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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着让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王明以米夫为后盾，开始排斥和打击异己，在党内搞宗派活动。连原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俞秀松，也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成员。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经过调查，并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的审理，作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当时共产党内很需要理论干部。对于王明这个学过理论的青年，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派定，但王明害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环境，总想留在上海，在党的上层工作。党组织允许他留在上海，派他到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不久任命他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王明自称是宣传部长。10月，调任他为《红旗》报编辑。
1930年1月，王明去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的彩印工会出席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20多人被押上囚车带到老闸捕房。当巡捕间王明姓名、住址时，他说了假姓名，但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鸭绿路有党的机关，这样就影响了机关的安全。
当天下午“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就和“340号”巡捕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每送一封信给大洋14元酬劳费。巡捕表示同意，于是王明从一个被捕的工人那里找到一根短铅笔，又找到几张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信，折好后交给那个巡捕。王明的信是写给其挚友、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现任中宣部秘书潘问友的。信中内容是他因什么事被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请求营救。王明还托巡捕向潘问友询问高介三的住址。 李求实先接到王明的信，看后大吃一惊，说：“王明这家伙靠不住了，我们马上搬家。”
李求实急忙通知王明知道的所有机关，立即在一天内搬家。潘问友给王明复信说：“你的事转华丰公司代为照料。”对于询问高介三的地址未作答复。潘问友不久被捕，当了叛徒。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时间后，被解送到提篮桥牢监内特犯间，英租界当局宣布将要把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王明因听曾在中国监狱坐过牢的人说，国民党用刑残酷，他惧怕引渡，再加上他发现一个同时被捕的人有叛变嫌疑，更增加了惧怕情绪。夜半，王明想出一个办法：要同时被捕而被巡捕搜去记录和签到簿的那位同志承担责任，以救大家。
次日上午，王明对那位同志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你可以承认一些，说你是来作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情，你看如何？” 但那人表示：“我坚决不向敌人低头。”王明当场被他顶了回去，弄得不好意思。
几天后，开庭审讯，提审王明时，判官问：“叫什么名字？” 王明答：“王杰仁。” “哪里人？” “安徽人。” “多大年纪？” “19岁。” “干什么的？” “开米店的。” “为什么到彩印工会去？” 王明哭着说：“老爷！俺不懂什么！俺去找俺表兄吴鲁卿先生。”
敌人不明王明的身份，经王明这么一说，便给蒙蔽了。王明又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同他认“乡亲”。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德国籍代表花了几千元打通关节，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个乡亲看守，让他随便填写一个名字算作保人，于2月28日放他出狱。
王明出狱后去找高介三。高介三因王明曾托巡捕询问过他的地址，已严重威胁他的安全而搬了家。高介三搬走后敌人即搜抄了空宅。王明来到高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楼空。王明因泄密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请求，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商量，分配他到全总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缉。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共写了近20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的文章数目相等。王明在这些文章中积极鼓吹“立三路线”，他不仅是李立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难时，成为李立三的辩护士，给反李立三盲动冒险的同志扣上“右倾”、“调和倾向”等大帽子。
1930年6月，王明被调到中宣部任秘书。7月初，王明得知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随便聊聊”为名，邀集留苏联归国的王稼祥、何子述开了一个串连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谈论结束时，王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7月9日，李立三主持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但遭何孟雄反对。王明见时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发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发了言。王明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指责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组织者”罪名扣在王明的头上，向忠发宣布给王明撤销中宣部秘书以及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对博古等人也给予处分。
但是，王明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有恃无恐。次日，他给中央写信，重申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撤销对他和博古等人的处分。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三中全会作了肯定，王明也表示“拥护”。
但是，王明曾因反对李立三而受了处分，三中全会既没有撤销对他的处分，更没有把他当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奖、提拔，心中不满。他对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于怀。瞿秋白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强烈不满，一直在寻机报复。因此，当王明得到共产国际写信指责中共中央时，又串通留学苏联归国的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要求中央改组。
第十七章 红军遇挫
中共中央直到1930年11月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国际来信，承认在批评李立三错误问题上有调和态度。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其实，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是时，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是唯命是听的。 曾积极鼓吹立三路线的王明等人，对立三路线的错误没甚揭发。他们对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兴趣，而是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12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地来到上海。他分批会见了王明、博古以及罗章龙、徐锡根等，同王明密谈几次后，决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召开四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反右倾。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严厉指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于12月6日决定撤销对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4人的处分。米夫又逼迫政治局发出全盘自我否定的通告。中央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而陷于瘫痪。王明、博古、罗章龙等因未得到权力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于1931年1月1日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提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罗章龙毕竟不是米夫的门徒，米夫只是想让罗章龙把水搅混，而不让他摸鱼。