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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写论文，导师当然是选艾智仁与赫舒拉发。每选一个题目，他们都很高兴，但由于资料不足，自己知难而退。题目于是一改再改，改了好几次后，他们对我有点失望了。六五年夏天，我决定暂时抛开论文，从事摄影六个月。六六年初卷土重来，过了几个月钻图书馆的生涯，在该年四月决定了论文的题目：《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苦思三日，写下了十一页纸。那时我在加州的长堤大学任教职，将这十一页初稿寄到加大去，他们订了集会研讨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五时开会。该日赴加大之会，只见很多教授都在座。我还未发言，他们读到我稿上第一页所作的六个结论，都一致认为我全盘错了。我不知从何说起，而他们大家开始争论，一争就花了个把小时，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管那第一页，让我由第二页说起。
第二页花了三个小时，每一句我都要答辩，详加解释，而在座诸君又互相争论不休，真是一塌糊涂。直到晚上快十时了，艾智仁看手表，跑了，其它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一人，继续和我争论。他是经济学行内的一个怪杰，是个天才，但我无心恋战。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多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啼笑皆非，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十一时，我心情沉重，到加大邻近的餐室去吃点东西，呆坐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我是否应将题目放弃。他惊愕地回答：「为什么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在驾车回长堤的路上，我是兴奋的。我隐约地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我「击中」了一些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佃农理论在我之前已有二百年的发展了。我完全没有考查过前贤之见，只以为要解释农业经济，应有一个佃农理论，就自创了出来，殊不知其结论与传统的相反。
早上回到长堤大学办公室，知道艾智仁曾给我电话，我立刻挂回一个给他。他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不用再来，等我在研讨班上跟学生讨论之后才决定好了。」此后，每隔几天，关心的同学就给我通报，说他们找不到什么错处。三个星期过去了，艾智仁给我电话，简单地说：「你可以正式动笔了；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我说：「一年够了吧。」「通常不够，你不妨试试看。」
论文写不到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通知，给我一个奖金，要我到那里去。我于是不到一年就将论文赶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玛（E。Domar）教授将我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大的庄逊（D。G。Johnson）教授的。庄逊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他确有大将之风，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舒拉发催我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我见论文尚未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期限，赫氏还在问我的申请信寄出没有，就姑且照办了。两天后就收到芝大的电报。原来他们只看一章就定了奖，但要等我的申请信。
那一章，差不多不是我写的！
（五）
听到艾智仁准许我正式执笔写论文，兴奋之极。当时我在长堤大学任教的工作很沉重，每星期要教十二课。一个同事（E。Dvorak，是目前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认为我的论文可大可小，替我紧张起来，在校内任何事情都维护着我，给我很多方便。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再三修改才完成了第一章，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大约四十页，寄了给赫舒拉发与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约定时间，就到加大去见他们。
赫氏一见我面就大加赞赏，把文稿交回给我，只见他修改了几处，提出了一些问题。跟着，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智仁，他没有说什么，只把文稿交还给我。我一看，几乎哭了出来。艾氏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作了修改，提出质疑，每页上满满的都是他的字迹，差不多把我稿上的「打」字完全遮盖住了。在整章中，我的每一句他都不放过！
我望着他呆了一阵，说：「我已经修改过好几次的呀！」「那算得什么，我那篇关于功用的文章修改了不下二十次。」我很失望，转身就跑。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细读艾氏的每一个质疑，每一处修改，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我将他提出的每一点，经过深思后，反复地考虑、「化解」，直到我消化了他的最后一个评语，觉得自己在学识上似乎升了一级，判若两人。一看手表，十七个小时过去了。我想起昨天在艾氏面前的失态，实在尴尬。于是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抱歉昨天对你没有礼貌。回家后我用了十七个小时细读你的评语，才知道山外有山。我答应你将尽力而为，相信《理论》这一章的第二稿会有进步。」
