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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封锁的长江、东临日伪占领区，东、西、南3方面还有国民党重兵包围。 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安危极为关注。早在1940年3月，中央军委鉴于国民党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发起进攻，致电项英说：“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到袭击。”此后，毛泽东等曾20多次电示项英，要他们认真准备北移，要有应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准备。 但项英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存在右倾错误，他一直株守皖南，等待时机。 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一行奉命来到重庆。蒋介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真正了解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是支持他，而非支持中国共产党，便冒险发动皖南事变。12月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凡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该军“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毛泽东在11月和12月多次电令项英提高警惕，迅速渡江北移，并指定了北移的具体路线，严防袭击，并限令12月底全部北移完毕。但项英对蒋介石集团存有幻想，根本不相信国民党军队会对皖南新四军进攻，说顾祝同不敢进攻军部，一直按兵不动。 12月2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部队决定以战备姿态移动。军长叶挺前往上饶，去见顾祝同，与顾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以及保证北移安全等问题。叶挺同顾祝同谈了两天，最后定下：新四军开始北移时，所欠9—12月份经费当即转请补发；自4月份起尚未发给的子弹当转请补发；对在前方抗敌受伤的将士，答允予以适当的处置；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移动期限：部队限1941年1月28日前撤完。兵站留守处限2月2日以前全部结束。 新四军动身前，驻泾县的国民党52师，还请新四军军部篮球队到泾县去作临别的“友谊比赛”，故意装做相安无事的样子，这是蒋介石集团在事变前策划的阴谋之一。 国民党一方面催迫新四军北移，一方面又故意刁难，不发给军需补给，不批准限定北移路线的驻地。虽然新四军领导多次交涉，仍不予解决，故意拖延时间，从而为歼灭新四军寻找借口。蒋介石命令“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密电发出后，皖南上空，顿时战云密布，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即将开始。 新四军进行了北移的必要准备。1700余人的北移先遣队，携重要资材1300多担，分三批移往苏南北渡。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眷属，也随之先行。军部又把各部队共9000余人调到云岭地区，准备北移。以老一团、新一团编为第一纵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委；老3团、新3团编为第二纵队，由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委；5团和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由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委。其余尚有军直、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约1000余人，随第二纵队前进。新四军军部在云岭驻了3年，部队已与当地群众结下血肉之缘。现在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只好委曲求全告别皖南。 1941年1月4日夜，军民依依惜别，部队里响起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军歌：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 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 别了，三年的皖南！ …… 新四军兵分3路，向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前进。那日晚上天漆黑，部队打起灯笼火把，如多条火龙，蜿蜒游动于起伏的山峦，织成奇景壮观。加上连日大雨，山径泥泞，河水陡涨，章家渡的浮桥也被冲坏，只好涉河，部队行动困难，甚为疲劳，走到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 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命令第三、第五战区：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于6月下午3时，命令第三十二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即命令所部，以主力开始围剿茂林、铜山一带的新四军。 6日下午，新四军特务团前哨部队到达丕岭，就遭到国民党第40师的堵击。新四军军部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一纵出击求岭，二纵出击丕岭、博刀岭，三纵特务团出击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是晚，崇山峻岭中枪声四起，部队和国民党反动军展开了争夺山头的拚杀。 7日拂晓，各部队将指定的山头占领，继续前进。10时，军部越过丕岭，三个纵队，分3路会攻星潭，准备攻下星潭后，分两路向三溪敌40师师部处突围。但各部行动后，即遇到敌人碉堡的火力封锁。国民党军在1个月以前就在这些地区建筑了碉堡。当下，部队与敌人对峙激战。加上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未能攻下星潭。 此时，毛泽东、朱德致电指示叶挺、项英：“新四平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新四军军部决定，当晚12时开始折回，经高岭向太平方向突围。 后卫的五团在高岭已同敌79师打响了，激战正酣。突围高岭未能实现。军部决定，改道由茂林方向突围。 8日夜，上官云相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击。军部让3团为前卫，5团为后卫向茂林方向进发。夜里，大雨滂沱，军部达高坦时，敌144师已向高坦猛攻。叶挺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了一夜。