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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文化版图上，看当代到浦东，看近代到黄浦，看古代到南市。 南市的名字是近代才有的。租界兴起以后，因其地在城厢以北，称北市，故城厢及其周围一带便成了南市。 今人探寻上海历史文脉，自可远绍青浦崧泽，上追云间华亭，附会黄歇，征引二陆，但是，与近代上海谱系最直接、关联最实在的是南市。 近代以前，这一地区的历史，就是上海县城的历史。南宋时期，由于松江上游淤浅，下游缩狭，海舶无法上溯直达原先港口青龙镇，于是改泊于上海浦边，即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这个聚落迅速发展。1260年代，市舶提举分司在这里设立，专管航海贸易，并筑桥建坊，有酒库、拱辰坊、福惠坊、文昌坊、致民坊、受福亭、益庆桥、回澜桥、福谦桥、泳飞桥、齐昌寺等。上海镇由此而兴。1292年上海建县，这里遂为县治所在地。元、明、清三代，这里是上海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便利，贸易发达，文人荟萃。史书上记载的古代上海著名人物，诸如陆深、潘恩、徐光启、董其昌、吴历，大多在这里活动。城墙、城门、衙署、街市、里巷、邑庙、县学、书院，中国古老县城通常所有的景观，这里一应俱全。这里的文化底蕴极其丰厚，比较突出的为以下四点： 其一，开放。上海因港设县，以商兴市。建县以后，有二百六十多年有市无城的历史，经济平稳发展，人口缓慢增长。客商南来北往，居留无定，漫无限制。这就形成了上海城市开放的特点。筑城以后，这一传统并未被城墙隔断。本地居民对外来客商不排斥，外来客商对上海城市易认同。史书上称上海人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说的就是这一特点。这一传统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影响极大。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通商的五个城市中，西方人对上海人感觉最舒服，关键一点，就是上海人不排外。民族主义高涨以前，在上海人眼里，外国人与外地人都是外来人，都是商人，只有形体之异，没有本质之别。 其二，重商。上海设县原因，即与商有密切关系。青龙镇衰落，上海镇兴起，均与贸易有关。上海设县以后，属于松江府，其地被称为“海商驰骛之地”，其民较之府治所在地华亭，更重商业。在上海县城及其周围地区，西部务农，东部业商；西部为本地人，东部是来自闽、粤、赣、皖、浙、鲁等地商人，先后有同乡、同业团体三十个，包括商船会馆、关山东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西部穷，东部富。在城市公共事务中，外来商人担当重要角色。商人在城市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整个城市带有浓重的重商色彩。《松江府志》称：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意思是说，上海县人不像松江府城人那么朴实。府城是一府政治中心，上海是一府贸易中心；府城重文，上海重商。 其三，开明。上海城市的开放性，人口的流动性、异质性，使得上海人见多识广，务实，开明。徐光启是近代以前的典型。他对于东来的西人、西学、西教，不深闭固拒，不随众攻讦，而是潜心研究，比较短长，提出著名的对待异质文化的理性方略，即翻译－会通－超胜，从而成为近代以前吸收西方文化的最杰出代表。李平书是近代典型。面对汹涌而来的西学，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租界先进市政，他不闭目塞听，不妄自菲薄，而是见贤思齐，取长补短，发起地方自治，筑路造桥，治脏治乱，办学校，开医院，努力缩小与租界市政建设的差距，追蹑世界文明步伐。他做过清朝地方官，但面对腐败的清朝统治，不拘守传统的君臣之义，而是与时俱进，由主张立宪而赞成革命，成为上海辛亥起义一举成功的关键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上海人不迂腐，不偏激，理智，通达，讲究实际效果，都是开明这一特点的体现。 其四，自治。没有依附心态，自己管理自己，民间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在老上海体现得非常突出。上面提到的李平书领导的地方自治，是上海人自治典型。在此以前，上海已有类似事件。县城的建筑即是一例。1553年，上海筑城，动议是士绅提出来的，经费相当一部分是绅商自筹的。其中，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助役。富绅顾从礼捐粟四千石，助筑小南门。陆深夫人梅氏捐田五百亩、银二百两，拆屋数千楹，助筑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贡生张津不仅散家助役，还亲自参加筑城劳动，乃至手口尽瘁，一病不起。