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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流…河南漫行记 作者：张锲
中国必须改革。3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许多事情不可能再按照旧的模式走老路，有一些好的传统要恢复，也必须随着新的情况而有所发展。
一股巨大的、立志改革的热流，正在中国大地上滚动。它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面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使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又萌发了蓬勃的生机！
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场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它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当代》编辑部委托我在今年7月和8月去河南省做了一点较为系统的采访。目的是想把一个省作为一个窗口，了望一下我国时代风云的动向，摸一摸祖国大地跳动的脉搏。
我在那里会见了一部分省、地、市、县的领导同志和其他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们。既看到了刚刚逝去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所留下的严重创伤，也看到了一些人们正为医治这些创伤所进行的艰苦战斗，听到了一些感人的事迹。
下面记录的就是这次采访的片鳞只爪。有对于往事的辛酸回顾，有含着痛苦的欢乐，有夹杂着失望的希望，有正在前进的雄姿，有对于美好明天的坚定而又执着的追求……
第一章 老骥行
一、改革的关键在于人
和全国各地一样，河南也必须改革。我在河南时，《人民日报》正好发表了一篇文章：“治穷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读到的同志都说写得好。
改革靠什么？河南的同志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人。正确的政策要由人来制定和执行；先进的科学要由人来掌握和使用，所以，改革的关键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从一个省的范围来看，首先又在于这个省的领导班子。
在洛阳、平顶山以及随后我去过的许昌、漯河、禹县、郑州、兰考、偃师等地，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河南的变化确是很显著的。我自己也在一些工厂、工地、农村亲眼看到了这些变化。
河南受到林彪、“四人帮”特别严重的破坏，前省委那个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就闻风而动，贴出了第一张贼喊捉贼的大字报，把一大批干部引向了邪路，使河南人民蒙受了很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之后，他和追随他的一伙，还乔装打扮，继续占踞在领导岗位上。经过河南省委内部一些同志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直到1978年下半年才算初步揭开了盖子。1978年10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河南问题的决定，并陆续派出段君毅、刘杰等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前来河南，逐步加强了改组后的新省委。这在河南是一个大的转折。
在那之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取得了揭批查的决定性胜利，跟上了全国把注意力的中心转向“四化”的步子。单是1979年，就平反、昭雪了被林彪、“四人帮”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十几万起冤、假、错案，使数以百万计的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重又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在工农业生产上，也有了个较大的发展。去年粮食生产突破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78年河南还向中央要了六亿斤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去年河南已向国家提供了四亿斤粮食，还支援兄弟省一部分；今年，如无特大灾害，还可能继续有较大幅度增产。过去有名的穷地方兰考、范县等地，一到春天农民就四出要饭，这两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
我先后看了些自由市场，发现自由市场有些粮食的价格，竟然稍低于国家收购超产粮的牌价。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部门的仓库开始感到不够用了。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农民卖粮发生困难，甚至不得不为卖粮食去走后门的异常现象。猪肉提高价格后，已连续临时降价三四次，自由市场上一挂挂膘厚肉嫩的肥猪肉，很少有人问津。卖猪也出现了困难，卖肥猪更困难。因为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后，油料作物普遍增加，社员个人的自留地里也种了不少油料作物，农民吃饱了肚子，自己又榨了些油，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想吃肥肉解馋，也想吃些瘦肉了。
工业生产方面，前些年一直赔钱，单是小化肥和小钢铁这两项，就足足赔了18个亿。去年工业已上交利润十个亿；今年上半年又实现了增产、增收双过半，预计到年底还会为国家积累比去年更多的资金。
对于这些变化，尽管河南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很不满足，人民却是自有公正的评价的。他们说，这是因为：政策好，天凑巧，干部群众心一条，都把心劲扑到生产上去了。说政策好，就是已经进行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心、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规律的改革。这些改革，多数是根据党和国家的统一指示进行的；也有一些是河南省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自己做出的。说天凑巧，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去今两年河南都有过较严重的旱灾、涝灾。经济战线的这些变化，是广泛调动了人的积极因素同大自然进行苦斗才得来的。说干部和群众一条心，当然也只是相对而言。河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一再指出：党风和干部作风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必须继续做出极大努力加以纠正。但是比较起来，已有不少的改进，这也是事实。
