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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2）
温州市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但允许试验，因为温州是试验区，试成功再推广，试不成功再退回来；
第二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就积极干，在干当中创造经验，丰富中央文件，因为中央文件都是在实践当中丰富起来的；
第三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就大胆干，放开手脚干。
同样“三句话”，当时有些地方却是这么说：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因为这是高压线；
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不好干；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情，还要看一看，看了人家怎么干我再干，因为这样少犯错误。
于是在温州，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雇工经营、合股经营、（资金）聚会等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就连私人钱庄、私人换外汇、经营邮电业也存在过。
用老百姓的话说，起先是“顶牛”，现在是“放羊”。
在奉命压制、打击个体私营经济时的“不为”则表现为“妥协与怠工 ”。
也许“妥协与怠工”一说有些刺耳，但事实如此。在温州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做法都是不符合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的，经常会带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时不时地上面会来个限制或者打压的文件。温州政府常常也得抓一下，以表示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天下。每逢风潮来时，总会搞得人心惶惶，有的人则会外逃躲风头。令温州政府和官员为难的是，温州人在商品经济方面的“闯”“试”往往会过不了多久又被上面肯定。于是，干部开始学会故意“认不清”方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的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坚决要求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民银行总行按规定拒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争取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5年后自行关闭。
有人说，温州每一次来自民间的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离开政府有意无意的扶持与“疏忽”，不无道理。一次会议上，温州的领导讲了句非常实在的话，希望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那些部门负责同志，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希望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必要的时候“把两只眼睛都闭起来”。
“不为”还时不时地表现为政治上的一种冒险。
市场经济发源于我国计划经济力量相对最薄弱的温州一带，让那些不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理念的事情和现象存在和发展，而不是压制和取缔，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这种“不为”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
事实上，从1960年开包产到户先河的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始，到市委书记袁芳烈、董朝才，温州出现了太多的充满了悲怆命运的改革者。与百无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温州经济不同，温州的官员却从来就被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一番。
直到90年代初期，温州政府的领导还常常会为外界对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集体经济比重过低的批评而不安。
书记市长接受采访首先往往是拿出了一大叠的数据，极力解释温州经济当中的公有制比重仍然很大。他们还苦心地培植出了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当无数取经者千里迢迢来温州取经的时候，温州的干部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先向他们介绍温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不少因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
袁芳烈，主政温州4年，温州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1985年，全市面上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但袁没有从上级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上级负责同志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你去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袁此时才明白，这是对温州4年改革的否定。
董朝才，于1990年在任期离任。此前，上级曾要求董写报告请求撤销“温州实验区”，董未从命。离任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要是中国到处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我哪里错了呢？”
……
第七章 有为温州有为而导（1）
大致说来，温州市政府的职能转变20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从经济发展的结果衡量，则往往表现为“低能”；改革初期的“宽松政府”，一种有意识的顺其自然的“不为而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为政府”，当然这种有为是“有限”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按温州领导的解释就是：“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
如果说“不为而治”重在精神层面上主动顶住层层压力，重在保护，“有为而导”则是在制度层面的寻求突破，重在推动。
通过一句句新鲜话语的解读，我们目睹了一个政府渐趋成熟的智慧。
“改革往往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是温州人创造的土语。对禁区的大胆突破是温州政府最为世人称道的“作为”；虽然这话从今天看来不一定合乎规范。
为民营企业掩护的“戴红帽子”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突出的一例。
温州因此赢得“小商品、大市场”之誉之后，家庭工业这个躯壳再也无法容纳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于是纷纷走向联合，由多个业主共同投资的“股份合作企业”应运而生，成了当时最典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股份合作制在当时称作“既公又私”的混合经济。这一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在传统中找不到依据，一些人越想越不对劲，于是斥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理论。
温州人对此却不以为然：骡子又怎么样？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关键是否有利于发展经济，是否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依然走自己的路，股份合作制经济也以不可阻挡之势成长起来。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政府怎样看待民营企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当广东等地把股份合作企业定位于私营经济，对其发展加以限制时，温州却反其道而行之，给它以集体经济的名义。
温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以促进股份合作制的发展。1987年11月7日，温州市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股份合作企业“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它不同于一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不同于私营合伙企业，从而为私营企业戴上了一顶“红帽子”。 灰头土脸的“怪胎”因了政府的乔装打扮变得名正言顺。
1993年是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总数达到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6。2％。
1994年颁布的《温州市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中则进一步将两个以上的投资者组建的企业纳入“股份合作”的范畴，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将其仅视为“必要的补充”。而这一点直到1999年才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