一个月后，艾智仁看了该章的第二稿，叫我去见他。这次他显得很高兴，将那修改得很少的文稿交还给我。我坐在那里时，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彷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苛求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里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读了你的第二稿，将来替你写介绍信时我可以说，你懂得怎样写明朗的文章。」
是的，我是从艾智仁那里学到写明朗的文章。这法门说来甚易：只要有一篇比较深入的、几十页的分析文字写得清楚，以后写任何文章都显得清楚了！困难是，学写的人要找到一个像艾智仁那样的高手，肯不厌其详地替你密密麻麻地下评语——这种际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赫舒拉发与艾智仁的指导下写论文，一年之中我学习到的，比此前在研究院的几年还要多。上课、读书、研讨、考试等都是学习，但没有机会运用。学而不用，自己所学的怎样明白也不能真正地登堂入室。用上了，才会知道哪些理论其妙无穷、得心应手，哪些理论中看不中用。用得多了，就可将五花八门、复杂无比的理论简化。真的，在今天，我听任何经济学者的学术讲话，单看他理论的简单程度与正确性如何，就可以很快地知道他有没有老老实实地对理论的运用下过功夫。我跟老师们学写论文最大的收获，并非理论那一章，而是后来怎样去运用它。
一九六八年，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年。那时我刚好在芝大，与他有更多的倾谈机会了。某天午餐上谈到一个问题，使我们后来在交易费用与公司组织这个重要的题材上意见分歧。我当时举出下述的例子。假若有两个人要搬运石头下山，各自搬运的话，则每人每次可搬五十磅，加起来是一百磅。但假若二人合作，一起搬运，每次可搬一百二十磅。问题是，二人合作，每人试将一部分重量转移到对方那里去，所以结果会少于一百二十磅。然而，若合作中大家的「卸责」行为使重量低于一百磅，那么他们就会不合作，宁可各自搬运。因此，合作搬运的重量必定是在一百磅与一百二十磅之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合作搬运的重量从何而定呢？这也是说，哪一些局限条件能使我们求出合作的均衡点？
这个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答案。后来艾智仁从合作增产与卸责行为的角度，与H。Demsetz在一九七二年联合发表了关于公司组织与经理监管的理论。今天在经济学报上触目皆是的「经理」理论文章，大都是由他们的大作触发而写成的。我和高斯（R。Hase）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以「卸责」为要点是走入歧途。我自己以不同合约的选择来处理同一个问题，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
从影响与普及那方面看，目前艾氏（合写）之作比我的强得多。这可能因为他们的文章比我的早出十一年，先拔头筹。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卸责」这个概念有什么用。人当然会卸责，但这只不过是自私行为中的某种表现而已。说人自私，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吗？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个问题上，高斯与艾智仁的贡献是应获诺贝尔奖的。艾氏虽被称为「产权理论之父」，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课室上的口述传统，以及他的学生或朋友把他说过的观点写出来成为文章。他自己当年在产权理论上较少动笔，看来大概是因为高斯在一九六○年奇兵突出，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之作，过不了几年，「高斯定律」就有口皆碑了。艾智仁很大方，对高斯的鸿文极力赞扬，要学生们一读再读。
高斯获诺贝尔奖的机会比艾智仁高。艾氏不介于怀，直言高斯获奖比他更加值得。这一点，他的学生是不会同意的。
（六）
好些朋友要求我写下我求学的事。这可不是因为我书读得好，在学术上有些成就，而是这些朋友知道我在中小学时一败涂地，连升级也有困难。不少人的学术成就比我大得多，但人们对他们的求学经历却没有那样感兴趣。我想，上述的一些朋友有子女，其中有些子女读书不成，或平平无奇，或朋友本身也想知道求学之道，所以就想到我这边来吧。关于求学之道，曾经失败过的人，真的可能比那些从小就考第一的或成绩特优的知道多一点。单知成功，不知失败，对求学的认识似乎没有那么全面。
由于我的经历较为独特，朋友向我问求学之道，应该比问我买什么股票高明得多。一九八四年我为此发表了《读书的方法》与《思考的方法》，很多学生阅读。但朋友们还说写得不够，要我将自已屡败屡战的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这差不多要我写自传了，那不成。折衷的办法，是写一些艾智仁和我的有关师生发展的经历，但因为公余时间无多，我只能草草下笔，简略地说了一些。
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认为一个青年是否读书之材，在二十五岁之前难以肯定。我二十三岁才算认真开始读书，七年之后就获得长堤大学的最佳教授奖，但在二十三岁之前，没有谁会说我是读书的材料。不要以为我是个例外。我起码见过四个中学时读书不成的学生，到了大学突飞猛进，变得神乎其技！我的一个姨甥，在香港的中学读得还不错，但进不了香港的大学，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国跟我一起，教了他一点法门，只六年就拿到了博士，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也不要以为美国的大学容易读，比不上香港的。香港与美国学术水平之差别，是毋庸细说的。
除了一些天生下来脑子有缺陷的青年——这些人少之又少，或是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不说外，我们实在不能对任何一个青年下什么读书前途的定论。父母的「家教」，朋友的影响，社会某种气氛的感染，老师的墨守成规，考试的心理威胁，学校的教育制度——这一切，对学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比学生本身的往往不知大多少倍）。数之不尽的天才被抹杀了。但要求学有所成——甚至有大成——是用不着什么天才的。智商高低与学问深浅的关系不大明显，而除了量度低能儿童外，智商本身不代表什么。