这些变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取得的？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做了些什么？现在还存在些什么问题？要进行全面叙述是不容易的。我在河南期间，曾有幸和一部分省委负责同志有过一些接触。那么，就让我先从在省委领导部门工作的几位老同志说起吧！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插入一点也许算是多余的议论。
建国以来，我对于这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认识，大约经历过几个阶段。50年代初，那个至今仍常常为许多人怀念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黄金年代，我刚则参加工作不久，凭着一股革命激情和少年时代的天真，使我简直觉得每一个早期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当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出现曲折，而我个人在政治上也受到一段不公平的待遇时，仍然觉得他们总体上是好的。因此，当文化革命的狂风乱雨突然到来，当权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走资派时，我的内心是痛苦而又复杂的。我为他们暗暗流过不少眼泪，熬过不少不眠之夜。可在揭发出来的大量真假莫辨的材料面前，我又感到迷茫和彷徨，我也曾一边跟着举手呼喊“打倒走资派”的口号，一边暗自提出疑问：这么多曾经为了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怎么在一瞬间全变成了“牛鬼蛇神”？
随后而来的十年动乱，用一件件血和泪的事实教育了我。这十年，作为一个没被改造好的“臭老九”，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分别尝受过被“造反派”、“工宣队”、“军宣队”等等名目繁多、在“文革”中应运而生的领导人领导的滋味，终于逐渐辨别出还是那些在50年代就已担任了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懂得阶级感情，处理事情也较为稳妥周到，尽管他们每人也都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因此，当1976年我们的国家终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许多老同志又走上新的岗位时，我是那样地为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可是，在最近的二三年内，我又不停地听到各种各样新的议论。其中特别激烈的，甚至把不少居于高位的领导人，统统当作“封建特权”、“专横跋扈”、“思想僵化”的同义语。我在这里不想为他们辩护，因为确实有不少事实，可以为上面那种论点做旁证。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忧虑的。可是，更多的，那些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脊梁的老同志，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我们这些被称作文化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很难有机会直接看到、直接听到。这种现象必须有所改变。它往往是造成领导层和人民群众之间隔膜的原因之一。领导者必须了解群众，否则便无法正确地进行领导；人民群众则有权利要求更多地了解领导者，否则便也无法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同志关系。这一次，我总算有机会在河南就近观察了一些党的高、中级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并且和他们进行了一些推心置腹的谈话。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我所看到、听到的情况，忠实地报告给读者。
二“有志献余生无心计功过”
让我再补叙一下王树成同志。在平顶山市，我陪同他一起看了好几个工厂。其中有正在兴建的，具有当代最先进水平、全套设备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帘子布厂；有从建厂以来几乎一直亏损，生产管理至今仍很混乱，不少新试制的产品还未从窑内取出就已被偷光的陶瓷厂；还有时好时坏，不好不坏，长期处于中游状态的制革厂、皮鞋厂等等。从早晨六七点钟直到深夜，他和我一起紧张活动了整整一天。接着又连夜赶往另一个城市许昌。
当我们正在许昌调查访问时，他忽然接到留在郑州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同志的电话，说是其他下去的省委负责人都已陆续返回郑州，要他也立即赶回去，参加常委扩大会议。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归程。他走后，我又在许昌、漯河两地做了些访问，然后绕道禹县，参观了位居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钧瓷的发源地神后镇。7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我赶到事先和树成同志约好的会合地——郑州省委第二招待所。
树成同志和其他几位从外地调来的负责同志，还住在招待所内。近年来，我听了不少关于某某负责同志住在某高级宾馆内非法享受奢侈待遇的传说。有些经事后查证，果然并非讹传。这个招待所会是什么模样呢？我很想知道。我到郑州那夜，天已经很晚了。招待所的那幢两层楼房隐在夜色里，很难看清什么。住在楼内的人，包括树成同志，都已经休息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按照树成同志的吩咐还在等着我。他把我带进一间不大起眼的房间内，也很快走了。我倒头躺下，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微明。我走出楼房，到外面散步，顺便也想看看周围的环境。这里比我想象的要空阔得多，也荒芜得多。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范围，只盖了两小幢楼房。据服务人员说：这里原有一片很大的花圃果园，现在已改种了庄稼、蔬菜，还建了一个猪舍。林荫道上有杂草，另一幢楼房前的一个喷水池，已经干得见了底。还剩下的一个面积不大的小花园，也由于管理不善，没有几种像样的花卉，和附近那一大片茁壮的玉米相比，实在逊色得多。这时天已经大亮，我发现昨夜有人告诉我的树成同志所住的房间内，电灯还在亮着。我犹豫了一下，走进楼房，轻轻敲了敲他的房门。
