现。陈政高当着众多的温州老板说，该产业园的一平方公里土地为零地价，不需要投资者拿一分钱。
这不就让人眼红了？这不就让人心动了？瑞安汽摩配协会得了一个“头彩”，其他人呢？肯定会跟下去，也要到沈阳拿个头彩。这不，当陈市长宣布了零地价政策，并当众兑现首个政策时，整个会场几乎是沸腾了。
这个“温州日”，效益特别好——包括意向在内的总投资额，多达150亿元。
这个“温州日”，影响特别深远——好几家主流报纸，都把温州商与韩国商一起评论，说去年沈阳举办了一个“韩国周”，请了三千韩国客商，可以说来了“韩国流”。今年举办“温州日”，来了三千人，则是一股“温州潮”。这股“温州潮”，还大有胜过“韩国流”之势。
温州的大批老板，有了沈阳情结。“沈阳就是你们的家！”这是陈政高在温州日开幕式上首先说的一句话。陈政高对温州人不仅口甜，而且心甜，更有政策甜，被与会者誉为“零距离市长”。
沈阳温州日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盛会，更是一个经典。对温州日的成功，沈阳市政府并没有陶醉，而是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市长陈政高宣布：温州日要年年办下去，一年一次。
陈政高还说：2005年，要邀请一万名温州老板。
第七章 有为温州逞能·低能
“无为而治”。
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温州政府描绘的“角色脸谱”。
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从新闻媒体到平民百姓，这种调门一时成为“流行”，一时成为“定论”。
言下之意是，温州政府官员是“无所事事”，甚至于“马放南山”，甚至于顺水也无须推舟。
而事实上，无论这言语中包含的是对政府审时度势的褒扬，抑或是对碌碌无为的批评，简洁如斯的“经典”已构成对温州影响最为久远的误读。
从袁芳烈的“转向”到董朝才的“保护民营经济政策”，从张友余的“二次创业构想”到钱兴中的“山水温州”，直到今天李强的“一港三城战略”“效能革命”，桩桩件件无不是“有为”之作。
温州，是一个“有为温州”。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正名之前，温州夹着尾巴——一条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做人。
是收是放？是压是促？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在个体户专业户重点户私营企业主伸长脖子察看风向之时，温州的政府也为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左顾右盼，时而茫然，时而黯然，时而惶惶然，时而欣欣然。
令人惊叹的是，20多年来不时“引爆”的生死论争终于没有真正地撼动政府的意志。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温州的执政轨迹耐人寻味。
作为显学探究的上佳标本，温州的荣枯、进退、因果势必引起世人对政府角色的评头论足。而市场经济破冰之旅先行者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一探究多了体制上的借鉴意义——
“看得见的手”与 “看不见的手”，究竟是如何友好地握在一起？
温州不幸。
这个宋元之间产生过“永嘉杂剧”的商贾云集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
解放前基本没有工业，上世纪50年代是前线。作为反蒋反美的“前哨”，在准备打仗的沉重空气中，国家重点项目投资一片空白。
60年代是火线。10年浩劫，几乎使温州遭受了灭顶之灾，乱得在全国出了名，派系林立，流血事件不断，“革命”革得天老地荒，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70年代是短线，几无投资。而浮夸风、反右风，一阵阵“左”倾思潮，一次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枪打出头鸟”，把温州人民死死地捆在几分土地上，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民谣云：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十万人被迫外出谋生，而外出又因为讨不到公社的证明吃尽苦头。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才有了起跑线。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独特地域性格使得民间的“反叛”冲动终于付诸实践，一批重点户专业户悄悄地冒了出来。可多年来的“左”祸，国家政策的滞后，一时无法打开充满计划色彩的脑门。
政府“猝不及防”。
一个普遍的反映是“看不清，吃不准，拿不定”。干部对“两户”的性质“认不清”，怕搞错方向，不敢大胆支持；社员对政策“摸不准”，怕再“割尾巴”、“抓辫子”、挨批受罚；有的有怀疑，怕政策会“变”， “谈富色变”，不敢露富，不敢冒尖。对“两户”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雇工问题、承包耕地的问题，个人或联合经营荒山、海滩、水面问题，“两户”产品上市及长途运销问题等等，找不到答案，讲不清道理，干部不敢表态，群众缩手缩脚。
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先自怕了，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
与此同时，在管理层面，计划经济的桎梏随时可以发出可怕的威力。
在1980年７月的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注意事项”：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设铺面、带学徒等新情况，因此，除批准个体工商业户经营外，也可以批准部分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姐妹店；有技术专长的可以签订师徒合同带一二徒弟；私人合资经营，既不属于个体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加以正确引导，逐步组织为街道集体企业。
既使是在极其偏僻的小山村，笔者也能看到这样的镜头。
一位中年妇女挨家挨户收购兔毛，没想给一“打办同志”逮个正着，当场没收。那妇女当即下跪，又遭厉声呵斥。“打办”的全称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一人到乡下背树贩卖，被“工商”碰上，一管理员拿出驳壳枪在其脑门上敲出殷红的血来。那时候有的工商管理员竟配了枪！
我们无意于个体的检讨，但管理员逞能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能政府的运行逻辑。
“八大王事件”是政府导向的极致表露。所谓八大王，都是温州流通加工领域里的8名有名的个体老板，有目录大王、线圈大王、邮电大王……1982年，国家出台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8人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批捕。这就是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被追捕时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虽然抓捕的旨意来自上头，1984年后也已陆续一一平反，于温州民营经济而言，这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心头永远的痛。以至今日提起，尤为人扼腕再三。
政府的行为有时就这样难以理解。凭着“整顿”的一腔热情来引导规范发展一地的经济，却在事实上扼杀了民间的力量。曾多年从事温州经贸工作的官员说，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指挥新生的民营经济，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则往往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尽管理由冠冕堂皇。