9日晨，叶挺仍在前线，以教导队增援3团，士气大振，激战一日，将敌144师一部击退。部队伤亡甚大。 项英试图带小部队绕道突围，派人去请叶挺商议。叶挺因在前线指挥将士们激战，项英便同袁国平一起带小部队出走。9日晚，叶挺决定率全部人员经泾县与丁家渡之间的青弋江至孤峰突围，黄昏开始行动。沿途遭到顽军的袭击，且战且走，情况十分混乱，一夜只走了20余里，于是，全军退入葫芦形横五六里的石井坑中，情况十分险恶。 叶挺和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北进又受包围，项英等去向不明等情况。尔后叶挺命令紧急集合，他站在高滩阵地上，向全军作了极其沉痛而悲愤的讲话，说： “同志们，我们现在处于生死危急的关头，唯一的道路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我想不到蒋介石的卑鄙无耻竟到了这步田地，真是较之秦桧犹不如的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以挽回当前国家民族的危机，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如果我叶挺有所动摇，枪在你们手上，大家都有权打死我。” 全军将士眼含热泪高呼：“坚决突围出去！”“誓与军长共存亡！” 新四军将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敌人，接连从敌人那里夺下五六个山头，到了10日中午，敌144师被新四军击退，但敌79师又从144师后面增援上来，双方对峙激战到天黑。局势更加困难。 项英和袁国平于10日下午重新归队，并致电中共中央，承认错误，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同时，叶挺、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朱德，请党中央速向蒋、顾交涉，要其撤围。 11日，新四军继续坚守石井坑阵地，战斗更加剧烈，并打退顽军多次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弹粮不济，情况变得十分危急。于是，新四军军部在石井坑召开会议，检讨受挫原因，制定行动方针。在顽军40、144、79、52、108各师合围的情况下，新四军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1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叶挺向全军将士说： “从我军长直到战士、伙夫、马夫，只要有最后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拚到底。我们为了抗战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要在革命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 12日，顽军发动5个师的兵力，进行向中心合击。叶挺指挥着将士，坚守石井坑，浴血苦战。是日，中共中央致电新四军，宣布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决定： 1、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2、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中央又指示：新四军“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突围不成时，要准备打游击的计划。万一失败，要注意多保存一些干部。” 当日黄昏，石井坑周围阵地相继失守，叶挺决定分散突围。 13日凌晨，在部队突围时，袁国平壮烈牺牲。 14日，战斗更加恶化，新四军经过8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弹尽粮绝，除傅秋涛、黄火星等2000余人突围出去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饶漱石强迫叶挺与顽军谈判。 叶挺说： “我现在是败军之将，根本没有条件去与敌军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 饶漱石说：“这是军党委做出的决定，我负完全责任，我马上发电报给中央，你只管去谈判！” 叶挺无奈，只好去谈判。他一到上官云相那里，立即被非法逮捕了。 日本陆军、空军和海军，也与国民党军队配合默契，陆、水、空三管齐下，围攻新四军突围出来的零星部队。南京伪政府的绥靖部队，亦帮同协力，出动作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隐蔽在泾县蜜蜂桶山密蜂洞里，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刘原总杀害。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均遭惨无人道的残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新四军战死和被残害计7000余人。 蒋介石干了这桩血腥勾当之后，竟于1月17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已将“其全部解散”，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而对“剿共”有功的上官云相和第二十五军则各奖赏法币5万元。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的新四军。 是日晚，周恩来在重庆得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打电话向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他愤怒地斥责道：“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夜，周恩来义愤填膺，亲笔手书：“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翌日，周恩来将它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第七章 延安整风
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即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7个师1个独立旅，9万余人。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条件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影响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发展了5倍，新四军才发展1倍，项英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通过王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写的《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70万新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