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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殖主义的特征则完全相反，其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绵延后代，而是单纯为了满足某种性的欲求。可以说，几乎所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和性关系都属于这个范畴。其中非生殖主义的几种典型表现就是卖淫、通奸、强暴、乱伦和同性恋。
在各种文化的历史上，生殖主义与非生殖主义总是交织在一起。有权有钱的人们，一方面用生殖主义来保障权力和财产的不断继承；另一方面又用非生殖主义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性行为和性关系上，人们的选择方式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在性价值观上也越来越宽容和包容。婚前性爱、非婚同居、同性恋等非生殖主义的方式逐渐被世人宽容，甚至有的被普遍认可。从前，某些被视作违法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如婚外恋，甚至群交、换妻等，现在却被当成个人私生活的方式，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伦理问题。
中国大陆曾有一度人们在合法婚姻与性犯罪之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非生殖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很难得到市场。你想满足性的需要么？你只能找一个配偶正经结婚，而且必须永远局限在这个规范中，否则就是犯法犯罪。
当前，社会的开放相应在性的方面也自然会有松动，非生殖主义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当然也会得到充分发展的余地。至少那些大款大腕们养个“小蜜”有谁能管得着呢？不过，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别说精神制约，单说物质条件就没有充分到可以行使非生殖主义的性方式。例如，他们住房困难，甚至几代同堂，更没有私家车，也就是说缺少私人的空间，到处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最重要的是，人们都喜欢多管别人的隐私。
当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们来到美洲新大陆，男男女女中的很多人，在西方非生殖主义性观念的冲击下，一下子乱了阵脚。在美国，几乎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汽车和自己的公寓，而且几乎没有人愿意干涉他人的私人生活。这样一来，无论在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哪个方面，都使不少人的性压抑得到充分的释放，产生过度极端甚至病态的恶性后果。
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处在男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当代的妇女当然有理由进行强力的反叛。即便这种反叛做得“矫枉过正”，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美国是女权运动发展最蓬勃也最极端的一个国家。很多女性们要求实施一切非传统的价值、权益、观念和行为。其中“性”当然是女权运动浪潮必定席卷的重要方面。单亲家庭、女同性恋婚姻、反丈夫强暴、反约会强暴、反性骚扰、独身主义等等成为女性的普遍诉求。
当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不管男女都很快感受到这种女权运动的威力和影响。不过，他们的观察往往只是停留在表层，而并没有真正得到深层的理解。
不少中国女性以为女权运动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并没有认识到女权运动的真谛是得到真正独立的人格。她们只是模仿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形”，而不是“神”。因此，在各方面都常常采取某种盲目的自由行为。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同美国男人的婚姻与性爱关系上。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些中国女性在“女权”的外在形式下，缺乏独立人格地去“自由选择”男人对她们的“任意摆布”。
美国的女权运动，使不少男士望而生畏。对一些美国男人来说，女权运动使他们对自己的女同胞大倒胃口，从而转向东方女性，以享受女性的本来面目。
有趣的是，美国的女权运动居然成了中美婚恋的一个重要助力。
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存在着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尽管实质上一样，但表现形式很不相同。
中世纪以前的古希腊和秦汉以前的中华文化，都有着观念和行为相当开放的时期。
希腊神话里，充满着奔放的性爱追求。中国《诗经》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西方美人，彼美人兮”，“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这些美妙的诗句散发着大胆的男欢女爱，看不出什么禁欲的苗头。要知道，这部《诗经》正是孔老夫子亲手编辑过的。
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神性统治人性，当然对人的欲求进行全面的禁锢。而在封建主义完全确立后的中国，因伦常的“教化”，人性也遭到日益严重的摧残。
禁欲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女性。
中国传统禁欲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中国的女性。
中国有一段历史很值得思考。
真正的“守寡”是从明初开始的。宋代以前的王法规定，丈夫死后有改嫁的自由，甚至唐太宗的母亲、大儒苏东坡的妹子都改嫁成功，传为佳话。后来，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新儒家将伦理价值观极端化，加上元代游牧民族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农民兼和尚的朱元璋特有的狭隘性，使女人的地位越来越低。其实，明政府也并没有强迫女人守寡，只是用一种褒奖的功利办法加以教化，而这种办法比用强更令人辛酸。