数字证明了这一点。
“八大王”被捕之后，温州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
此时的温州是悲观的，有人断言，悲观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低能”。
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1）
活生生的事实刺激着政府官员的神经。
特别是“八大王事件”的负作用，使得温州市政府的态度趋于明朗。
在吃饭问题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过程中，前者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民间经济的力量在和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经过短暂的停滞，温州的民间经济重新活跃，而“上了一课”的温州地方政府也开始明确改革志向，学会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当时中央考核地方官很明确看地方经济指标。所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当时地方官明确“温州除了发展家庭企业别无出路，为了温州经济指标上升，只有保护、发展私营企业”。
经过一番细致的实地考察，当时带着“割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任务走马上任的市委书记袁芳烈似乎想急于表白心中的想法。
像是黑色幽默，一场被称为“红色会议”的表彰会在人们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召开。
那是1982年12月16日。
一条爆炸性新闻：市里要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
消息传开时，人们不禁纳闷，不会又是啥学习班吧！
“‘八大王’刚被‘请’进去，现在又请我们，其中必有‘诈’”、“小心表彰表到牢里去。”县里不敢或不愿推荐代表，乡里也不敢或不愿发通知，收到通知的惶惶不可终日，怕的很。据说，某政府人员送通知书到代表家时，有人闻讯后越窗而逃，有几位被堵在房里，一脸苦瓜相，怯怯地接着通知单。
多年以后说起此事，当时会议的主要联络组织者之一王运正记忆犹新：文成泰顺的几个代表还想逃，出来时亲朋好友热泪相送，有人以为要进学习班，一定要“住”一段时间，干脆带脸盆来，免得叫家人送麻烦，那排场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
代表们来到温州，感觉不对劲，大街上张挂着巨幅的“两户光荣”的大红横幅，甚至机关商店挂上“欢迎”之类的横额，有人敲锣打鼓，一派热闹的气氛着实让代表感到不自然，茫然中有点激动。
那天，温州市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1200多位“复辟典型”、“尾巴”被市委奉为“座上宾”，与书记“平起平坐”。一个“谈富色变”的年代里，如此的排场着实让人感动不已，一个代表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一种声音，“过去想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现在才知道政府鼓励我们勤劳致富，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
35位代表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畅谈了“致富之路”；市委市政府的各套班子领导还给171户代表授奖表彰，如此这般大张旗鼓地让他们在会上唱主角，甚为少见。
会后，代表们要求袁书记把“讲话稿”发一本带回去。干吗？当证据！
另一表白的方式是对“八大王”的平反。据说，下令抓捕和同意平反“八大王”的都是温州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袁对此毫不讳言，他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在温州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更有意思的是，从此之后，无论是袁还是他的继任者，来到温州之后，对当地的个体私营经济，都经历了一个从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主动保护的改造过程。这暗合了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观点：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
来自民间的力量，就这样时时拷问、推动着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对待民间经济态度上的宽容和有意识的保护，又反过来推动民间经济一步步前进。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每当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
有人称，“在温州坐在政府位置，能感受到强大的民间力量：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
由是人们习惯于说此后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温州政府是“无为而治”，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保护民营经济、降低民营经济风险的“不为而治”。
“无为”是一随意地放任自流，而“不为”则是一种刻意，起码是精神层面上的主动，是对上头压政策的巧妙化解，甚至于是“阳逢阴违”的政治冒险。没有这种“不为”，“温州模式”的萌芽也许早就胎死腹中了。
在如何“不为”上，政府的狡黠确应了形容温州人智慧的那句话——“头发是空心的”。
即使在1989年前后中南海三下温州调查温州民营企业政治取向，以及温州模式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纠缠中，绝大多数温州官员依然挺身而出保护民营企业，用“实践”为其大声辩护。不仅如此，温州政府还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电、科技、材料行业，主动让权。民营企业均瑶集团从1991年开始包下了温州到各地的28个航班、100辆出租车。
“在温州，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
温州市前任市长钱兴中的话也许能够代表政府对待私营经济的这种态度。
与初时的“无能”不同，对民间创造力的敬畏成了政府的自觉选择。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大胆的政治智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有力地保护。
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管理法律法规都是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如何对待当时的政策法规，温州市政府采取的是“知其不当为而不为”，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
当时的政府方针被概括为这样的顺口溜：多种经济一起上，多个轮子一起转，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唯成份看实践。正是这种“不限”、“不论”，充分尊重了群众意愿、保护群众创业积极性的“不为”迎来了民营经济的春天。
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2）
温州市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但允许试验，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