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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1。 直下中原
大约在1945年春节前，邓小平率领中共北方局全班人马，由太行山上清漳河畔著名的麻田镇起程，浩浩荡荡，直奔已被日寇铁蹄蹂躏将近8年之久的华北大平原中原。当时所谓的全班人马，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因为自从1942年5月大〃扫荡〃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北方局进行了大精简。组织部除部长刘锡五外，只有部员两人，干事1人。两个部员即干部科长郭森和组织科长李新；l个干事即周金光。而郭森是从冀南调来的，成立平原分局时已回冀南去了。周金光似乎也走了。所以这次南下，就只有刘锡五和我两人。宣传部除部长李大章以外，只有部员朱穆之等二三人，在我的记忆中，朱穆之并没有随李大章南下。统战部和政权工作部自5月〃扫荡〃、张友清被俘和张衡宇牺牲后就没有恢复了。青委的江明早已离开，周惠则到太岳区担任了士敏县县委书记。妇委自蒲安修随彭德怀去延安后，似乎也没有人了。秘书处只有处长陈鹤桥随行，卓琳是否随邓小平一起南下我己记不清了。交通科的人较多，大概有10来个人，但他们有任务，是不能走的。城市工作部的人也是不能走的。为了到平原去加强群众工作，又从太行区把彭涛调来，从太岳区把周惠调回，是否还有其他人，印象也模糊了。不过最多也不过两三人而已。总之，这次的全班人马，大约有10多个干部，但因有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锡五和李大章，在当时情况下，其声势确也是很浩大的。何况还有护送的部队呢。
这次南下中原，一路顺利。一方面是因为有部队护送；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因为1942年以后，我们对敌占区的工作加强了，许多伪军据点，都是两面派，对我们通过并不阻拦。这同1942年我带着青委巡视团，随邓小平、戎子和到冀南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次过平汉路没有成功，返回时还遭到日寇的袭击。这次通过不少敌人的沟垒，但没有听见敌人的枪声，如入无人之境。尽管日寇1944年经过豫湘桂战役，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从敌占区的情况来看，中国人心不死，〃中原父老望族旗〃，我们的反攻，现在虽然还是局部性的，但最后的胜利已经是不远了。
一踏到平原的土地，我们就欣喜若狂。抬头一望无际，尽是麦田，而且每天都吃白面，这和太行山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每天一大清早，太阳就出来了，要很晚很晚才落下去；而在太行山则要很晚才看到太阳，很早太阳就被山遮住了。似乎平原的一天要比山区长得多。不过仔细一想，平原的同志们坚持抗战多么艰苦啊！他们每天都盼望早些天黑，晚些天明，他们真的是渡日如年。这时我们就觉得太行山可爱了。要没有太行山，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呢。
不几天，我们就到了濮阳，当时，中共平原分局就设在那里。★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2。在濮阳的争论
我们到淮阳后，受到平原分局同志们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对分局干部的讲话，也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邓说：当前苹命形势很好，抗战胜利已小成问题。但必须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必须防止蒋介石抢夺和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为此，中央已派王震率部南下，从豫西、鄂西以至湘赣、桂粤，在平汉路西修一道大堤，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从三门峡和三峡涌出来。这就像古代修筑万里长城一样，防止敌骑南下，到中原来抢夺秋收果实。今天，中央又要我们到冀鲁豫来，帮助你们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并向南和新四军的五师、四师打通联系，又在平汉路东再修一道长城，或叫再筑一道大堤，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泛滥。黄水在中原是经常泛滥成灾的。蒋介石也和黄水一样，你们这里不是叫〃水、旱、蝗、汤〃吗？汤恩伯去年被日木人打垮了，我们就是不许他再回来。中原人民是最善于筑堤防水的，现在，我们对付蒋介石，就像对付黄水为患一样，这叫做〃筑堤防水〃。邓小平很会讲话，讲得既深刻，又生动，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
随后是分局和各地的同志们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汇报的中心是发动农民，主要是减租减息工作的情况。这时冀鲁豫各地正在开展〃雇、佃、贫运动〃。何谓〃雇、佃、贫〃？就是雇农、佃农和贫农。当时冀鲁豫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搞得很〃左〃，只强调雇、佃、贫，不注意团结中农，县至对中农连提都不提了。我们这些从太行、太岳来的人，见此当然感到不安。因为现在还在抗日嘛，连地主、富农、开明士绅都要团结，怎么连中农都可以不要呢！但是，他们这里的群众运动确是搞得轰轰烈烈，邓小平、刘锡五、李大章不好说话。彭涛是太行来的，周惠是太岳来的，说话也有顾虑。于是他们都推着我出来讲活。那时，分局书记黄敬因病到延安去了，代理书记宋任穷又到前面管军事工作去了，分局管群众工作的是张霖之，驻地濮阳的地委书记是赵紫阳，地表委书记是纪登奎。在汇报和讨论中，平原方面主要是他们3人发言，他们都一致坚持说雇、佃、贫运动正确，尤其是纪登奎，分局驻地就是他在那里〃坐村〃。他讲得很生动，很动听，坚持雇、佃、贫也最坚决。纪登奎是我在北方局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生，所以这次从北方局来的人都认为我出来说话最合适。刘锡五还专门为此和我谈过话。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说话了。