明初，朝廷颁发一道诏令：凡丈夫死后守寡守节者，到其四十岁时，婆家和娘家皆可获厚奖。于是，家人们从物质利益出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百般劝慰当事人万勿改嫁。寡妇本人也深知利害关系，故牺牲自己，独守空房，忍受煎熬。然而，四十岁这个年龄太漫长了。假定一个女人20岁死了丈夫，还得等下一个20年才见分晓。当时兴早嫁，一个十来岁的小寡妇等起来就更没有边了。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家人们便替寡妇虚报年龄。不过，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往小里说，而是往大里说，至少一长就是10年为算，20岁说成30岁，30岁说成40岁。有的人索性一蹴而就，20岁干脆一下子大1倍。当地族亲乡人大都乐观其成，恨不得自己家里都能出一个寡妇，以致寡妇化运动成了时尚。这样一来，原本漫长的等待变成了急功近利，人人皆大欢喜。不久，朝廷明察秋毫，拨乱反正，又下一诏令：凡虚报者严厉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所谓皇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封建主义的支柱被无情地摧毁，妇女地位得到从未有过的提高，像《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和《李二嫂改嫁》式的自由恋爱如雨后春笋。但后来，由于极左思潮，尤其是“四人帮”的精神毒害，“禁欲主义”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许多人们感到某种“性压抑”。
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文精神的不断发扬，使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逐渐被历史淘汰。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有更多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禁欲主义的对立极端就是纵欲主义。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历史上，纵欲主义永远是统治者和有钱者的特权，而禁欲主义则是为被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专设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运动是一种彻底“平民化”的纵欲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它带来婚姻、家庭以及整个两性关系的重构，也带来世纪的“绝症”——艾滋病毒。
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到一个西方式的纵欲主义的国度，不用说受到禁欲主义性压抑的人们，即便是一些有特权享受东方式纵欲主义的人们，也觉得一时间不知所措。
中美婚恋往往就在这种状态下骤然产生。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般说来，中国人对待性和婚姻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婚姻，对男人来说，是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不断，再加上有一个便利的泄欲之器；而对女人，则是为了在经济上终身有靠。性，对于男人来说，只是单纯满足欲求；而对女人则是满足男人的性欲换取某种利益或保障。
旧时，中国的性关系几乎毫无浪漫可言，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
第一个字是“买”。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正房偏房、三妻六妾一大堆。民国以后至少两位数的姨太太制，而其数目乃斗富的绝对标准。多一个姨太太，就意味多一份宅院、奴仆组合、亲属照应和子女供养。否则买得起马却配不了鞍，岂非笑话。
第二个字是“抢”。男人只要有权势就可以强占民女。据说当年四川军阀杨森抢来的女人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
第三个字是“偷”。自古男人就身体力行“性解放”，传宗持家有妻，伺候照料有妾，但“妻不如妾、妾不如偷”，于是偷便成了时尚，不过此种行为大都为正大光明的。所谓偷，只不过乃某种性心理的刺激罢了。像杨森一类不讲究“偷”而霸道地一味行使“抢”，不一定为真风流人士所取。从皇帝、士大夫、乡绅到平民，各有不同的“偷”。乾隆皇帝是一种偷，《桃花扇》中的侯方域是一种偷，讨袁蔡将军是一种偷，“卖油郎独占花魁”又是另一种偷。公娼私娼形成了庞大的性服务网络，从而形成“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不过多少也有一点浪漫故事留世，要不然怎么有李师师、杜十娘、李香君、陈圆圆、赛金花、小凤仙和潘良玉名流千古呢？要不然你不会觉得咱中国文学史会黯然失色么？当然，还有偷他人的妻女，这就是人津津乐道的西门庆和潘金莲。
辩证地看，上述三个字又往往是相互关联、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买中有抢，偷中有买，抢中有偷。逼人卖或逼人偷当然是抢，花钱引人偷当然就是买；从伦理和法律上讲，任何婚外性行为，不论抢还是买的也当然就是偷。有金钱存在必有“买”，有权势存在必有“抢”，而有情欲存在必有“偷”。《三言两拍》、《金瓶梅》和《红楼梦》等文学巨著不外乎是某种揭示中国旧时“买、抢、偷”性关系的百科全书。
尽管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浪漫主义爱的优秀作品，它们反映了青年男女对浪漫爱的追求以及对吃人礼教的背叛，但并非是人们对待性爱的主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对待性和婚姻的现实主义态度，加上了一种新的形式，就是全面政治化，即婚姻与两性关系的政治衡定标准，例如找对象首先要非常现实地看对方的出身和政治面貌。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在骤然发展的商品文化大潮冲击下，人们对待性又从政治的现实主义突变为经济的现实主义。眼下，女人们找对象的标准是首先看对方的金钱和经济地位，而男人们则尽量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换取女人的外在年轻和美貌。
相比起来，美国对待婚姻和两性关系没有中国人那么现实，尽管前者对待其他个人权益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像中国人那么不现实。
在性爱和婚恋上，当“现实主义”的中国人碰到“浪漫主义”的美国人，两者之间的撞击是很有意思的。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1）
美国当前的性爱观念和行为深受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影响，而中国人还没有完全体会到什么是现代主义，就提前尝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滋味。所谓现代主义（Modern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都是相当模糊的概念。现代主义至少有四个基本含义：（1）社会性含义，表现为文明发展的现代阶段，以工业化、都市化、民主化为基本特征，来否定旧的权威、秩序、制度和社会形态；（2）宗教性含义，表现为任何在现代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的影响下，对宗教传统的质疑、革新、挑战和批判运动；（3）哲学性含义，表现为用现代自律批判性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来解释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生活；（4）艺术性含义，表现为以现代的创作手法，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抽象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来表现绘画、音乐、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建筑等。