这种地方政府对于非国有经济的确认，是促进温州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财富，也是使其在全国地级市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温州市政府的大胆“作为”，实质上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看得见的手”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没有碍着“看不见的手”，而是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突破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中国首份（批）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正如一些温州企业家所说的，没有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温州企业会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小作坊时期。
第七章 有为温州有为而导（2）
“本店拒卖温州货”
这曾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商界怪异的“店堂告示”。
温州的形象和声誉一度出现空前严重的危机。
1987年8月8日，温州产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
稍后，在南京的销售专柜被消费者愤怒捣毁。
继而被十多个大城市逐出市场。
还有一言难尽的永嘉假广告、苍南假商标……
1990年3月，国务院要求查处乐清的无证、伪劣低压电器，苍白的信誉大大增加了温州产品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的成本。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温州在政治上的争议基本结束，但区域性的产品质量问题，成为影响温州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杭州武林门火烧劣质温州鞋、乐清伪劣低压电器的阴影仍笼罩着温州，在许多地方，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地震撼了温州市政府。为此，温州市政府转入加强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加强质量管理。
与有些地方政府对当地产品的地方保护主义，阻拦外地产品进入当地市场不一样，温州市政府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部分产品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外地，恐怕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
“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上，则温州兴；质量下，则温州衰。”
在整顿的基础上，温州进而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订“质量立市”地方性法规。1992年温州市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树立质量意识、品牌意识，使温州产品的声誉得以恢复和提高。在此期间，温州形成了一批以正泰、德力西、奥康、报喜鸟为代表的民营骨干企业。
90年代中后期，温州企业处于市场开发能力强，技术能力弱，规模“小弱散”的状态，温州模式危机四伏。因此温州市政府明确“百项产品升级计划”，进行100个1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政府投入5000万元用于技改贴息；政府还认为1997年经济低谷正是各个企业调整结构的大好机会，为此出台“858工程”、“358工程”。这时，政府的“有为”显然是“引导”，设立一标准线，一旦达标，企业均可获得政府在技改方面的支持。
1999年8月8日，也即12年后，铭刻有温州之耻的杭州武林广场再次大火熊熊，不过这一次烧毁的是假冒“温州品牌”的劣质皮鞋。
温州人记得，十二年前，那把火点燃时，也是8月8日。温州人懂得，是政府的“质量立市”挽救了温州。
在2003年全国评出的153个中国名牌产品中，温州占11个，目前温州已有7个产品获全国驰名商标称号，15个产品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无信不立，信者行之基。”温州对此有切肤之感。
就在“全国工商联等27家单位将每年的9月19日定为我国诚信日的倡议”未有下文之时，2001年8月2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从2002年起，每年的8月8日为温州〃诚信日〃。这种通过法定程序设立诚信主题的区域性纪念日的做法，开了全国的先例。
又是8月8日，这个凝结着温州人质量情结、信用情结的日子，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它的背后其实是温州政府建设“信用温州”的强烈意愿和系列动作。
加大信用宣传力度、建设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奖惩制度，从率全国之先提出建设“信用温州”之后，一整套手段使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四方面的信用体系建设初具成效。特别是在政府信用建设方面，明确了职能定位，强化了服务意识，修订了一系列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放开了非公有经济的市场准入领域。温州的对外整体形象和信誉有了较大的提高。
温州的商会也是名声在外，与其它地方的“二政府”不同，它是地地道道的民间组织。这离不开政府“退居幕后，充分授权”的导引之术。
温州市政府在调整企业（主体）、市场（客体）、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作用，对政府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比如，一场温州打火机应诉欧盟反倾销事件——中国企业取得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起胜案，就是在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的操作下完成的。在这一事件中，民间商会成为沟通市场各主体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通道，努力寻求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再比如，在纳税和诚信经营的问题上，以往人们都把它看作应是政府抓的事务。而在温州，因为有民间商会的有意识倡导，使得诚信经营成为许多企业自觉的市场行为——一旦某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经商会公布后，它就很难在行业内继续发展下去。
政府的积极引导鼓励使得行业协会争创行业品牌的热情高涨。目前温州已拥有“中国鞋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等19个国字号基地。
有些地方看到温州民间商会的成功，观摩、取经之后依葫芦画瓢地成立了不少行业协会，但一年过去，鲜见有成功者。为什么？因为缺乏当地政府的规划、引导、监督和服务。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温州市城建设计院一位副院长曾经感叹，温州公用事业没有钱，纳来的税，国家拿掉大头，剩下的在市政上只能修修补补，每个部门补贴一点，说难听点交警部门连划路上白线的钱都没有。
“二次创业”以来，在全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温州市政府大胆改革传统的投资融资体制，运用市场化机制，使社会投入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的主渠道，如让民间（受益者）出资、民间和外商共同投资等多种形式，或者卖点地皮。
无钱的温州市政府愣是把应属行政行为的市政建设活动转变为企业行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也有人戏称为“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如集资建造飞机场、股份合资建设金温铁路和集资建造东海长堤，都是全国首创，有媒体称温州市政府是空手办起了一家“航空公司”。
第七章 有为温州又将何为（1）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两种过渡：一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内地有很多地区正处于这一阶段；另一种是由原始的市场经济，即靠个人与个人关系的市场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过渡。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法治既约束经济人的行为，也约束政府行为，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温州还没完成这个过渡。
这样一个状况，对政府来说，恰如其分地把握自己的角色显得更加困难也更有必要。
而此时的温州已不再有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政治使命，政府仅仅停留在对市场经济的呵护上己显得远远不够。
温州也不需要充满激情的大无畏改革型官员。它已经从一个依靠勇气进行变革的时代过渡到需要在技术层面重构秩序的时代。
在旧秩序和新浪潮的夹击下，政府能营造一个令人羡慕的“经济生态园”吗？
“效能”
浙江雁峰塑料机械总厂在办理厂房的土地证时，经办此事的工作人员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这70天奔波的每一次详情。
每一次去办理时，不是办事人员下乡不在，就是手续证件不够需要补齐，甚至个别经办人连“手痛不能写字”也成了推诿的一个理由。
70天后，结果依然等于零。
平阳县人大代表、该企业负责人陈志淡愤然拿着这记录机关效能的日记去温州市平阳县效能革命投诉中心反映。然而，“效能日记”公开后，却又惹来了无限烦恼，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一事更加举步维艰……
事后，平阳一些企业老总纷纷打电话给陈志淡向他表示感谢，“你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把我们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陈志淡却为此感到有点后悔。对他的关卡更多了。
“我们办理的土地手续都有正当理由合情合法，所以当时没想要靠开后门走捷径。”为该企业办理土地证来回奔波的陈绍云有同感说：“我现在想想很后悔，如果当时找熟人托关系的话可能早就办妥了。”
此事正发生在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