诸多民众担土运石，登高历险，踊跃参与。这种积极性，来自于居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来自于筑城抗倭与每家每户息息相关。1842年的绅民自治，也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年6月的19日至23日，上海县城被英军占领，文武各官在先前已闻风逃遁。英军抢劫、勒索，当地土匪乘机行事，抢、奸、烧，社会一片混乱。在此危难之中，上海一些士绅表现出自立自守、临危不惧、保卫家园的可贵气质。县学教谕姚某，士绅曹晟，在文武各官逃走的当天，即自动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四处安民，劝谕开店，组织铺户男丁巡逻，弹压土匪。英军退走以后，他们将残留在城中的铺丁组织起来，分别防守各个城门。晚间，规定各家各户出油烛，燃灯于街，以壮声势。大南门有土匪百余人，半夜叩门行劫，经曹晟等率众吓退。其中，姚教谕的形象最为可爱，他不但出面维持秩序，而且临难不避，令英军敬畏。曹晟《夷患备尝记》记载： 学师姚公，苏人也，为郡学教谕，兼署上邑教谕，不一月而洋人至。。。。。。公取库中祭器、书籍及册籍匿深处，而自退于忠义祠，曰斯二字可爱也。有以通禀请者，公曰：“我非不冀升迁，然危人自安，我不为”。洋人搜得之，公端坐曰：“我官也，将何为？”洋人中有能华语者问“何官”，公曰“教官”，问“掌兵多少”，公曰“无兵”，又问“何司”，公曰“司教化”。洋人肃然退。食顷复至，致渠意，请至邑庙相见。公叱之曰：“我与若曾有相见事哉？无已，有死耳”。洋人知不能屈。 开放、重商、开明、自治，这几点与上海城市精神血脉相通，因此当代上海人行为方式上也留有这些特点的印痕。 近代史上，租界象征西方，南市代表中国。道台衙门、知县衙门设在这里自不用说，凡有外宾来访，地方官总是在豫园设宴款待。在西人编写的旅游书上，这里被称为“本地城市”（Native City），与带有西洋风味的外国租界相对应。这里的地名也与租界大不一样，校场路、学院路、福佑路、巡道街、篾竹街、花衣街、豆市街，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文化色泽。 近代中国是在不断的外战与内战的硝烟中走过来的。上海是中外势力必争之地。作为中国地界的南市，不像租界那样可以居于中立地位，于是，每有战火，常常首当其冲，成为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区域。1853年，小刀会占领县城，清军残酷镇压，两军对峙，战争持续十八个月，城厢地区遭到毁灭性破坏。1927年，国民党军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市再次遭受破坏。1937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火车站一带被狂轰滥炸，浩劫空前。相对于租界地区来说，南市、闸北在近代遭受战争破坏都比较严重，但闸北主要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南市则既毁于外战，又毁于内战。正因为如此，南市一度成为街道狭窄、住房逼仄、治安混乱、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市面貌日新月异。豫园商城一展新颜，南浦大桥凌空飞起，老城厢老树新枝，生机勃勃，南外滩重新规划，欣欣向荣。 南市是古代上海文脉的词典，近代上海沧桑的年鉴，当代上海繁荣的日志。 当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片片旧房变成绿地、一个个陈迹化为乌有之时，当人们荡舟黄浦、漫步外滩、啜茗豫园之时，一定很想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昨天和前天的故事，一定很想知道上海这个城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么，就请你读一读这本关于上海的书，关于南市的书。它叙说了筑城与拆城、移民与难民、名人与名园、商行与银行、会馆与公所、寺庙与教堂的历史，描绘了老街风情、里弄春秋、院落岁月、市井习俗，图文结合，生动有趣，不厚，但有分量。 是为序。 2004年12月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引言
穿镇而过的河道，质朴优美的石桥，水边的屋檐比次接踵，门口的石阶级级下到河面，最末一级台阶上放着一盆衣物，刚才还在浣洗的女人被什么事情叫去了。很多人坐船，不紧不慢地穿过一个个桥洞，水面涟漪微漾，对面来船上的女人正摇着橹，身姿柔美也矫健。当然也可以选择走路，踩在石板路面上，空气里仿佛有一层斑驳的青灰色，可以回响你的脚步。然后或许能找到一个宅院，要走进里面才会惊讶于市井的门洞背后居然可以延伸出这样的道道景深，发现主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和精明，想到小桥流水人家的安定景象下应该还有一些激越的、能够迸发出火花的因素也许是过去的沉淀，也许是今后的铺垫。这，可以是今天的任何一个江南小镇，也可以是，几百年前的上海。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被寻找的城墙