一到濮阳，我就注意到驻村去了解群众生活情况。会议开始后，我是白天开会，晚上到群众中作调查。尤其是大家要我发言后，我更深入地作了专题调查。经过深入的了解，我发觉这里的雇、佃、贫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强迫命令很严重。群众每晚一听见敲钢轨的声音（当地群众把破坏铁路拉回来的钢轨吊在树上，敲击它便是号令群众集合的钟声），便跑步赶往会场。就连小脚老太太也都提着马扎，一歪一扭地赶着去开会。会场上鸦雀无声，秩序井然，就像我们的正规部队集合时那样的严肃。我一看到这种现象就怀疑，经了解，果然是强迫命令的结果。雇、佃、贫农，社会地位低下，很容易接受强迫命令。当他们被组织起来，连中农也不要，就感到很孤立，便一心依靠八路军共产党。而减租减息，特别是通过清算退租，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便又骄横起来，更不注意团结全村中农以上的群众。
我把情况了解清楚后，便在会上作了一次长篇的发言。我根据太行的经验，说明强迫命令不能真正发动群众，说明不团结中农，不争取一切阶层抗日，是经不住战争考验的。由此证明中央既依靠基本群众，又注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而且，基本群众就包括中农在内，只要雇、佃、贫，就会脱离相当多的群众，就会孤立，群众感到孤立，就不会自觉地起来，那就只会是强迫命令了。这时我把调查到的材料，把驻村的真实情况讲了出来，到会的人都大吃一惊，谁也无话可说。纪登奎虽然不服气，有时争了几句，但在事实面前，尤其是在中央明确的政策面前，他也只好忍着不说话了。
最后由邓小平做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平原分局的工作成绩，称赞军队打胜仗，扩大了解放区；地方干部特别辛苦，支援了战争，也发动了群众，在平原地区的地方干部，坚持抗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特别关心他们。然后着重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在敌后，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坚持抗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农民，就必须减租减息，要减租减息，就得依靠雇、佃、贫，冀鲁豫的同志们着重发动雇、佃、贫是对的。但是，今天是抗日战争，不是土地革命，一定要把中农团结好，同时还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就是搞土地革命，也是要团结中农的。从前〃左〃倾路线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团结中农。太行、太岳在发动群众中注意团结中农，有好的经验。总之，我们是来帮助冀鲁豫同志们做工作的。首先，太行、太岳的同志要向这里的同志们学习，这里的同志们也应该学习太行、太岳的经验。现在，我们开始局部反攻了，不久就会大反攻，抗战就会胜利。但是，同志们切勿骄傲，一定要虚心，要团结，争取胜利早日到来。邓小平的总结，面面俱到，一场争论，就此结束，大家都感到满意。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3。赶赴豫东
在濮阳没有住多久，彭梦庾就起身往延安，我也就起身赶赴豫东去了。
这时北方局决定在平原分局下面，设立一个豫东区党委、辖十二地委和十三地委，十二地委在水东（黄河改道后黄泛区的东面），十三地委主要在水西。我记得区党委书记是戴晓东，组织部长是王一心。其余的人事安排我已记不清楚了。我现在看到的党史材料，有关豫东区党委的事竟一字也没有。我相信经过认真查考，豫东区党委成立的经过和它的活动情况，总可以搞清楚的。
我到豫东，是刘锡五和我谈的话。他说北方局决定新成立一个豫东区党委，因缺干部，要把王一心从太岳调到区党委当组织部长，把你调去担任十三地委副书记。现在王一心还没有到，你可随部队先走。王一心到职后，由他和你再联系。王原来是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科长（刘尚志之后，郭森之前），我们曾共事两三年，非常熟悉。因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走得很急，我也赶紧跟着离开了濮阳。这时十三地委在水西，我也随部队过了黄河。但刚一过黄河，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快到水东去。我于是离开部队，由地下交通带领着再渡河东去。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的中心区杞县。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两渡黄河，并且经过黄泛区，使我对黄河两岸人民的苦难，有了初步然而十分深刻的了解。那一带的人民群众，居无定所，随时迁徒。所谓房屋，只不过四根砖柱，另外有一只小船，系在一根砖柱上。黄河水来了，一家人就到船上住，若水涨过砖柱，他们就驾着小船，四处飘流，随遇而安。等黄河水退了，他们又回到老家那四根砖柱内居住。因为砖柱上刻了字，所以能各回各的家。各家的土地，也可以从砖上的字，按方向、距离和面积测量出来，毫无差错。一般情况下，黄河是秋后退水，人们可以赶回家去种麦。他们种麦的方法很简单，前面一个人拉着犁走，后面一个人用手把麦种放进那浅浅的犁沟里面，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犁沟麦〃。因为泛滥的河水淤成的泥土很肥沃，所以〃犁沟麦〃的收成很不错。不过要早种早收，种迟了或收迟了就有被河水淹没的危险。这一带人民主要就靠这一季麦收过日子，实在穷得可怜。家里什么也没有，穿着之破烂，看起来都像乞丐一般。我们在太行听说平原老百姓吃白面，哪里知道他们比吃小米的山西人还苦得多呢。到黄泛区看到的景象，更令人惊异！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连自云经过这里也变成了黄色的。纵长至少一二百里，横宽数十里的黄泛区，大部分地方水都不深，可以步行，但脚一踏进去，浅处拔起来已感困难，越深越难拔脚，到更深的地方，则越拔越深，以至有没顶之灾。这和红军经过的草地颇为相似，而这里是黄天黄地，中间还有深浅莫测的黄河流水，更增加人们的恐怖感。
