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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是“顺毛驴”，你必须是顺毛摸，而决不能逆着毛摸他。顺着毛，他会驯良温善，而逆着毛，他则会狂奔乱跳。
竹君总是顺着菲立普的脾气，用自己的温柔抚慰着他，不断“驯化”着他。有一次，竹君与几个同事听讲演，回去给菲立普带了他最爱吃的巧克力蛋糕，谁知，他接过蛋糕便狠狠向墙角摔去。竹君这才知道，自己听讲演违反了丈夫的时间表，而以后必须以他的时间为主，来安排自己的日程。后来又一次听讲演，她就巧妙地引着他也产生兴趣去听，结果皆大欢喜。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竹君同菲立普每天一起上下班，经常与其他车辆发生纠纷，每遇到这种情况，菲立普总是与其他司机争吵不休。竹君怕惹事，就息事宁人劝说丈夫“算了吧”，谁知菲立普更恼火更不满，认为老婆都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于是转把怒气撒到她身上。经过多次教训，竹君检讨自己，并设法营造一种气氛。她准备了纸、笔和照相机，遇到不守规则的车子，她就在菲立普还未发怒之前，先有所行动，记下车号、公司名称及时间地段，并拍照为证。离开现场后，同时还不忘戴高帽子，夸菲立普开车30年技术高，应变能力强，换成别人，后果不堪设想云云。然后，在车子里还继续责怪那些司机种种不是，故意越说越气，引得老菲反过来劝慰她息怒。有次事后，她写一封告状信给一个卡车司机的公司，结果那公司回信表示歉意，并说已对此司机进行了处罚，对其职业发展有影响等。菲立普听后，反而对这名司机深感同情。
中国式的爱与美国式的爱（2）
竹君认为，其实菲立普是相当明理的，任何人受到刺激，都会有情绪反应，只是每个人处理方式不同。菲立普一类的美国人一般作风是当场把怒气发泄出来，发泄的后果不会先考虑。而中国人讲的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当场撕破脸，对大家都不好。后来连菲立普都明白了这一中国古人说的大道理。
菲立普有一次应邀演讲，谈的题目叫《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中国听众们听后觉得他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人。这恐怕与竹君的开化和宣导分不开。菲立普谈到，中国的主管们在开会时有时像“墙头草，两头倒”，似乎没有原则。而美国人个性直率，有棱有角，对与错，当场辩论，像是一边吵，一边找答案，吵完，会后再握手。中国人开会，当场没有意见，怕得罪人，会后再私下沟通、协调，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外圆内方”，“彼此留有余地，下次还要见面”。以前总以为“对事不对人”，其实事是人做的。菲立普自己也悟得，只要事情解决，又有融洽气氛，这种中国式的沟通也有好处。中华民族是最有弹性、头脑最灵活的民族，好像一切都“不一定”、“随便”，一切看情况而随时调整，虽不给你一个确切的回答，其实是给彼此更广大的自由空间去思考。中国人也高深莫测“很难说”，所以必须动之以情“好好说”。
因为中国人自尊心强，所以一定会把份内的事做好。因为做事有弹性，许多棘手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表面上看，中国人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其实不然，好比台北的街道，乱中有序，每个驾驶人都胸有成竹，往自己要去的方向行驶，个个达到目的地。中国人爱面子，就算犯错，不能当众指责，否则他们会强辩到底。所以当菲立普的瑞典籍老板问他，对中国人的管理原则是什么？他回答说：“中国人不能去管他，只要让大家各自发挥所长，随时关心他们，他们是相当优秀的民族。”
因此，菲立普在竹君的“开悟点拨”下，总是用一种中国式的管理来对待中国员工，取得很大的成效。菲立普推行的门户开放式的管理，使员工充满了向心力。而由雇员变成老板娘的竹君，总是居间使协调工作顺畅。
中华民族最讲家庭关系的谐调，孔夫子说教的核心之一就是如何“齐家”。竹君很替菲立普着想，她对他的父母很孝顺，对他的两个前妻相当理解同情，也对他的四个孩子很关怀照顾。她和他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通信，或去看望他们。她了解到，美国的孩子们都很独立，父母和孩子就像“朋友”一样，因此，她也必须扮演“朋友”的角色，尊重和关怀他们，只要付出，没有期盼的心，有时反而会带来意外的惊喜。比如母亲节，25岁已为人母的大女儿就寄了一张母亲卡给她，三女儿自己画了一张圣诞卡给他们。她觉得“付出”也是一种快乐，她不时给在大学住宿的二女儿寄一些衣物；并按小儿子的要求，给他买了他喜欢的牛仔裤和球鞋等。
她开始并没有想到，菲立普会十分孝顺她的父母。“在你父亲眼里，你像根本没有结婚，他们不知道你有了可以保护你的先生”，“娶你就是连你的父母一起娶”，这就是菲立普的由衷之言。“爸妈两人身体不如以前，电话门铃都听不见，我不放心他们，还是接他们来我们家住吧！”她父母有个什么病痛，他的紧张与担心决不亚于她。他总会想一些花招让老人们惊喜，例如，有一次，他竟然悄悄买好了机票，预定好旅馆，带她的老妈回家乡北京，实现了老人多年来的梦想，并在北京的白纸坊，耐心地帮助她找到了失散的亲人。菲立普把竹君的干妈也当作自己的干妈，尽管美国并没有这个习惯。他甚至非常尊敬和爱戴竹君幼时的老保姆，还专门去香港看望她。
竹君知道，这对菲立普是很不容易的，他十一二岁就开始送报赚钱，学会独立，十七八岁已搬出家里，他并非不爱父母，而是表达方式不同。他有各种节日的卡片，和为各种亲友和情况而设计的卡片，一张卡片，一通电话，寄一个小礼物就算维系亲情了。
竹君谈了自己为什么事业成功和婚姻成功的秘诀：（1）语文、外语的能力；（2）沟通技巧；（3）积极主动与尝试精神；（4）丰富的知识；（5）乐观开朗的个性与热心服务的精神；（6）注意“群性”、“弹性”和“外圆内方”；（7）敏锐的洞察力与分析力；（8）注重外表的修饰；（9）耐心与诚恳的态度；（10）自信的建立。
菲立普和竹君在野餐会上，曾与同事们谈了什么是魅力女性，结果大家形成七点共识：（1）性生活配合；（2）好的听众；（3）情绪的支持者；（4）友情；（5）外在修饰；（6）独立性；（7）鼓励。当然，在菲立普看来，作为他生活伴侣兼工作帮手的竹君，就具有这七种魅力女性的特质。
