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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菊与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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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4节:目的—了解日本(4)

    而,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都相互啮合在一起。一个部门发生比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内部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权力至上的前文字时代,人们追求权力的意愿不仅表现在与其他部落的经济交往当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仪式上。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字开始出现,教会在宗教领域仍然保持了很大的权力,但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教会逐步失去了权威。宗教仪式还是一样的,但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宗教仪式、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再是各自圈在自己的小池之中,而是溢过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汇合,以至掺混而难以分开。事物间的真理就是这样: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散到经济、宗教、性生活、以至婴儿抚育等更多的领域,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领域中的真理,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一个理论前提并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就越能学会把任何民族的任何政治、经济、道德的要求都理解为这是他们个人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一本探讨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书。它试图通过描述日本人的活动来揭示他们表露自我的一些动机和设想。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在二十世纪我们有很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有许多合混偏激的概念在头脑中,不仅对日本民族的形成,而且对美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原因,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为俄罗斯民族等问题均是如此。各国之间由于缺乏了解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当一个民族整个经验、价值体系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设想截然相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时,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不能完全指望、相信各个民族自己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努力描述他们自己的民族,但这有一定难度。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所采用的视角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当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好的。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自己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自己会分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就会通过特定的技术来检查眼镜的度数。无疑,将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提供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服务。    
    这项工作,即要求大夫具备坚强的意志和某种硬心肠,又要求他们持有宽容心态。一些善意人士有时指责所谓的强硬心肠人们。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并且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即“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凡是人,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这帮软心肠的先生们有时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若不然,国际亲善主义就无从建立。但是强迫他人接受这种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单一性,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就未免太荒谬了。而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别必须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如此。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此种人生态度的滋长的想法都无疑是荒谬的,因为这类研究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文化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②。同样,软心肠的先生们也无需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使之停滞静止。英国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丧失其英国色彩和性质,相反,正是由于差异和不同才使民族情节能够世代相传。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宽容心。只有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的人,才会有超乎寻常的宽容。只有这样,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发展。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决不是执狂。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样,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身置于愉快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是如此保守,以至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纳并接受他们的特殊方式。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一切民族接受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的,这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单腿站立方式休息一样。    
    


第一部分第5节:目的—了解日本(5)

    因此,这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的书: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或是说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就是什么样的。它将谈及日本人在哪些情况下希望能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他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都有哪些原则、要求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论据,恐怕就是那些平凡的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清谈者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会亲自置身于书中提及的那些特殊情况,但他们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如何。之所以这样进行研究,目的是要勾勒出日本人灵魂深处指导他们思考、行动的态度。也许最终这本书都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此书追求的目标。    
    研究者在研究中很快就会发现,对一些现象的研究,即使再增加更多的材料,也不能保证它的确凿性。譬如,一个人应在何时向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每个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常识问题,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说清楚,只要有几个例证就行了,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一致的结论。    
    而如果研究者想弄清楚影响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理论前提条件,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工作艰巨得多。人们迫切需要明白的是,这些公认的习俗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赖以观察现实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理念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参照物和标准就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称了: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在他看来,为了能让美国人理解而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过分的累赘。    
    目前,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理论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理念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美国已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破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并且认为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国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才能有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理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集团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公众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凶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民间事业职员的地位要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悬殊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以及这种观点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论上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中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会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她的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的话,并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怪异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和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试着分析原委了。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怪异词句和概念,现在却一跃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他们的道德观、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既包含了日本人长处也包括日本人不足的,日本人自己的。


第一部分第6节:战争中的日本人(1)

    ⊙在战争中,日本人认为救助受难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撤退的时候军医甚至会先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让他们用手榴弹自杀。在我们看来,日本人对同胞简直犯了虐待罪。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对战争的独特看法,不管这些看法间的差别有多大,其中还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都是相同的。例如,当吹起号角的时候就是在动员大家要全民皆兵了;当局部战役失败后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气;当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率时就应该考虑投降;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循哪些公认的行动规则等等。    
    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真正不同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看法。在系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及其行为时,我们不必过多考虑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别,尽管其中的某些差别可能会影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而或许这个特点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同理,我们也不必特别考虑这种差别在军事层面上是否重要。    
    日本人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与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的非法入侵破坏了国际和平。美国认为:当轴心国占领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公认的国际准则、或者至少是侵犯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而日本对战争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设施。据日本官方数字统计,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帮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同时,又由于“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而日本应该首先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然后再来收拾英国、俄国,让他们“滚回到他们该呆着的地方去”。各国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谈谈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层次的含义,这种等级思想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然而,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非也这么想,这可能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即使战败后,日本仍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不应该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另外,日本战俘,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对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可能是陌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等级制在凝聚日本民族时起了哪些积极作用。    
    同理,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也与美国一直所理解的不同。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根本不应放在心上。人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出一些苗头。《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这样的句子:“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战役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托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借口。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个信条一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了。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    
    当然,像其他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其实也很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了军备,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事装备上。有关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由此可见,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不关心。但是,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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