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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同志亲切地主动问我：什么时候来到河南？已经去过哪些地方？有什么印象和意见？我坦率地说了些对河南省的初步变化的印象。乔明甫同志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把膝盖紧紧抵住胃部，感慨地说：“山河未变两鬓斑。这些变化实在来得太晚了，把我们这些人的头发都等白了！”
我们正在说话，又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同志。他走到桌前拿起空碗筷就盛面条，听到树成同志又一次谈到河南这个文化摇篮缺文化时，突然用筷子轻轻敲了敲碗边，挺有韵味地低声哼了句：“啊，摇篮！……”李宝光同志打趣道：“老板！你该把过去丢掉的二胡、风琴抬回来了！”
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被称作“老板”的同志。宝光同志笑着介绍道：“这是我们省的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院长李福祥同志。他过去也是个文艺爱好者，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这个老板，在河南可出名了。批林批孔时，全省掀起了一股追查黑茶馆内幕的风浪，说他家一个月就喝了四斤茶叶，开了个黑茶馆，把一大批老同志召拢在一起大讲黑话，大骂那些‘中央首长’。那次风浪牵涉面很广，不少老干部都被整得很苦。长期在河南工作的现省委两位书记戴苏里、李庆伟同志也都被说成是黑茶馆的黑后台。”
三、王若飞同志的生前难友
宝光同志的话，把我带入到对于那个黑暗岁月的回忆中。我联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乔明甫同志写的《若飞同志在太原狱中》，还听说他在文革时期又坐了八年牢，便在饭后匆匆忙忙找到明甫同志，说是很想有机会和他谈谈。
当天下午，乔明甫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到我住的房间。我们随便地聊了起来。
他的语调很轻松，声音爽朗。我望着他那清癯的面容，深陷的眼窝，默算着他的年龄：他是1936年夏天，在山西太原陆军监狱和王若飞同志成为同狱难友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4年，他至少也该有65岁左右。
“河南地处中原，是我们国家的心腹之地。闹得不好，也会成为心腹之患。”明甫同志开门见山地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河南省的重要性，“‘四人帮’横行时期，在那一小撮人眼里，河南曾是他们的‘解放区’，是他们的‘红色根据地’，地位仅次于上海和辽宁。所以，河南揭批‘四人帮’、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任务也特别重。”
一谈到林彪、“四人帮”，他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又习惯地把一只脚踏在床沿上，用膝盖紧抵着胃部，继续说道：“从河南这个窗口看全国，我们的历史教训很多。解放后，直到1957年，河南都搞得很不错，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党的威望一年高过一年。从那时起，我们的脑子越来越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越搞越左。1958年来了个烧光、吃光。大办钢铁，把山上和社员家前屋后的树全烧光了；大办食堂，把一点余粮也吃光了。人民遭了大难！结果我们反而又去整基层干部，把账算到他们身上。好不容易从1961年开始，才慢慢恢复过来，到了1965年，又搞运动。十年大乱把好端端的一个党，搞得凄凄惨惨。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搞了30年建设没搞出什么名堂，哪有时间搞工作呀，力量都花在整人上了。我自己参加革命40多年，坐过国民党三年牢，又坐过‘四人帮’8年牢，前前后后共坐了11年大牢。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平均每四天多一点，就有一天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说着说着，他突然问我道：“你知道田家英同志吗？”
我说：“听说过。”
他又问：“也知道赵汉同志吗？”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充满感情地说：“都是些很好的同志啊！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死了！他们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本来都还可以为党做很多工作的！”
我停下记笔记，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口水，声音逐渐低沉：“我前些时候，刚去北京参加了安子文同志的追悼会。解放后，我和他一起工作了13年，他最了解我，我也了解他。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同志还有赵汉同志和我等五个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一下子全被宣布为‘三反分子’。安子文同志和我，还都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8年。再以后，他被送往安徽软禁，我也被送到洞庭湖的一个岛上。这两年，我调来河南，他回到北京，彼此仍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我知道他被‘四人帮’折磨成一身重病，可总还盼望他会一天天好起来。不料，今年6月24日，国务院一个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安子文同志病危，要我赶往北京和他见个面。我一听，心就揪了起来，当即动身。等我赶到，他已在几小时前去世了！他在生命垂危时，还喊过我的名字。我们就差那几小时，却没能见最后一面。我有很多话，都没来得及对他说。听他身边的同志说，他在去世前，看过《刘小奇同志最后的二十七天》那篇文章，整整哭了一天。他不是哭自己，他是觉得刘少奇同志死得太冤，太惨！”
我听到他的话音里有些哽咽，忍不住抬起头来，发现他的脸颊上已经挂满了泪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组织部长流泪。我曾经错误地认为：搞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是些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现在才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同志。一个好的组织工作者，恰恰应该是最富于人情味的人！谁说共产党人不应具有人情味呢？我眼前这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老同志，他在国民党监狱里，戴着铁镣手铐，受到严刑拷打时，没有哭泣过；为了向反动派表示抗议，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绝食五天五夜，粒米滴水没有进过口，也没有哭泣过，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胃至今还留下了后遗症，吃饭、说话时不得不经常用膝盖抵着胃部，好抑制胃痛；今天，他却为一位刚刚去世的老上级、老战友哭泣了！有谁能责怪他的软弱呢？！这眼泪不是水，是火，是一股股愤怒的火焰！