竹君经验公布于众之后，有赞赏，有仿效，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有人认为，她把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加以现代化的包装，实际上仍然是“男性中心论”和“大男子主义”的服从物和牺牲品，并没有真正的独立人格。还有人认为，她把婚姻两性关系处理得过于人为化、谋略化、技巧化，而不是一种真情的自然化，整个婚姻像是她实践公关专业的有形物质成果。另有一些人认为，她由秘书升作老板娘的婚姻模式很不典型，很容易误导年轻女性，企图投机地走一条改变地位的捷径。也有一些人则认为，竹君经验应以平常心待之，它只是一种个人私生活方式的总结，既不用褒，也不用贬，全凭读者自己的感应和评判。
张爱玲与她的洋夫婿赖雅（1）
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一代文学女奇才张爱玲在公寓中孤然离去，身边没有亲友，没有熟人，甚至连一个生人也没有。好几天后，公寓管理员觉得不对劲，这才发现……
张爱玲死后比生前显赫得多，一时间，传记、悼文、特写、回忆录，溢美之词充斥中文文坛。奇怪的是，人们只津津乐道地大谈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中土姻缘，却没有人提及她在美国的另一段洋姻缘。而后一段比前一段要感人，要真情得多。与张爱玲有多年通信关系的美国华人作家司马新，最近著书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年少便成名，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立志在英文的文学天空中翱翔。
第二年三月间，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到那里，专事文学写作，争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
麦道伟文艺营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玛琳·麦道伟所创立。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密林之中，占地420英亩，是由40多栋大小房舍、别墅、工作室、图书馆等构成的建筑群，可谓世外桃源。文艺营的设想是，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的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在这个美国作家荟萃之地，她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谈吐才气横溢，处事豪放洒脱。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在这以后的岁月里，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也没有本事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65岁遇到张爱玲。
赖雅由于社会理念和好动的个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压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并未将自己文学的才华施展到登峰造极，也就是说并没有写出使自己不朽的作品。
赖雅在30多岁时，衣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帅哥才子的派头。然而，到了40多岁时，人们一看他，就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对头，因为那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赖雅本来就疾恶如仇，对被压迫的人们总怀着一种出于自然的同情心，总替美国的劳工和普通民众考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会小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为主。过了天命之年，尤其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似乎都走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麦道伟文艺营，也正是在这里，一个中国奇才女子闯入了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真正感到从未遇过的爱的力量，她就是张爱玲。
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也许某一种奇特的感应，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后者的女儿与前者年龄相当，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当另一个的女儿。
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这以后，便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进展得神速。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还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人，于是，他向她求了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到了当年的8月18号，也就是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
很难完全揣测，当时张爱玲为什么会嫁一个比她大近30岁的异族长者。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年龄、种族、个性、价值观、出身背景和政治观点又全然不同。
