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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了赫氏两年后，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之际，他突然问道：「你重复又重复地听我的课，难道我所知道的经济理论你还没有学完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理论我早已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可不是要学你的经济学，而是要学你的思考方法。」他点点头，显得很高兴。
是的，我的文体与赫氏的大为不同，而经济学上的观点也有大异之处，不过，我思考的方法，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赫氏在脑中怎样想，口中就怎样说；而同时他又很高兴学生能跟着他的思路去想，提出问题，作出反应。从来不固执己见，客观地聆听他人的观点，如果觉得对方稍有新意，他就大加赞赏。这是大宗师的风范了。他不仅博学多才，思想敏捷，而且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容易学。
（二）
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始于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那时我已取得硕士学位，也跟另外一位教授选修过高级价格理论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有决定性的作用——单以这项理论在操纵上所达到的程度如何，就可以衡量懂不懂经济；所以凡有高手讲解价格理论，我必定不会放过。我是慕名而旁听赫氏的。他当时以一篇关于利息与投资的文章崭露头角，而他别的文章我也耳熟能详。但在旁听他的课以前，赫氏并不认识我。
第一课，他跑进课室时，手里拿着佛利民刚出版的《价格理论》。那是一本由佛氏的讲义编写而成的书。前些日子，这讲义的另一个「版本」，是佛氏的学生以笔记的形式印出，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上出售，我和其它一些同学已「偷偷」地读过好几遍。到了六二年夏天，这个有名的笔记讲义由佛利民亲自整理、修订，正式出版。秋季学期一开始，我们每个研究生都买了一本。因此，当赫舒拉发拿着佛氏的《价格理论》进来，准备替我们介绍该书时，只见每人手中已有一本，大家都笑起来了。
刚买来的书，大家都在翻阅，赫氏也好奇地在翻阅着，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谁也不说话，只听见一阵阵翻书的声音。赫氏说话了：「你们都知道佛利民发表过《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他这本新书的第二章是分析那曲线下的消费者盈余的，就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吧。」我一看书上的有关图表，就忍不住冲口而出：「但佛利民的分析是错了的！」我跟着指出书中在同一错误上的几个有关的地方，简略地一说，赫氏立刻同意，而在座有几位同学也明白。后来其中一位写信给佛利民，佛氏认错，在后来的版本中作了修改。
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三点。第一，美国研究院的学习气氛的确好。不仅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容易，就是大宗师与籍籍无名之辈也大可「点到即止」地过瘾一下。第二，学生指出老师或书本上的错处，老师不恼反喜，大加赞赏。赫舒拉发见我指出佛利民的错处，就问及我的名字——他在「选修」的学生名单内找不到，便再问清楚「张」字的英文写法，用笔记下来了。第三，同学中有高手，大快事也。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批评，互相公开自己所知，从来不管谁对谁错，一心只为追求真理。
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求学那段日子，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了。可是，正当我乐极忘形的时候，却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使我认为是奇耻大辱。按照那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每个学生获硕士衔后，都要考一个口试，用以决定该学生应否继续攻读博士。这个口试很公式化，六、七年来没有一个被考的人不及格。我读硕士时选修了八科，每科名列前茅，在积分上是一个纪录的拥有者，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口试，我竟然不及格，也破了「纪录」，使举系哗然！
无巧不成书，该口试是在我旁听了赫氏三个星期之后举行，考官三个，而赫氏是主考者。他们一开始就提出高级理论上的问题，我对答如流。过了半小时，赫氏翻阅放在他面前的关于我的「档案」，说：「你成绩那么好，高级的理论，你显然是个专家，我们不用多花时间了，还是让我们转到一些初级的基本问题去吧。」他于是问：「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下，大家无利可图，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竞争呢？」一时间我不知所措，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每个答案都给考官手起刀落，于是越答越差，最后无以为对。结果是不及格。
该试不及格是不能攻读博士的。好不容易过了一夜，经济系的女秘书清早给我电话，说希望我补考该口试。但我知道那个试是没有补考这回事的，所以一口拒绝了。到了下午，校方的另一位教授找我谈话，说我的「不及格」其实是还没有「考清楚」，是作不得准的。我感到尴尬，不答应补考。跟着几位老师都劝我再考一次。
我后来决定补考，是因为几天后一位同学向我转告了一件事。是周末的晚上，经济系举行师生酒会，我由于心情不好而没有参加。一位同学的太太，在酒会上问赫舒拉发最好的学生是谁。赫氏的回应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但其中一位中国学生还是显得突出。从上述的同学那里听到主考的、判我不及格的赫氏竟然那样说，我于是改变主意：要求校方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作补考的准备。
在那两个月中我重温初级经济理论，日夕不断地对最基本的概念钻研。后来补考轻易地过关。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作任何经济分析，我都是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半点较为花巧或高深的理论也不用。