总之，现代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和反动，以惟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向固有的形式和既定的规范挑战。可以说，现代主义是现代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批判哲学的代表人物哈伯马斯宣称现代社会的科学、伦理和艺术变成自律的领域。换句话说，认识工具、伦理实践关系表达的理性结构操纵在专家手里。
后现代主义的开先河者罗塔德以否定的态度揭示了所谓现代主义的思维特征。据他所称，现代主义是一种以元论述（Metadiscause）使之合理的思想体系，它借助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想解放、劳动阶级的解放或财富的创造等“雄辩”得以发展；而以伟大历史和科学的描述来表达真理正义的社会则可称为“现代社会”。以工业化、商品化、竞争化再加民主化为特征的现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也给社会本身客观自然界的惩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人类本身的对抗、仇视、犯罪、争斗甚至杀戮；也带来来自人们内里的精神性和价值观的变态、反常、蜕化和解体。许多哲人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现代主义带来的灾难。因此，他们寻求一种新途径来解决社会弊端的精神危机。于是，这种特征的思想探索便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
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并非是自称，而是他称，即不少当事人并不自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而是他人主观的归类。“后现代主义”并无确切的定义。詹克斯（C。Jencks）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悖论式的“二元论”或“双重性号码”，可将之看作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超越。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是最新阶段的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极端夸大了的变种。格林伯格（C。Greenberg）把后现代主义称为“人们所有热爱物的反题”或可当成在工业主义前提下文化民主主义美学标准的“弱化”。班纳德（W。D。Bannard）尖刻地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无目的的、无政府主义的、无定型的、兼容并包的、表现为“边际型结构”的思想倾向，其目的在于我行我素的“通俗性”。胡森斯（A。Huyssens）乐观地称后现代主义为西方社会的“文化改革”。威廉姆斯（R。Williams）把后现代主义诗作“感情的结构”。意大利批评家塞维（B。Zevi）干脆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古典主义的赝品”。还有的人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于“虚无主义”、“折衷主义”、“多元主义”、“通俗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后工业主义”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等等。后现代主义以它的不确定性引来不少新名词，如“超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非现代主义”和“晚现代主义”等。
在一定的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是一切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形形色色思想体系或趋向的大杂烩，也可称为因对付现代主义而结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过在后现代主义中，也不乏相互对立的派别。敌人的敌人并非是友军，正如哈维（D。Harvey）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成为各种冲突意见和不同政治势力的战场。甚至可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自身演化而不断脱胎出来的变种，并与其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挂。后现代主义在政治层面上，主要批判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上，则主要批判抽象的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大部分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采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指示者与被指示者、潜性与显性（弗洛伊德）以及现象与本质（马克思）等模式。在哲学特征上，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由启蒙时期以来作为蒙昧主义和盲从主义对立物的以个人自律为标志的理性主义，并以一种非理性主义取而代之。
对后现代主义可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现代不少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都具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一切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哲人，像杜尔克姆、韦伯、霍克海姆、班杰明、阿道尔诺、卢卡其、弗罗姆、萨特、马尔库兹和哈伯马斯等皆是如此（但他们在思维特征上又可以是现代主义者或反现代主义者）。从狭义上说，是指以拉康、德里达、福柯和罗塔德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消解主义”等思潮。
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森、德鲁兹、卡勒、哈维、哈桑、洛蒂以及女权主义哲学家哈钦等人。这些哲人进一步发扬了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罗塔德等人的理论。总的说来，他们大致同意罗塔德对后现代社会条件的讨论，如对社会的媒体化、繁荣化、消费化、官僚化、多族裔化、电脑信息化以及后工业化等的分析。他们指出，后现代主义是随着新社会经济秩序和新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