我少年时在香港及大陆读书不成，但其它环境却打下了我后来求学的基础。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里人没有时间管我，让我有很多独自思想的机会。抗战期间逃难，在广西一带虽然生活艰苦，但见到很多不同的事，培养了我的好奇、求知的兴趣。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打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对的……。这些「三山五岳」的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在佛山华英小学读书不成，但有一位吕老师；在湾仔书院不成，但有一位郭老师；在皇仁中学不成，但有一位黄老师——这些老师没有教我什么，但他们没有见我成绩不好而看低我。这使我对自己有了自信。
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脑子灵活，有自信——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得多了。我先到多伦多去补修一些大学预科，其实主要是学英文。语言不能速成，无话可说。一旦语言足可应付，整个中学的什么历史呀，地理呀，数学呀，一发劲，只不过是几个星期的工夫。
以上都是不太难办到的事。比较难的有两点。第一就是求学要有所成，跟做任何事一样，都要下一点决心。对读书毫无兴趣的，须有决心认真读它一两年，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我在多伦多时，某夜躺在床上想着什么，突然决定试一试：究竟真正地读书是怎样的一回事。跟着到了加大，读了两年后，产生兴趣，就不用管什么决心不决心了。在我来说，开始时所需的一点决心，可以招之即至，但有些人可能难以办到。所以我曾经说过，求学与不求学只不过是一念之间。
第二点——最后一点——是最难的了。求学要遇到明师。我屡遇明师，你说奇不奇？艾智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位罢了。
第三章：老师的启发——赫舒拉发
（一）
上文谈到老师艾智仁。这里转谈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赫氏也是我的老师，他教我的时间比艾智仁还要多一点。我和赫氏的师生关系，虽然行内很多人知道，但不及我和艾智仁的关系来得那样「众所周知」。这很可能是因为：赫氏的文章，通常都用上很多数学方程式，而我却少用。在文体上艾氏和我的远为相近。
当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时，赫舒拉发到那里演说，有几位同事后来问我：「你是赫氏的入室弟子，但在数学的引用上怎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呢？」是的，师徒之间的风格，通常都大有相同之处，但赫氏和我所用的「招数」却截然不同。很多人以为我是高斯（R。Hase）的学生。其实我从来没有上过高斯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他和我算是同事。我的文体与高斯的很相近，而且学术上的兴趣也相同，所以外间的人就以为有师生关系了。这个误会我从来不加以纠正，因为对我来说，这误会是把我抬举了。
有一次，一位经济学者朋友问史德拉，数学的引用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如何。史氏回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近代经济学者中不用数学的只有三个——高斯、艾智仁、张五常。」这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史氏本人懂得数学，但用得不多，而他的老师奈特（F。H。Knight），是完全不用数学的。艾智仁也懂数学，但用得很少。我曾经懂得用的，但博士论文后越来越少用，早已忘记了。高斯从来不用——似乎不懂数学——但他既然深不可测，数学于他何足道哉？
赫舒拉发喜欢用数学。他认为数学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知道什么答案才是对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方程式证明是对的，只是公式上的对，内容上却可能是错的。对的内容，被数学加以引证，相辅相成，是锦上添花，但内容的本质是否可取，却与数学无关。数学是没有内容的。另一方面，无论方程式如何工整，如何可观，内容还是要由作者加以补充，要经过逻辑的思维与推理。我又认为，任何以数学证明的理论，也可以不用数学而把它推断出来的。当然，思想推理有高手与低手之分。高手推理，层次井然，用不用数学都没有关系。低手呢，推理时错的成分多于对的，以数学加以协助就大有用场了。
我与赫氏在数学上的观点不同，可不是说我对他的学问不衷心佩服。他是个大名家，是近二十多年来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的开山鼻祖。但我认为，倘若他较少地重视数学，多点重视概念与内容的创新，他的成就会更上一层楼。他才智过人，学问大有成就，但熟悉他的人总觉得，他何止如此而已？
赫舒拉发确实是我的老师。虽然文体及分析的风格大不相同，但事实上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跟艾智仁一样，我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却旁听了他六个学期。跟艾氏大异其趣的是：赫氏授课时，旁听生是大可发问或回应的。我在他课堂上的发问与回应比任何其它学生多出好几倍。不到一年之后，他的讲课差不多变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有时我稍为迟到，他就等我出现后才开始讲。这使很多同学羡慕，但因为我与赫氏的对话别开生面，过瘾刺激，同学们也就乐得做旁观者，共享上课之乐。
旁听了赫氏两年后，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之际，他突然问道：「你重复又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