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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双百”方针、共产主义过渡期、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它应该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专制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等等。
在父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整理出来他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2008年夏，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和李君如副校长分别约见了我，对我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并说这（反思）是对我党总结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宝贵财富”。
对子女言传身教。“不要去当官”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父亲的上班时间和主席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只是早上8点才起床，我们上学看不到他。当时他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稿。《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变化”的理念，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60年代在我上大学时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企图走仕途的。
我们孩子们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陆定一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重。”建国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十分好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父亲的车只供父亲公务使用，子女是不许坐的，哪有“车接车送”的事，母亲上班和我们上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三年自然灾害”期，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人，主动两年多不吃肉，中南海的首长们也纷纷主动减量，每天只供一两肉，同时父母的口粮也减至26斤和25斤，除此，再也没有其它供应。要知道，这些人若在古代就是“皇帝”和“重臣”啊，全国再有困难，也不可能会饿着他们。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们就是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共渡难关。虽然一些“左”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损失，但看出他们是要继续革命的，党风是廉政为民的。周总理参加外事活动最多，一出去就要显得仪表堂堂，气势不凡，但他那套服装一直穿了十多年都不许换，里面的衬衣是打了补丁的，只是袖口和领口，为了外事需要而拆换成新的。这是父亲亲口对我讲的事。打倒“四人帮”，在改革开放后，父亲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保镖和官员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去摆谱，不铺张。据父亲随身工作人员说：就连出席正式场合穿的衣服，陆老直到去世也就那么一身。联想到社会上的一些贪腐官员，真是无法与第一代吃过苦、打出来的开国元老们相比！
1984年，我要到外地河南工作，要离开父母的身边了。为此父亲专门题了一幅字给我，作为他对我工作的嘱咐。题词上写：
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同工农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过则勿惮改（编者著：有过失不要惧怕改正）。
这是他对我做人和做事的要求，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我在外工作，做出些成绩，也遇不少困难。对有些现象，我不理解，也很委屈，回京与父亲交流时甚至流了眼泪。父亲说：“要完成革命事业，就会付出代价。革命战争中是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也会付出代价的。你是党员，要有为事业不惜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有了这种准备，还怕什么困难和委屈？！”随后，他又送我一幅字，上题：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对我的精神激励，也是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铮铮铁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从不退却的一种信条。一生中，父亲就送我这两幅字，但每当我见到这两幅字时，就像父亲他老人家站在我面前。
（责任编辑 徐庆全）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朱 正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
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我收到了两封指出我这错误的信，一位是当年《布
尔塞维克》的编辑郑超麟同志，他信中说，汪精卫的这篇“是1927年7月15日或其后一二日发表在汉口《民国日报》第一版上的。这就是汪精卫的分共反共的公开宣言，当时知道的人很多。”另一位来信者就是龚育之同志了。他在1987年9月25日给我的信中说：“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注释未注明出处，是一缺陷。当时未能查到原始出处（现在仍未查到），但此文收在汪氏文集中，日期署16年7月25日，较你指出的题辞（10月10日）为早。估计你未见到这篇文章，现附上复印件一份，供你参阅。”随信寄来的复印件有：一、汉口《民国日报》所载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全文，在这篇之后，还有孙科的《打倒蒋中正以后》一文，以及《张（作霖）蒋妥协条件之内容》、《吴佩孚将赴万县》等新闻报道。二、上海中山书店印行的《汪精卫先生的文集》第81至第84页，题为《夹攻中之奋斗》，署（民国）16年7月25日。三、上海光明书局印行的《汪精卫集》第三册，题为《夹攻中之奋斗》。我看了一下，报纸所载的，大约是原始的出处。那时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有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所以文章一开头就是“自从蒋介石反叛以来，我们同志，正在专心致志，和反叛的蒋介石作殊死战。”等到编入文集的时候，宁汉已经合流，所以这些指名道姓谴责蒋介石的字句就全都删去了。这样就帮助我弄明白了这一句引语的出处。这样我就开始了和龚育之同志的交往。