米夫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博古等商议后，由王明等出面，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并要求召开四中全会。闹腾一阵子后，米夫出来讲话，说他已报告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并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议案》。米夫提议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政治局对那个屡犯错误的年轻人王明并不放心，没有完全接受米夫的意见，决定由尚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刘归国前由王明代理。同时决定将博古补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瞿秋白、周恩来觉得他们在处理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该团结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他们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并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出了何孟雄。米夫因何孟雄不是他的门徒而拒绝。瞿秋白、周恩来对三中全会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提出退出政治局的要求。米夫因他的门生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定在瞿秋白、周恩来二人中保留一人，王明早已要对瞿秋白进行报复，米夫决定瞿秋白退出。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全会只开了15个小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售14名中央委员、8名中央候补委员和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计37人出席会议，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徐锡根、李维汉、任弼时、贺昌、余飞、顾顺章、温裕成、王克全、罗章龙、陈郁、史文彬、张金保、王凤飞、陈云、周秀珠、徐兰芝、袁炳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韩连会、何孟雄、徐畏三、沈先定、顾作霖、夏曦、肖道德、邱泮林、博古、柯庆施、袁乃祥。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共36人，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22人，且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员，不但出席了中央全会，而又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中央全会。
会议由向忠发作了政治报告。经过讨论后，由米夫作为国际代表作了结论，然后进行改选。米夫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3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两人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不仅被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没有同意。周恩来在四中全会期间，同瞿秋白一样被置于“被告”席上。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因多数人不同意未被通过。
四中全会后，中央在米夫、王明等人操纵下，决定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派夏曦去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等等。还制定了《中央巡视员条例》。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些“钦差大臣”握有尚方宝剑，权力极大，因而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灾难。从这时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米夫在四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又停留了半年时间，中共中央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宗派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威胁。显然，无论是手握重权的国际代表米夫，或是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都无法驾驭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3人为中央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苏区工作。米夫和王明同意这样的安排，只作为权宜之计。王明公开放风说：“这只是为了实际的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不出来稳定局面，撒手不管，党就会出现大分裂。于是他忍辱负重，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周告诫他们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王克全、罗章龙的情绪已十分激动，他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罗、王仍然不理睬。
1月27日，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罗章龙、王克全在党内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对他们处分之后，党内局势稍稍稳定下来。但是，蒋记国民党特务严重摧残共产党组织。党的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因受叛徒出卖，于1月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被杀害。
1931年4月，多次发表文章支持王明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陈昌浩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不料，顾在途经武汉时、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特务头子徐恩曾逮捕后叛变。顾顺章原是上海工人，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因远在武汉，中共中央没能立刻获悉。顾顺章向徐恩曾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幸亏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钱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陈赓转报中央。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国际机关一夜之间全搬了家。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引导下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一一扑空。但是，顾顺章供出被捕后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恽代英，恽代英被捕时化名“王作林”，未被识破。顾告密说王作林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本是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有他的照片，经查对，王作林果真是恽代英。敌人对他劝降失败。1931年4月29日，敌人将恽代英押赴刑场，恽代英牺牲时年仅36岁。顾顺章被徐恩曾留在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他不仅使恽代英丧命，而且带领4个武装便衣特务分子，又在香港将蔡和森抓获。蔡和森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服，又被刺刀刺进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这一番折腾后，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4人。王明成天惊魂不定，他曾躲到尼姑庵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上海郊区一个疗养院隐居。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很少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总书记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跟妓女杨秀贞姘居。向忠发和杨秀贞搬家后，将女佣解雇。顾顺章以重赏收买女佣，暗带特务分子去诱捕向忠发。向忠发见势不妙，从后门逃走。中央考虑到向忠发处境很危险，决定他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周恩来一再叮嘱他在离开上海前不要外出，但他不听警告，不守纪律，擅自在临走前去杨秀贞的新住所过夜。
次日清早，向忠发从杨秀贞那里出来，到静安寺英商“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将他捉住送往捕房。周恩来立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