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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内战、俄国人在东北没收工业设备、国民党政府当局垮台，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和高通货膨胀的经济。因此，共产党人在头几年里集中从事恢复工厂、生产和交通设施，控制通货膨胀和政府开支的工作。到1952年底，经济重建已基本完成，这使得大陆的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然而，在取得这些进展时，中共除了推迟它使经济社会化的计划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在1949年，中共还没有准备好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直接控制。尽管其全国领导权已经指日可待，并且无可怀疑，但它并不具有足够的资源来填充实现其目标所必须的所有职位。大多是在战时条件下取得的广泛的农村管理的经验，对于重建整个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任务来说，远非恰当的训练；许多党员都是文盲，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更不要说城市的管理了。而且，即使党员的素质已较好地适合它所担负的新责任，其数量也是不够的。从1948年末开始，国民党的抵抗迅速崩溃，使得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尚未同化的大片地区。尽管迅速招募新人，中共仍不能立即巩固其政治控制。面对这种情况，它采取了机构上的权宜之计和大众动员这两重策略。
在政府机构方面，新领导采用了权宜做法，允许许多现存的机构和官员继续留任，当然不保证其恒久性。因此，中央政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下行使职能，许多党外人士在统一战线之下被安排到高级职位上。国家划分了六大行政区，大区与大军区相一致，这样就在军民权力合一的基础上使军事征服的形式自然地流向地区政府的分权体制中。在较低级别，许多旧官僚仍然保留职位，而地方党组织则扮演了比较谨慎的角色。简言之，中共只是把建立长久政府结构的计划推迟到巩固其政治结构之后。它利用过渡时期建立组织力量，同时试图清除不可靠的官员和党员。这项基本的政治工作大部分在1949—1952年间完成。当然，新的国家结构直到1954年才建立起来。
政治动员
当经济重建和政治巩固延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鼓励许多非党知识分子、商人、海外华侨和旧官僚献身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动员群众的工作并未延搁。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事业中，中国社会的许多团体已开展了政治动员，这一术语指的是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然而，这一动员过程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仍然是局部的、断断续续的，还得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而当时的发展水平使得动员难以维持下去。1949年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从事农业的文盲，现代交通和通讯的服务也很差。避免外部干扰和要求的传统在乡村仍然很顽固。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他们通过广泛的面对面接触而推进了自己的纲领，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但在1949年以前，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受此影响。认同于抗日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给予中共超出自己区域范围的相当的合法性，这非常有助于建立其权威，但并不能保证群众的能量可以类似地发挥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新领导相应作出决定：支持政治整合和前期社会改革的彻底的动员必须先于新体制的制度化。
完成这一任务的首要途径是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含有双重目的，即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在中共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在“解放区”先开展、以后又于1950—1952年在全国贯彻的土地改革运动建立了农会，重新分配了土地并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和地位。1952年开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目的是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妇女不平等地位。在1950—1953年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致力于动员群众支持中国在战争中的行动并激起反美情绪。1951年，中共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便清除对这个政权的武装抵抗和其他敌人的残余势力。1951年冬至1952年的“三反”（反对政府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审查并管束了党内和党外不符合中共标准的干部。随后的“五反”运动（反对工商人员所谓“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骗取政府合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剧烈地削弱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地位。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开展了思想交锋、批评和自我检讨，以此来考验他们的基本信仰是否忠实于这个新秩序。
这些运动一个接一个迅速开展，几乎多多少少涉及到每一个公民。没有一个特定的问题得到了永久性的解决（后面的运动总是重提或修改前面运动中的问题），它们对群众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对某些人，运动带来了向上迁升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新意识；对另外一些人，运动带来了个人的损失、不安和恐惧，因为运动中存在过火行动以及预谋和自发的恐怖成分，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然而，这些早期的群众运动扩大了群众组织，建立了宣传网络，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和党员，清除了反对者并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因此而大大加强了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后来的事件使人们对这些动员所实现的彻底性程度产生了疑问；但在这一方面，中共也获得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收获，它超过了以前的动员水平，并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目标转向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上来。从中共的观点来看，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建设铺平了道路。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2）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正式生效时间是从1953年到1957年，但直到1955年才公布，在其结束前又重新进行了重要的评估。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存在这种明显的不确定性（这对评价后来的事件是个关键），但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阶段，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50年代中期是沿着苏联模式的路线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的政治生活，相对于经济重建而言，呈现出温和与制度化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于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为了控制大规模工业投资所必须的经济资源，领导人为整个经济迅速确立了中央集权和计划的方向。除了最小的企业之外，消灭了私营工业和商业，即把它们改造成合作社或公私合营企业，其中国家控制占首要地位，并在关键部门建立国营企业。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配给和定额制度控了消费，保证从农业部门吸取的资源支持工业投资。中共还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从1952年到1955年缓慢地开展。然而，从1955年后期起， 在毛泽东于当年7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讲话之后， 集体化的步伐加快了。到1956年底，实际上所有的农户都加入了集体，经济的社会化实质上已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努力（其中在大部分关键的建设项目中都有苏联援助）的经济成果是惊人的。估计1952—1957年间国民产值的年增长率从56％到共产党官方报告的9％之间；甚至较低的估计也把中国置于这一时期各国经济增长的前列。由于农业是平均增长率的一个主要滞后因素，工业增长显然要比前面所指出的数字高得多。
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趋势伴随着迅速工业化而发生。1954年建立的国家机器确定了经济的方向，并且发展成为高度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结构；中央负责经济和计划的部委成了新制度中特别有权力的机关。党和青年团大批吸收新人，以满足培养更多官员和干部的要求。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迅速增长，正如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受训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一样。在交通、通讯、出版、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和改善。简言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真正现代化的期。关于这里所指的趋势的数字统计，见陈耐润（Nai—Ruenn Chen）《中国经济统计》，芝加哥，1967年；以及《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