我也流下了热泪，低声向他说道：“明甫同志，我的家乡在安徽。我有位朋友就住在安子文同志被送往安徽淮南软禁起来的地方附近，他说那里的群众到现在还很怀念安子文同志。人民是不会忘记者一辈革命者的功绩的！”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泪痕，逐渐平静下来。他说：“是啊！我们的人民群众实在好！战争年代，他们养活了我们，用手推车把我们送过黄河，送过淮河，送过长江；前些年，他们跟着我们一道受罪，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改；现在，我们刚有些改变，他们又热诚地拥护我们。文化革命中的不少往事，我都强迫自己忘却了。只有我在洞庭湖的那段遭遇，还常常想起。刚去时，那里的年青人不敢接近我。因为上面说我是个‘大反革命’。渐渐地，便有人偷偷摸摸地来到我的住处，以后更越来越公开化了。厨房大师傅看我有病，便单独给我做饭。农场党委书记的女儿，看我衣服脏了，趁我不注意就偷去洗了。周围农村的群众，下地劳动时，就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代管，我住的地方成了托儿所。孩子们都叫我‘乔爷爷’！我离开那里时，群众送我，他们哭，我也哭。我还想过：将来我退休时，再到洞庭湖那里，就在那里度过晚年！可正因为想到这些，有时心里反而更加难过。我们这些人，革命一辈子，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给群众带来好处，现在头发都白了，快去见马克思了，这个心愿还未实现！我这个人，现在说话办事都很容易激动，不愿再讲官话套话，我还常常办错事，要抓我的毛病可多了。可我越来越相信：现在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五中全会中央书记处成立时，我曾用个人名义给胡耀邦同志发了个电报，表示拥护。我都这么大了，还想升官吗？不想了，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对中央现行政策的态度。按现在这个路子，这些政策，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可是许多受到群众欢迎的政策，执行起来还有困难，有各种各样的人明里暗里反对，这场斗争不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的！”
……
这一夜，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已经听到的关于乔明甫同志的一些有褒有贬的议论。比如说：他的脾气很倔，和秘书、警卫员的关系搞得不大好。他竟然向秘书下令：不准阻挡任何一个想见到他的人，还为此发了些脾气。有一次，他还独自一人跑到机关干部宿舍里，和省经委一个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谈了一晚上。他甚至还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一样，直接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取消警卫员制度。批评他的人说：“这未免有些标新立异。”他反驳道：“怕什么？不能再人为地把我们和群众分开了。”还比如说：他为了一个普通服务员父亲的急病，竟然通过个人关系，几次给北京的老朋友打长途电话，要他们代买一种在郑州不好买到的特效药，这显然也违反了某些常规。当然，表扬他的也颇有人在。比如，有些人说：在他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倡议和支持下，郑州市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少年宫。它建成之后，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在建设过程中，他不仅事事关心，有一次还冒着大雨亲自去工地检查进度，和建筑工人们谈心。……这些褒贬，可能都各有道理。我了解的情况还较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却要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总希望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多看到一点人情味的东西。
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应该是个人，而不应是个神！
四、一位向前看的省长
在河南，我还曾先后和其他好几位省委负责同志谈过心。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使我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我如果全部写出来，这篇文章就未免太长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约束一下自己，只把和刘杰同志有关的一部分情况，再报告给读者。
刘杰同志的革命经历颇有点传奇色彩。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高材生，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后，他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还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是六朝古都开封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也是河南省第一任省委副书记；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同志共过事；接着，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部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作出过努力；1978年秋天，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时，由于他和河南的这些历史渊源，才又被派来河南。