门开了。树成同志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趁着他让我坐下给我倒水的一会儿，迅速地打量了一下他的这间既是办公室又是会客室的住房。由于摆了两三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张书橱，这间约有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让人感到有些拥挤。写字台上有一大叠还没有批阅完的文件，旁边整齐地放着几本《唐宋名家词选》等古典诗词选集。我望了望桌上的文件，说道：“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
“年纪大了，睡不着。这已经成了习惯。”树成同志的声音有些嘶哑。
“您患了热伤风？”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的那套中山装，和我穿的短裤、汗衫是多么不协调。
“哎，没什么，吃了点药，好多了。”树成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
“听说您老伴没跟来？”我扫了一眼里面半间卧室轻掩着的门，又问道。
“嗯，还在湖北。我过去长期在湖北工作，她还留在那里。”树成同志解释着，停了一下又说道，“她身体很不好，患有好几种严重的慢性病，一到夏天就喘不过气来。武汉是个大火炉，今年夏天还不”知道她能不能过得去。我正有些为她担心。”
树成同志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焦虑。我跟着劝他道：“回去看看吧！”
“我也这么想过。”他走近桌前，取出一份下面向省委报告旱情的电报，继续说道，“今年河南也出现高温，郑州这几天都是摄氏四十度左右，有两个专区已经出现旱情，再不下雨，不仅粮食作物要减产，烟叶、棉花这些工业原料，也要受影响。实在走不开啊！”
我们俩都不说话了。我想转换一个话题，便从桌上的几本诗集谈起，向树成同志提出希望能够拜读到他的诗。他听了笑着说道：“我的诗是不能给人看的，拿不出手。诗言志，我不过是借以抒发一点情怀。你一定要看，就请你看看这首我来河南之前写的步陆游原韵的《钗头凤》好了。”他从一叠用宣纸抄好的诗稿中取出一张递给我。这首词是这样的：
风萧萧，水迢迢，黄鹤一去歌声渺。西风烈，沉云浊，一腔热血，十年蹉跎。错！错！错！
暮雨霁，长空碧，枥下梦驰八千里。等闲过，情急切，余生几何，岂容消磨。莫！莫！莫！
我很喜欢这首词里的“一腔热血，十年蹉跎”，“枥下梦驰八千里”等句子，便同他说了。他对我简单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几个主要阶段的心情：前17年，自己虽然也办过些错事，脑子发过热，可在主要方面是向上的、积极的；中间十年，个人受了点委屈，这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建设被耽搁了，老百姓受了苦；所以，这几年，老战友们在一块谈心，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想趁著有限的时光，尽可能多做点事情。
他的话时断时续，我信手翻阅着他的另外几页诗稿，其中一首《浣溪纱》吸引了我：
十年尝尽闲滋味，不堪昼永夜无寐，梦断关山路幽昧。苦恨年华成逝水，沃原沥血无应对，东篱把酒孰心会？
我读着读着，心里涨满了苦汁。我觉得：这首词可以成为前一首词的补注，它更加具体地叙述了十年动乱中他那种痛苦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许多老一辈同志中具有代表性。我想到：这些革命老同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了大半生，现在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包括树成同志在内，可能都要在不久之后逐步离开领导岗位，退居二三线。他们眼看着国家的面貌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产生那种紧迫感是真切的。我还想到，在许昌地区，听到关于他的几件事：他在去冬今春两次去那里检查工作，通过到基层具体了解情况，不仅破格提拔了几个中、青年技术人员担负工厂领导工作，还向省委建议免去了漯河市的一位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也遭受到严酷迫害、不贪污、不腐化、奉公守法、在干部中有一定威望，但是干劲不足、行动迟缓、搞“四化”不力的市委第一书记。《人民日报》对此曾有过报导，在许昌地区和全省都产生了震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想：树成同志明明知道要受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仍然雷厉风行地坚持那样做，其重要原因之一，显然就是这种紧迫感。
“有志献余生，无心计功过。”“莫图生前名，应念总战略。”树成同志另外几句诗；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在随后接触到的其他几位省委负责同志那里，感到这也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在第二招待所小餐厅里，我被介绍给刘杰同志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同志，以及刘杰同志的爱人、河南省委副书记、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同志等。第一次和这么多一个省的负责同志在饭桌上相遇，我感到有点儿拘谨。饭菜端上来了：北京风味的捞面条。再有，就是当作盖浇菜的一碟豆芽，一碟豆角，一碟西红柿，一碟炒鸡蛋。伙食这么简朴，出乎我意料。这是偶然的呢？还是经常如此？过了几天，我发现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便找了个机会问了炊事员同志。他们说：以往的伙食是相当好的，那时表面上是每人每天一块钱，实际上却是实报实销，亏多少补多少。十几个人的食堂，有时一个月竟补助二三百元。党的《准则》公布后，段君毅和郭坦同志都提出要严格执行伙食标准，其他同志一齐响应，这样便把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提高到一元二角，超支部分一律不报。这个食堂就餐人数少，伙食很不好办，上个月亏损五角多钱，还得在这个月找回来。
段君毅同志哪里去了呢？听几位负责同志在饭桌上谈话，才知道：今天一大早他就和胡立教同志一同到地处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向一位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去了。他们并说，这位中央负责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