因为有交通员引导，我们是从黄泛区上游的边沿到水东去的。上述的情况，大部分只是看到和听说，并没有亲历其苦。在随部队渡河南下的时候，我的情绪很高，曾写下一首诗记行，名曰《南下》：
中原父老望救星，
天上飞来八路军。
万里黄可今夜渡，
千寻江岸几时平？
壶浆箪食迎郊野，．
戴月披星奔远程。
胜利归来再相见，
房东休怪未辞行。
等到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虽然对抗日反攻的形势仍然感到鼓舞，但人民生活的困苦却使我心中感到很难过，连一点写诗的情趣也没有了。
第二部分 难忘的1945年 4。重返太行（1）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在了解到东北的情况以后，党中央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延安派出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和干部队伍到东北去。从华北和华东除派出大批干部外，更重要的是调去大量的部队或部队架子（只有干部没有战士）到东北，决心把东北拿到手。我们在谈判中，不惜把陇海路以南的8个解放区让出，我们的解放军可以缩编到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和国民党军可以保持1∶7的比例。
中央要我们从华北到豫东去的干部和部队都撤回到陇海路以北的冀鲁豫区。我们感到很为难。当我们初到像东时一，特别是我们在发动群众时，老百姓怕我们走，怕变天，问我们走不走？因为新四军在这里曾几进几出，老百姓希望我们老八路不要像新四军那样，要顶住国民党。我们当时为了取信于民，曾信誓旦旦地对群众说：我们要水远和他们共患难、同生死，要与豫东这块土地共存亡。现在，我们到豫东不过半年，而且杞县城也打开了，在群众看来，正是大好形势，而我这个县委书记，大队政委，就可能要弃他们而去，我们怎么好说话呢？从区党委到县委，接到这个撤离的指示后都没有立即向下传达，甚至对县级干部中的本地人，也暂时不让他们知道这个指示。
但本地干部很快就知道了华北的同志要走的消息。他们来问我，我不好再隐瞒，只得如实地告诉了他们，并说我本人还没有接到要我撤退的通知。同志们都热情地挽留我，都说杞县人民都知道我是个好人，一定会用生命来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于是决心留下来，如果在地方上实地待不住了，可以随新四军四师行动。在北方局南下之前，组织上就曾打算派我到敌占城市或回四川去工作。看来我到北方来打日本已完成任务，以后似乎应该在南方工作了。
当我把想留下来工作的意见向组织上提出后，这时中央又转来了对李先念撤离中原后当地应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的指示。大意是：国民党对撤离后的解放区一定会搞阶级报复，因此一方面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一方而也要尽量争取合法，利用合法手段在白区坚持地下工作。因此，只要还不太红的干部，尽可以和群众一道去〃自首〃，仍然担任着原来或新委任的〃公职〃。只是不允许用党员的面目去自首，如果那样自首，就是叛变，就要开除党籍。
我向杞县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央给中原局的这个指示；并表示我愿和大家一起在杞县坚待革命斗争。同时，我还对在杞县这一段工作做了检查和总结。我说：我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也过于简单了。从全局来看，抗战胜利了，革命形势很好。但豫东地区，特别是我们杞县却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和错误。我们不该把长期保存下来的秘密党员都提成了干部，这就使他们很难在本村、本地继续工作下去。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打击的面也大了一些，使我们丢失了一些朋友。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国民党再来，本地人也得考虑实际情况，不敢轻易就和我们拼命。在讨论到我能否在杞县工作时，他们都说能够，认为我来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影响很大，名声很好，不仅基本群众拥护，就是上层人士中印象也不错。因此，在偏僻地区，找个学校当教员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改个名字。他们说外来人在杞县做事（当教职员）的并不少，还说我已会说河南话，口音和本地人差不了很多，在群众掩护下是完全可以在杞县站得住脚的。我听了这些话很高兴。因为我有一定的白区工作经验，所以我这时对留下来工作的信心更增强了，何况实在不行时我还可以打游击呢，而打游击我也是有经验的。
会后我便和几个县委同志做了认真的研究，哪些人太红了，必须随部队到华北去；哪些人换一下地方到附近区县安置；哪些人可以留下来，根据情况以农会会员、民兵队员以及乡村干部的面目去登记或〃自首〃；我们研究得很具体，随后就分别和他们谈话，征得本人同意。一切都按中央指示办，进行得还算顺利。谁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的时候，造反派说中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