从30年代初到今天，他的工作范围，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地下又转到天上，最后再从天上回到地上。作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在这好几个方面都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许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名人物打过交道。因此，当我和他有所接触，并且陆续从有关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曾和他开玩笑：“刘杰同志，你的这些经历，如果在西方，简直可以靠写回忆录发财了！”他听后也笑了，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向前看。”
一向前看”，这是刘杰同志的一条行动准则。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工作又很忙，可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外语丢得久了，文化革命中，挨批斗受审查时，有了些空闲，又捡了起来。据熟悉他的人说：他现在的外语程度，比他大学毕业的孩子还要好。来到河南，因为是省委的常务书记和省长，要抓全面工作，他又在学习一些过去不懂的东西。比如：他正在学习系统工程学这门管理的科学；还向小麦专家学习小麦方面的知识；也向水稻专家学习水稻方面知识。他从来不曾反对别人用自己个人的遭遇控诉“四人帮”的罪恶，认为那可以激励斗志。可是，关于他自己曾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诬陷、迫害，他却从不愿谈。至于他曾经做过那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就更不愿多谈了。
在我们的好几次谈话中，只有一次算是例外。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天。他又一次向我谈到河南能不能在2000年实现中央提出的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他突然想起在二机部工作期间，苏联撤走专家时的心情。他说：“苏修把专家撤退了，我们怎么办？有的苏联专家说：‘你们也要搞原子弹？甭想！等着卖废铁吧！’这以后，总理经常问：‘刘杰，什么时候响呀？’当时我要是自己钻进原子弹里就能够让原子弹爆炸，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他的个子不高，背稍稍有些驼，说话声音很轻，眼角唇边都带有几分笑意，穿衣服很不讲究。乍一看，怎么也难把他和一个7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省长联系起来。可是，谈着谈着，你就会被他那亲切的语调所吸引，你会觉得这个表面看来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躯里，蕴蓄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那一次，他还向我说：“我搞过几年科学组织工作。搞科学，最讲究实事求是，有时却又不得不冒一点险。第一颗原子弹上天，就是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先确定1964年10月要上天的完成期，倒着往前排日程表的。6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了，震动了世界。现在要治穷，要在2000年实现每人每年平均产值1000美元的计划，办成了也会使世界震惊。当然，这次困难比那次还要大。因为，十年动乱把人心搞散了，党的威望也比那时低得多。可是，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是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力量重新拧在一起的。”
就在今年6月和7月那个热浪滚滚的季节里，他带了八九个人，坐着一辆面包车，从伏牛山到大别山，跑了一个多月，一个一个专区，一个一个县的深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总共跑了6000多公里，7月中旬才回到郑州。他用许多亲自调查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我说明：河南的形势确实有了深刻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还只是开始。他向我谈到，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老公社书记说：这两年，比1957年前、1962年后建国以来两个最好的年代还要好。因为1957年前，还没有经过失败和挫折的教训；1962年后，只是刚刚渡过困难，感到松了口气，对前途还看不清。这一次重新起步，不光变化快，大家都觉得步子迈得比从前扎实得多。
他很高兴地谈到：取得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帮助大家解放了思想，把实事求是这个武器又找了回来。他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河南有山有水有平原，矿产丰富，能源不缺，不少经济作物在全国很有名，可以发挥的优势很多。可是，我们过去有山不靠山，偏要把山上的树木砍掉，开荒种粮食，搞一点山区多种经济，就算是资本主义；我们有那么丰富的铝土矿，那么多的大煤田，不发展制铝工业，不搞煤的综合利用，偏要到处一窝蜂地去搞小钢铁；我们的烟叶全国第一，棉花全国第三，本来应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偏偏发展了那么多机械工业，造成现在工厂严重吃不饱；黄河滩上的沙地很多，沙地适合种花生，一亩地最少也能收一百多斤，却偏偏要在沙地里种棉花、种红薯，收十斤八斤也要种。这样乱折腾，怎能不穷？”
也许是由于他在战争年代曾经在河南工作过的缘故吧，对于河南的穷，他有着切肤之痛。他谈到：虽然河南的形势已经有了不少变化，可是，全省发展还很不平衡。总的来说，农村比城市走得快，农民生活的改善，也比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明显得多。他这次下去，在固始县城关公社，看望了一对姓陈的老五保户夫妇。老两口子都已七十多岁了，养了108只长毛兔，一年可收入六七百元。单是固始这一个县，就喂了80万只兔子，40万只鹅，一下地，白茫茫一片。郑州郊区有个社员搞副业，自己买了辆摩托车。更不要说全省有名的刘庄、宋庄、白庄、回锅镇这些地方了。那里有的社员，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00元，社员急着想买电视机、缝纫机这些高档商品。可是，这样的社、队、户还很少。全省37万多个生产队，年收入每人在100元以上的，只占10。4％，大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年收入只是60元左右。有一些县和公社，还很穷很穷。为了亲身感受一下穷的地方究竟穷到什么程度，他这次特地到大别山深处的新县看了看。
新县是个老根据地。从那里出去参加革命，后来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