一个36岁，一个65岁。
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美国男人。
一个孤寂封闭，一个交友甚广。
一个用钱精明，一个出手大方。
一个喜欢大都市的繁闹，一个喜欢小乡镇的恬静。
一个出身于破落的名门大户，一个出身于德国中产移民。
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
再拿文学风格来说，张爱玲的作品以一种她独具的犀利眼界，又以她特有的空灵剔透的语句，把人性的最深处细细地翻出来描写，即便血色浓浓，也显得某种淡淡的凄美。读她的东西，不是像读别人的一些作品，只从眼睛穿过，而是从灵魂穿过。而赖雅的作品则洋溢着为大众而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色彩。于是，好事的人们便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功利主义者”认为，她把赖雅误认作一个能帮助她打入主流英文文学世界的导师，而并不了解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自身的发展都很有限，甚至在走下坡路，不断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很难在事业上有什么实质的提携。
张爱玲与她的洋夫婿赖雅（2）
“心理主义者”认为，她幼年过早丧父，从心灵深处渴望一种父亲般的亲情之爱，这也是当年为什么嫁给大她十多岁的胡兰成的原因之一，而她似乎从来没有对与她年龄相配的男人或年轻男人发生过兴趣，但她没有想到赖雅伤残中风，情况恶化，以后反而需要她的关怀和爱护。
“文化主义者”认为，她在发生在故土上的那场婚姻中受到伤害，对造成这种伤害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性关系、性观念产生了叛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她由不忠的丈夫，对中国男人已失望，惟有洋人才能从另一个层面满足她的精神需要，而她没有想到这种异族通婚是会有代价的。
“经济主义者”认为，她孤身一人漂泊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寂寞苦闷，自然需要男人的依靠，而赖雅则是第一个从精神等各方面关怀她的男性，理所当然就成了她首先择偶的对象。当时，她在文艺营，虽有免费食宿，却无点滴薪水，况且只能停留三个月，今后的去向一片茫然，而她却没有清醒地想到，赖雅的经济十分窘困，有上一顿没有下一顿，反而后来需要她的倒贴。
“政治主义者”认为，她来到一个她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但她本人却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故把这个社会制度下第一个能得到感应的美国男人当作理想化男人的化身，赖雅恰好担任了这个使命。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的美国男人的种族主义观念相当深，也只有像赖雅这样具有真诚社会主义信念、主张社会平等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对一个东方女人有更多的欣赏和尊敬。从另一方面讲，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是不会很得志的。
不管张爱玲当时的动机如何，婚后两个人确实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事实上，这两个人的结合，并非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展开的结果。
65岁的赖雅，经济的拮据和身体的恶化，早已放弃寻找伴侣的奢望，而此时投入他怀抱的是一个年轻、温柔、细腻、貌美、迷人，而又才华横溢的张爱玲，真是艳福从天而来。如一叶孤舟，在风暴之后，漂泊在陌生大海上的张爱玲，此时最需要的是有一只强有力的铁锚来固定自己，而赖雅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锚。
赖雅在经济上和身体上不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锚。
新婚刚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为了试图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保证他不死，不会离她而去。在精神上，赖雅还算是一个“有力的锚”，但不是很强，因为他自己更需要强有力的“锚”，这个“锚”就是张爱玲。
他俩饱一顿饥一顿，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而分散了文学力作的完成。有一天夜里，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不认识的作家，取得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自己很丢人。早上醒来，她向赖雅哭述了这个梦，他设法安慰她，但他从内里知道，这是对贫困无名和不公正遭遇的一种抗议。
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而赖雅最忧心的却是不要为此破坏了生日的喜气。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
张爱玲的孤僻只有赖雅才能真正体会到。有一次，有朋友送来一只山羊，幽默的赖雅，对张爱玲说有客来了，而她却拒不见客，他劝了好久，最后说客人就是一只羊，她这才出来看视。赖雅深深觉得她的这种防御心理简直是一种“癖”。
张爱玲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原名《粉泪》，被出版商退了回来，不少朋友熟人来信安慰，却更带来她的低沉，赖雅从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