随着越来越强调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早年的某些政治紧张关系开始消退。群众组织更多地关注增加生产。1955年重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和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这就提醒人们，中共决心镇压政治反对派。可是，到了1956年，在允许对党的行为和正统性提出某些疑问的更开放的传播政策下，显然出现了一种比较自由化的气候。在外交政策上，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和平共处”原则，这导致了扩大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接触和谈判。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3）
1956—1957年的“自由化”和辩论
“自由化”在1957年5—6月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其内容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短时期内爆发出的批评，它导致了政治上的逆转，并最终抛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国家发展方针。有关百花齐放时期的文献和分析，见R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以及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一：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先培育然后又铲除这些“百花”，这一问题要比容许知识分子不同政见的有限问题更有争议得多。所牵涉到的是关于中国怎样发展和应当怎样发展的严肃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在1956—1957年展开；当然，其中的某些争议在此前已经初见端倪，而大部分问题从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引发出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场辩论的焦点是中共不满意或是不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问题就非常容易了。我们在指出这场辩论的界限时，不是试图详细说明领导层中个人或派别的立场，而是要概括地表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的保守和激进的反应。
突出的争议问题之一是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恰当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在坚持必须实现工业化这一点上，中共精英们是一致的； 但他们也承认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相对薄弱，必须加强，以确保用于重工业的恰当投资。城市化人口和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加剧了他们对农业和消费品短缺的担忧。他们相应地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目标的适量增长，但保守派不愿意走得离这一点过远。他们对农业集体化在生产和农民反应方面的结果持悲观态度；他们宁愿慢慢来，以防止扰乱农业形势，并且让工业化把农民渐渐引导到比较集体化的经济。激进观点主张更超前的政策，推进集体化并依靠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在农村开展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观点之间的斗争始于毛1955年末加速集体化的号召，它导致了1955—1957年间农业政策的几次波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公认的缺陷是它过分主张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以至于领导者后来大多认为，中央的部委应当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下级单位，并展开了对官僚行为的批评。激进派要求简化官僚机构，精简人员（1956年毛泽东提议党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减少2/3），并要求由委员会或群众来扩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因为国家部委的权力对党的权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挑战，也是苏联影响的一个象征。中共在作出最早脱离苏联模式体制的尝试时放弃了企业的“一长制”，主张由党委实行较大的控制；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加强在各条战线上党委的领导已经成了既定的政策。然而，保守派对从总体上削弱权力结构的任何做法都缺乏热情，他们也不准备贬低官僚和技术专业化的价值。激进派在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推进群众路线（不只是加强党委领导）时究竟能走多远，这仍然有待考察。
最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了关于中共与中国社会其他团体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赫鲁晓夫1956年初谴责斯大林的沉重冲击与随后的波兰和匈牙利起义而突显了出来。 在这一问题上，中共精英也至少达成了部分共识，即政治的稳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因此反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大，党在与非党分子的关系中可以不那么权威主义。这些信念促成了1956—1957年的“自由化”；但领导人对其意义并不只持有一种想法。一种比较保守的观点把经济和政治的稳固看作是革命时期结束的标志；因此中共可以通过新机构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来行使领导，群众运动在其时兴的时期是必要的，但此时却容易导致错误、过火和低效率。在持续的政治动员和斗争的情形下，这一观点意味着法律规范化，更严格地监督机构程序，对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国家所必需的技能但却仍未被利用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作某种物质上的让步。保守派实质上倾向于在不强调或扩大非党团体的政治作用的前提下与它们和解或合作。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是比较激进观点的最充分表述。其中心论点是，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实行公开辩论。毛泽东在肯定党的基本领导和监督地位的同时，也指出非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辩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可改造这些团体自身，而且还可刺激社会主义制度加强自身的力量。正是毛泽东针对他的某些同事的保留意见而提出的这些推动措施，使得“自由化”成了短期的“百花齐放”。
中共不久便发现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严重，散布这些意见的危险性太大，以致不能允许“百花齐放”的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批评者沉默了，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惩罚，党则通过提出一种新观点来解决这场辩论。其结果是大跃进，它在1957年已经成形，在此后的三年主导了中国政治。大跃进也标志着中国脱离了指导着1949—1957年决策过程的苏联模式，并朝向在此后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有意义的是，1978年前后，中共从毛泽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成了它的第二个主要转折点，此时它又重新提起上面描述的1956—1957年间的许多保守观点。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4）
大跃进（1957—1960）
大跃进并不是具有一贯指导方针或目标的一项具体计划，而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大跃进的开始正好与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相吻合，但这一计划中途夭折）。这种态度是以充满浮夸和鼓励的高度修辞性的语言来表述的。它说全中国同步前进，但在实际上，在时间和地点上有许多变量和偏向。它还提出了承担统一和永久的责任，但大跃进政策直到1958年秋才完全形成，并且几乎立即又作了局部的修改，这表明对这场运动所承担的责任并不像宣称的那样肯定。换言之，关于大跃进的目标、运作甚至还有持续的时间，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然而，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大跃进的主题
渗透于大跃进的华美词句中的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表现了有关这场运动性质的一般形象。对大跃进观点所作的最美好的表述表明了这里所指出的四个主题，见刘少奇《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对大跃进所作的学术上最充分的说明，可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二：大跃进，1958—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其一是热烈的乐观主义，宣称国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历史性的任务，认为先前的问题已经找到并将得到解决。
另一个主题是将群众路线的原则神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