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簧奶啵粝铝四岩阅ッ鸷屯车挠〖恰８詹渭痈铩∶故歉龊煨」恚诮魅鸾鹁团錾献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 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 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这 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 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 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 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 ，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 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 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 补的历史遗憾！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 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 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 ，包括在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时，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被人们讥笑为不识时务，批判他是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 。可作为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这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一种历史责任和生活信念的 本能。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 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 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 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 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 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 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 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到南宁后，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如在长沙。特别是他食欲不好，吃东西不多。他的牙齿一直不好， 脱落不少，但他又不愿拔掉重镶，主要靠牙龈咀嚼，这也影响他进食。我们劝过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烦，就是不 同意拔牙镶牙，对此我们都很担心。其实我们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没胃口，也嚼不动，只是对一种酸甜的小 菜感兴趣，可那又有多少营养？他的体重不断下降，我们为此都非常忧心。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增加些营养，就让厨房 做些鱼糜、肉糜的粥食给他吃，但也没有多少效果。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 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回京后，因为他要参加会议，又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我没多少事，就先回文献研究室处理一些 刘少奇研究组的事情，但隔几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 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 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 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 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 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 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 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 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 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 ，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 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 光辉的人生历程。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全面公正地评价了他伟大的一生，特别 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90年诞辰时，中央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再次肯定和颂扬了 他的历史功绩。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生前的遗愿，终究都会一一实现，因为历史是无私、也是无情的。2009 年2月于广西北海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陆 德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陆定一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13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13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建国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就连胡耀邦同志，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也说：把“错误的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删去就好了。很多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明朗，有人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200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他敢于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笑着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啊！”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父亲主管党的宣传工作达22年，时间之长，在国际共运中绝无仅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教育方针”，在宣传领域中他还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1943年8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到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年3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一《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年1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8周年之际，又著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与一些党风不正的“假大空”宣传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腐败，提出惩治腐败需用“外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生机，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也随之在侵蚀着肌体。父亲在1992年就心痛地对党内同志讲：“我们党已经开始腐败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
父亲对我讲：这一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父亲又讲：毛主席也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当然，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到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13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