从高处跌下来的心情并不好过，但后学的人应该从我的经验中知道，跌倒后站起来时要顾及的，是基础上的问题。基础不稳而向上爬，是操之过急，危险之极也。我因为该口试不及格而因祸得福。不过令我引以为憾的是，据说因为我的缘故，该口试后来被取消了。
（三）
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思想快如闪电，但在教书时，自己知的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而他每说了一段话，就有意或无意地停下来，希望学生提出新的观点，也希望学生证明他是错了。当他认为学生所说的愚不可及，就忙顾左右而言他，听到较为可取的，就大加赞赏。这样的上课气氛，会使最愚蠢的学生变为天才。是的，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是个天才。
我在中、小学时考试成绩不好。虽然那时有几位老师很看得起我，但成绩难以示人，心中不免戚戚然。进了大学，我的成绩很不错，但这只是读书考试的雕虫小技，自己究竟有什么本领可以在学术上谋生，不得而知也。我是在硕士之后才听赫氏之课的，不过我可以说，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开蒙老师。旁听了他不及一年，我就意识到，既然能跟他「平起平坐」，那么将来要作教授是没有问题的。天下间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寻？
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赫氏对学生的发问，通常立刻回应：「这问题不重要」，或「这是个好问题。」过不了多久，任何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时，我就预先知道赫氏会怎样回应。这是因为我意识到，凡是得到答案而没有新意的，或不可能有另一个答案的，赫氏都认为「问题不重要」。我后来被同学们认为是发问高手，因为我在几个星期内就学会了赫氏的法门。任何问题，我必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直至自己能找出一个有新意的、可以有不同答案的角度才发问。
又例如赫氏本人提出的问题，不管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总是把问题的重点所在，说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来，学生就被他带着去想，再愚蠢的也总有些话可说。至于往往能够一答即中的学生呢，就心知自己是可造之材。有时赫氏会说：「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希望同学们能帮忙一下。」这样的不耻下问，我们做学生的，怎敢轻视他而不全神贯注地聆听？
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学会了怎样判断问题的重要，学会了怎样把问题的重点弄清楚，也学会了怎样从多方面「进攻」问题而获取答案。在他不断的鼓励下，这个学习过程进展得很快。起初他显然超我几级，但过了不久，自己就觉得可与他并驾齐驱，甚至大有抢先之概。我没有见过哪一位老师能像赫氏那样，被我间中「手起刀落」而仍表现得那样高兴的。他似乎对学生们说：我所知甚广，对任何经济学上的问题都有兴趣，但我知的不一定是对的，你们当中有本事的不妨教教我。
明师都一定有如下的特点：他们不坚持己见，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一分一毫的重量，对任何提议都一视同仁地作出反应、判断。艾智仁如是，高斯如是，史德拉如是，赫舒拉发也如是。但赫氏的过人之处，是对学生很有耐心，即使平庸之极的学生，若能提出稍有可取的观点，也就加以鼓励。他是行内的高手，令人尊敬，但在教书时他屈身下就，让学生们「骑」在他的背上。「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说的，而赫舒拉发真的是做到了。
赫氏思考的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必定用上一些例子。假若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例子，他就会虚构地创造一个。比如有一次，要解释生产量增加，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可能会上升，真实的例子不容易找，他就举出如下的别开生面的例子来：「假若一只草蜢跳一次的高度是两呎，跳三次的高度加起来是六呎了。但假若一只草蜢的身体加大三倍，跳一次的高度却不会有六呎的。」在座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但大家都因而知道，要解释产量增加而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可真不容易。教科书上的成本曲线岂不是全都错了？
赫氏有微笑的习惯，即使不高兴时他脸上看来也有笑容。那时，在美国的报章上有一著名漫画连环图，主角常笑，故名为 Smiling Jack。赫氏常笑，其名字为 Jack。于是，同学们给赫氏起了一个外号：Smiling Jack。一提起他这个外号，同学们都在欣喜中表现着一种尊敬之意。我认为在大学念书时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不是没有原因的。
（四）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在国际学术上是很普遍的事。「那是谁的学生？」或「他的老师是谁？」类似的话是常常听到的。大宗师不一定能出高徒。经济学巨匠如凯恩斯（J。M。Keynes）、费沙（I。Fisher）等的门下，就没有出过一个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弟子，更不用说青出于蓝了。已故的庄逊（H。Johnson）曾对我说，凯恩斯与费沙的思维超人几级，学生要跟也跟不上，因为老师高不可攀，弟子也就变得平平无奇了。
庄逊的话有道理。不过，思想高不可攀之如佛利民，却桃李满门而出高徒，又怎样解释呢？佛氏的一位颇有成就的门生对我说：「佛利民不断地向我挑战，使我寝食不安地要胜他一次，久而久之，我就学到不少学问！」这个解释也有道理。
