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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款。原财政部在部长宋子文带领下，部内科以上职员发薪3个月，来了个集体散伙，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使财政部剩下一个空招牌。孙科上台后政府支出不敷，1个月就达1600万元。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
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上台后为赢得民心，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奉化蒋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 蒋介石临走前，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为甘宁青宣慰使。这些人全以急行军速度赴任就职，死死控制了局面，天老爷的话也不听，就听蒋介石的话。孙科本是个没有肩膀之人，内政、外交的窘境更使他一筹莫展，于是向报界抱怨：“以前五院对国府主席负责，现在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行政院须完全听命中政会，而3常委迄今未来，行政院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盼望造成健全舆论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
孙科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车，孙科政府就要夭亡了。孙科要撂挑子，急坏了一中全会后逗留在沪的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等人。李宗仁、陈铭枢等为支持孙科，扬言要对金融界采取强硬措施。孙科也以“充实中枢，否则还政于民”为名，召集李宗仁、陈铭枢、冯玉祥、李济深等密谈，决定在蒋、汪、胡未入京前，设特务委员会，负责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责任。1月13日，孙科、陈铭枢、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等在沪中委联袂进京。14日，在京召开第三次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正式酝酿成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推出特委会委员。
李宗仁等人的活动，使在奉化窥测动向的蒋介石感到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设立，在蒋看来更是夺权的不祥之兆，不便再行坐视、延宕，蒋在李等联袂进京之日，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蒋在离宁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蒋介石在杭州写信给汪精卫。那汪精卫则因被陈济棠逐出广州，正欲投蒋，于是连夜赴杭与蒋密谈竟夜，双方达成交易。同时，蒋、汪致电胡汉民，请他北上，“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孙科）及诸同志。”胡汉民复电汪精卫，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拒绝北上。张继、张静江由南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密谈。次日，蒋介石派自备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
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宴毕即在另室密谈。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会后，蒋、汪分别向报界表示，为赞助政府当局，当近日内共同进京。
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之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第十六章 蒋、汪卖国
蒋、汪在杭州晤面的消息传到广州，胡汉民愤慨之余乃于19日公开宣布与蒋、汪决裂，并决定依恃两广实力派与蒋、汪抗争到底。而李宗仁等则因蒋、汪回返中枢，特务委员会无疾而终，深知尚无力量左右大局，也不再在沪逗留，采取坚决拥胡立场，返回两广，继续西南割据，与蒋作长期对垒。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不幸，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演出了“一？二八”事变来。 上海打起来，南京下关的日舰也轰然开了炮，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迁都洛阳。
几天之后，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介石很高兴，觉得汪精卫还算识趣，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紧接着，又任命陈立夫为中央组织部长，陈公博为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从而达到了“蒋汪联合主党”的协议，蒋、汪二人成为中央的主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中心至此就基本确立了。
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法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蒋派人往意大利向墨索里尼求教，去德国向希特勒求教。蒋指使陈果夫、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的中统特务组织，因“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为C，故二陈为CC，俗称“CC派”。
“CC派”除二陈外，其领导成员还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周佛海等。
1932年3月，蒋介石又组织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是出身于黄浦陆军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刘健君以及周佛海等人。
后来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将两个特务组织合并，他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来当教练，特务组织专门从事法西斯主义宣传、摧毁共产党的组织、捕获和杀害共产党人、暗杀进步人士等罪恶活动。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日本人侵占上海持妥协态度。从江西“剿共”前线撤退后驻防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是一支坚持抗日的爱国军队。
“一？二八”事变的前几天，张静江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二人不欢而散。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19路军闸北的防务。蔡廷错指令19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
日军从1月18日起，接连在上海寻衅，制造事端。日寇扬言：“打上海4个小时就可解决问题。”日本侵略者企图将上海作为进攻内地的军事基地。
1月28日，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坚决抗击日军的入侵，打响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英勇的19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4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2月7日，日本当局撤了他的职。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立即向蒋介石献计，要蒋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蒋便于1月30日发出《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19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回答说：“很好。”并指示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为军长率其参战。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200架飞机的进犯，奋战了33天，日军死伤1万余人。日军三易主帅，并且不断增兵。而19路军和第五军总共兵力不过4万人。全国人民踊跃声援淞沪抗战，几天就捐了3万套棉衣，设立了几十个伤医院，仅款项就有700万元，社会各界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支援抗战。宋庆龄等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蒋介石在2月23日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励，奋斗到底。”蒋介石一时支持抗战，有种种原因：一是以免国人反对，二是冯玉祥、于右任、陈友仁等慷慨激昂，力主抗战。然而，蒋介石不再调兵增援了，他要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了结淞沪战事，尔后潜心“剿共”。
蒋介石对总参谋部说：“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许多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又派心腹监视各军，不准妄动。
2月13日，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日军增至近20万人，19路军寡不敌众，急请军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绝。淞沪守军孤立无援，日军发起强攻。3月1日，日军从浏河偷袭登陆，19路军被迫退出淞沪第一道防线，撤至嘉定、黄渡一线。
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定了协议，内容共5条，其中第2条规定上海至苏州一带，中国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3条则规定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军队；另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日军同意签订这一协议，其目的是想将军队调往东北去打义勇军。
5月13日，日军第14、18师团即转开吉、黑增援。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蒋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个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此，蒋介石调动了63万大军。
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3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3路军。
在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此时正处于非常严峻时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三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是，三中全会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指责中共中央为调和主义。更糟糕的是：这封信还未送往中国，从莫斯科归国的留俄学生便把消息传给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这些留俄学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命令，赖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广泛传播开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和博古又联名写信给中央，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云云，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还不知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而闹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写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写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在领导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一些曾受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纷纷响应，也认为党出现了危机，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曾尖锐地批评过“立三主义”的错误，但受到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不但没为他平反，反而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强烈要求改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次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来头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
年轻、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却有后台。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集镇上，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村。他在16岁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进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学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随他来中国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着让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王明以米夫为后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