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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贯注重实力，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独特的思想基础。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赤裸裸地体现在了战争之中。在日军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格言：“以我们精锐的士兵来对付敌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以我们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枪利炮。”这就是军队传统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定做的，日军部队手册的第一页就用粗体字印着“阅读必胜”四个字。日军的飞行员可以驾着战斗机以“赶死”的方式冲向我们的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信条的活生生的例子。日军把这支力量称为“神风特攻队”。之所以叫做“神风”是处于这样一个典故：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他的船队在驶向日本的途中因遇飓风而全军覆没，是这次“神风”挽救了日本。
第一部分第7节：战争中的日本人（2）
日本的精英阶层即使对民间也崇拜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声称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而又极其缺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但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看待体力的标准，总是看昨天是否达到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合理；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贮存体力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至上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存在精神可以战胜生理上的死亡的例子。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飞行员战胜死亡的故事。“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都是三、四架一组地飞回机场。大尉是最先回来的一批。他从自己的飞机上走下来，然后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沉着。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了报告。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察，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是不可能如此冰冷。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所以，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正是这个大尉的强烈责任感才使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并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美国人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编造得太荒诞。然而，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则广播却并不感到好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也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崇高的精神可以永恒”，那为什么这种精神就不能在这位责任感极强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达到最高境界。大尉通过训练已达到了这种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不开化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欺骗者的幼稚幻想。但是那么，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难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通过大肆的宣扬和特殊的训练，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已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信条并不仅仅只是某些怪癖的体现。只有当美国人了解了这些后，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承认“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真是幻想”的内在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的“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的论断时，我们知道这是通过在战场上、在工厂中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而得出的结论。就像日本人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感觉行事的”。
日本人关于在战争期间等级制的必要性的看法、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理念以及对其他事情的看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进行研究提供了素材。他们不断宣扬安全、士气等问题只不过是为了预警而事先准备问题。不论遇到什么灾难，城市的空袭也好，塞班岛的溃败也好，菲律宾的失守也好，政府总是对日本老百姓说：这些是早在我们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收音机仍播着冗长的文字，希望日本人继续坚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都预计到的世界之中。“美军占领了基什加岛（Kiska），从而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国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充分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早就预料到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战败的人也认为，轰炸不可能完全摧毁日本本土，“因为他们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大型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中发表讲话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了。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全体成员早就预料到了此事，并对此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因而，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日本人才能继续大肆宣扬说一切都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没有任何人将任何事强加给了他们。“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被动挨打了，而应该认为是我们自己主动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日本人会说：“敌人啊，你要进攻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了。我们欢迎它们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格言说：“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撞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诡秘地说：敌人的行动正中我下怀……”“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就陷落了。马尼拉的沦陷可能事先已被山下将军料到了，因而事态的发展是与将军的部署一致的。山下将军的作战目标正在一点一点的实现。”这也就是说，马尼拉的溃败帮了山下将军的大忙。
第一部分第8节：战争中的日本人（3）
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他们往往走向另一极端。美国人之所以要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是因为他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美国军方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事件时，决不会对普通士兵说：“这些都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反之，美国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故意挑起的，我们只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美国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因而他们时刻准备迎接挑战。而日本人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东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不必感到害怕。真正使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是那些未曾料到的状况。
日本人在作战时经常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显示了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他们会经常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着我们呢！”因而，在作战过程中他们必须将日本精神发扬光大。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必须体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对其官兵的指示是：“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上级命令你们弃舰时，所有海员必须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将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的。”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到底真正拥有多大权力呢？一些研究日本的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其实在日本七百余年封建统治中，天皇不过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木偶。每个平民首先最应该效忠的就是他的庄园主，即“大名”；其次，他还要对将军和大元帅尽忠。对每个平民来说，天皇就如同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天皇深居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之中，他的个人活动和各种仪式也都要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这些规章制度是由军事大元帅制定的。如果一个等级很高的封建诸侯表示对天皇敬意，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被审判。对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如同不存在一样。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有从日本的历史上寻求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因为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能够立即被人们接受，并最终成为凝聚日本这个保守民族的力量呢？美国学者还认为：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其实是太夸张了，他们越这么说，就越证明他们论据的脆弱性。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去削弱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出的那种邪恶的纳粹元首理念，我们才应该给予坚决的回击。天皇是当代日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那么，整个日本的价值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国人，在他们读了来自前线的一些材料或日本媒体方面的报道后，往往会对上面的观点持相反的意见。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会比用言语诋毁天皇，或对天皇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更刺痛日本人的心、激起他们斗争的士气了。这些人非常清楚，日本人决不会把对攻击天皇看作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一战后，当“德谟克拉西”①（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民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时，当军国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士兵去东京的街头都要换上便服时，日本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仍旧是那么的狂热。但一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指出：不能将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与德国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为一谈，后者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俘虏的口供中找到类似的观点。与西方的军人不同，日本战俘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在被俘后他们往往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杂乱无章的。这种现象可能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有关。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这种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即使有一些改变，那也只限于特定的军团和地方部队。我们应特别重视这些战俘的口供，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日本军人的意见。除了极少数是因受伤或失去知觉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以外，几乎所有的这些战俘都不是因士气低落而主动投降的。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对他们的口供进行认真的研究。
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与天皇联系了起来。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天皇的意志”，是为了“让天皇放心”，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是天皇的旨意，作为臣民我们只能遵守”。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思想归功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讨厌战争的人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天皇”，他们说天皇“一直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里事件时，天皇就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和未被天皇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因而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参战。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们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的完全不同。不论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行为表示如何的不满，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挑起战争、发动战争最大的唆使者。而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及极端的战争侵略政策是两回事。
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根本难以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人们不会觉得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天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战败了，所有的日本国民仍然会继续崇拜天皇。”
第一部分第9节：战争中的日本人（4）
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人就免不了会受别人的怀疑和批判。因而他们对日本国民对天皇的顶礼摩拜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战败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和看法仍然没有改变。经验丰富的审讯官都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都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和盟军有过合作、并帮助过盟军对日军进行颠覆的人。在所有审讯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不同程度上表示过对天皇的反对意见。一份比较露骨的提到：“保留天皇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第三份则只是提到：“如果天皇将皇位让给皇太子，而在皇太子执政期间废除了君主制的话，那么日本青年妇女就会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一样得到解放了。”
因而，当日军将领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时、当他们在天皇生日那天率领部下向东方三拜并高呼“万岁”时，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崇敬。在“部队日夜受到敌军轰炸时”，日本将领们会带领部下一起早晚共吟天皇亲自在“诏书”中向军人颁赐的“圣旨”，“朗朗诵声在树林中徐徐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用尽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之情。他们号召所有官兵要以对天皇的敬爱之情来“实现天皇的愿望”、“消除天皇的困扰”，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的尊崇却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令，即使只有一根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连最彪勇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另外。”“只有天皇的诏书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为了战后家园的重建而继续生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是毫无保留的无限忠诚的，而对其他的人和团队又是无比的吹毛求疵，这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是日本的报纸、期刊杂志还是其他战俘的供词中，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评意见。战俘们公开指责那些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离，而让士兵们自己抵抗到底的指挥官，日本战俘们更是深恶痛绝。一般来说，战俘们对有的军官赞赏有加，而对另一些军官却严厉谴责。这说明日本人并不是缺乏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即使日本本土的报纸、杂志也有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指责，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政府、更高效的组织协调部门。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了言论自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一些报纸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政党头目和皇家顾问联盟的相关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