在本世纪经济学界内，教出最多优秀学生的是奈特（F。H。Knight）。他有四位学生获诺贝尔奖（佛利民、史德拉、布格南、森穆逊），很可能还有一两个会获得该奖的。奈特本人是如假包换的一代宗师。他自己不能获取诺贝尔奖（该奖在经济学成立颁发了七届他才逝世），被行内人认为是该奖的一个大污点。我有幸，在奈氏谢世前数年遇到了他，跟他谈过两次话，其时他虽已八十多岁，但我还能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学生那样厉害。奈氏个性突出，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文章湛深难明，而授课也不清楚。但他有创见，表达时有千钧之力。这样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余生也晚，不能拜他为师，实在可惜。
一个关于奈特的故事，对香港墨守成规的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讽刺。一个多年前曾跟随奈特读博士的学生，年纪大了后，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学去接他的儿子回家。儿子刚刚考过奈特所出的博士试卷。为父的一看，试题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样。正感诧异之际，年已老迈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来。他连忙问道：「奈特教授呀，我儿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试题，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难道你的经济学没有进步吗？」奈特继续前行，喃喃自语道：「试题是一样，但答案却不同！」明师之见，确是不凡。
大宗师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学生，桃李满门的大宗师，当然也是有的。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见经传之辈，也可能教出高手。中谚云：「冰成于水寒于水，青出于蓝胜于蓝。」高斯对他的老师——A。Plant——推崇备至，但我对Plant的著作却不敢恭维。高斯对我说，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所以日以继夜不断地钻研学问，寻求答案。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样说也不知是谁能教出像他那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艾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A。Wallace。但Wallace是统计学高手，不懂经济学，那又从何说起呢？我拜读过Wallace的统计学讲义，绝不湛深，但奇妙之处是，他把统计学的基础解释得通透绝伦，使人觉得初学的基础就足以应付任何有关统计的难题了。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显然是从Wallace那里学来的。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相得益彰，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引以为荣的传统。我自己教过几个算是很不错的学生，在学术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说师以徒名。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师名，我倒可以这样说的。外人说我是艾智仁的学生，是赫舒拉发的学生，使我感到很骄傲。也有人说我是高斯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感到高兴。佛利民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也不是），使我更感高兴了。事实上，我曾「偷听」佛利民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是同事，同事听他的课不止我一人）；也曾屡与高斯研讨问题，谈到投机兴奋处，我有时对他衷心直说：「你这个观点我非『借』用一下不可。」
学术的交流就是那样奇妙无穷。说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响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诚之心，没有任何博学之士会「秘技」自珍而不肯倾囊相授的。学术的进步用不着青出于蓝，但却要千变万化，多采多姿。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有点师以徒名了。
第四章：《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一九六六年五月动工，一九六七年四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六六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一九六七年九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料，就补加了一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一九六九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三十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一九六九年芝大出版社印制了一千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五百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三百本；二十五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三十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二百本！
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三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一九五九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六一年学士，六二年硕士，六三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
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一九六五年八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公余之暇拿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