1987年10月，他参加全国政协的参观团到了长沙，我到宾馆去看他。也不记得谈了些什么。他送了一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给我。这本署名“八七年十月于长沙”的赠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1997年我出版了随笔集《思想的风景》，龚育之同志在收到赠书给我的回信（3月23日）中表示看重书中《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那篇，他说，“唐纵日记，听你和金冲及谈到过，你的文章引起我一定要找到一本看看。也许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本日记和你的文章。”书中还有一篇《搔痒》，表示不能赞成把那些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等等都“说成是为了探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他却表示了异议，信中说：“还有一点不完全相同的意见，即‘探索论’。你知道，我也是持‘探索论’的。你的论点也给我教益，注意在讲‘探索’的时候，不要使它成为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搔痒的比喻也很机智。但是，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任务来说，的确有‘探索’的问题，有一些大的失误（不是每一项）也的确有探索这个大背景。是不是呢？我看你在谈郑超麟诗词的那篇文章（按：指书中所收《只凭余事作诗人》一文）中引用苏联史家的论点，也谈到‘郑重探索中犯下的错误’的。”我倒觉得，我和他的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使我反感的是以“探索论”为名而“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而已。
1993年这一年，我没有干别的事，从年头到年尾，写出了《反右派斗争始末》的初稿。从1994年开始，我就一面不断的修订增补，一面给它找个出版的地方。先后找个好几家出版社商谈，结果都不得要领。大约是’1995年末或1996年初，我的老师李锐同志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荐了，这部书稿才算是有了着落。
这时，龚育之同志表示想看看这部稿子，我就给他送去了一份复印件。他看过了，还来的时候，他和夫人孙小礼同志分提着袋子，他说：这稿子很重。小礼同志应声补充说：写的是我们党史上沉重的一页。我想一千来页A4复印纸，的确是颇有一点斤两的，一人提着颇有点吃力，才两人合力提着吧。
龚育之同志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只是你为什么要送审呢？出了不就出了吗？比方说《顾准文集》，如果要送审，就不容易通过的，它不送审，出了，比香港版的还多收了一篇。”我说：“又不是我要送审，是出版社要送审呀！”交谈中，他问我：“你自己觉得能够出版吗？”我应声答道：“如果我觉得不能出版，我就不会进行了。”现在想来，他这问题提得够水平的，而我的回答也可说是旗鼓相当了。
河南人民出版社即按照程序申报选题，送审书稿。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将书稿送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最后提出了这样的审查意见：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送来的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反右派斗争本末》书稿，已由我室室务委员石仲泉研究员，第二研究部主任扬先材教授，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再次进行审读。现将三同志的审读意见综述如下：
总体上看，该书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对深入研究反右派斗争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字亦具有可读性。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
鉴于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敏感性强的历史课题，在国内出版这类书籍要特别注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书稿中有以下问题应予以注意：
一、全书所反映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反思和认识的基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1981年“历史决议”中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的精神，尚需有必要的、实事求是的反映。
二、书中大量引用了未经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和言论以及党的内部文献（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外地视察时的一些讲话等等），对此宜慎重处理。过去中央有过要求，仍须执行。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泛流传，但在国内至今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
其中有些分析和评论也需要再斟酌。例如：
P179—180、187。对于毛泽东的讲话在公开发表时作了修改的原因的分析似欠妥。
P184—186，在论述六条政治标准时，联系1979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说“需要研究一下的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看，它却是颇为不确定的了。为了不触犯这一条，稳妥的办法是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现行政策的同义语。”此处的立论和分析似欠妥。对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这一条标准，书中说“是写给赫鲁晓夫看的”，是“在明知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又要将日后破裂的责任归之于对方”，是“作出一个维持团结的姿态”，此说亦似欠妥。
三、书中写了一些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应当注意分寸。例如，P。94——96。认为罗隆基讲的小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的问题，使“中师毕业的毛受到刺激”，“触及毛的自卑感和自尊心”，这种说法似欠妥。还有一些用语也要斟酌，如称毛泽东的“臣民”等。
四、书中直接点名的人物众多，需要注意区别对待，评述得当。对于当年错划为“右派”的人，介绍其历史情况，可以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对于当年参加批判右派的人、特别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大量引用其批判发言，并夹有带讽刺挖苦语气的许多议论（较为突出的例子，如P，118对周建人的评述），恐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这类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妥善处理。
五、P，464 465，在分析叶笃义在人大会议上的检讨时，说：“他应该明白，软弱无力。正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强大了，有力了，共存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此处涉及对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理解，评述欠妥。
总之，此书尚待作者参考上述意见对书稿作进一步修改，使其在总体上更能体现《历史决议》的精神之后，方可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
1996年4月8日
我以为这份审稿意见反映了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同志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给它放了一条生路，没有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