“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其实，要追究也很难，这样的地方与现实联系得过于紧密，它的性格融合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对于我们太过真实了，因此，所有的理论性质的概念都显得虚无了。” ——王安忆《寻找上海》 同文帽，文明棍，洗得洁白的衬衣，笔挺的西装，中式的gentleman们聚在一起时，空气里便弥漫着似有若无的古龙香水。夜色霓虹，长长短短的旗袍，发蜡精心修饰过的乌亮卷曲的头发们，踩着高跟鞋，从细细长长的弄堂里出来，在路灯下拉出一个绰约的身影。百乐门舞厅里的绅士、交际花们在铁藜木地板上点着一圈圈华尔兹，派拉蒙的电影，喇叭花口的留声机压上密纹唱片，夜上海，夜巴黎，在满城荡漾的奶香里，完成东方的梦幻之都。 可是这样欧式开放，不设防的上海，没有人想到，它其实也有过一道纯粹中国式城垣围就的历史岁月，也有过一段正宗、地道的江南水乡，虎头布鞋，青砖瓦房、河浜密巷、年年抬着城隍老爷大巡游的绵长往昔。 南京路、北京路、汉口路、福州路，条条通向黄浦江边的马路曾经被一、二、三、四的数字排列出来，并分别领号冠名，肇家浜路、洋泾浜路、方浜路，这些带着河浜名字的马路，老一辈人依昔还记得它们的确是填浜筑成的马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上海还有过一道符合古代县制要求的城墙。如果寻找上海的历史，或许我们便可以从这里开始。
墙，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哲学或者心理学的范畴来审视，那么它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是，置于历史的范畴，墙，更多的是一把记忆的锁匙，是时间的现实存在，也是人们在怀想岁月时最富有情感的一个风景。如果说还有什么建筑能把我们放进时间的机器里，那么风雨栉沐的百年城墙便是最好的例证。以色列的“西哭墙”，成了这个民族历史的唯一实物见证，多少年来，以色列人将它视为民族家园的佐证，无数人在墙下怀念、祈祷。而对于心怀齐家治国平天下志愿的中国人来说，城墙，便是家园，城门失守，便是覆巢之下再无完卵。城墙曾经是我们家园的最初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安然优游的阳光生活的保障。而在时间的另一面，它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美好理想的阻隔与束缚。 公元1267年，南宋咸淳三年，上海建镇，开始派镇将驻守，因镇地处“上海浦”西侧，即今南市区小东门十六铺的岸边，故名上海镇。我们今天所谓的上海滩，其历史原点即是当年的上海镇。元初，因为吴淞江上游淤塞，航道难行，于是，类似现代海关的“市舶司”由原青浦“青龙镇”迁至“上海浦”附近，于是，上海浦，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澉浦并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上海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发展机遇期，由华亭县的一个海口渔村，一变而为商贸重镇。“蕃商云集”，“有市舶、有榷声、有酒肆、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亡廛、贾肆、鳞次栉比。。。。。。”（唐时措：《建县治记》，转引自弘治《上海县志》）。1292年，元代至元二十九年，上海正式设县，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在大元帝国的版图上，延续至今，上海的历史其实已有七百多年。上海历史文化最肥沃的一块土地，无疑就是上海镇和上海县的起点古城厢，一个圆圆的城墙围成的古城镇。它便是上海文化的发源地。 按中国城市等级制度，县城是可以修造城墙的。但是，在建县后的261年里，上海一直是一个没城墙与城池的县城，看起来更像一个散落的自由聚居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偏安于海滨南蛮之地，古来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反而是中原逃荒避灾之人的隐居场所。“广积粮，高筑墙”，城墙的功能主要是军事目的，防外族入侵，内部叛乱。上海很少打仗，很晚才看见兵匪，所以城墙非迫不得已才造起。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上海人“以海营生，素习武艺，并不惧海寇来犯，加之当时库藏空虚”（《上海志》），所以都认为无筑城必要。 虽然没有城墙，但近200年的时间里，上海的生活始终是宜人的。完全是田园城市的样子：河上有桥，浜里有船。水是活水，城是青城。上海人乐于家乡的田园生活，不愿离家远游，即便贵为国子监祭酒的陆深，最终还是怀想着“莼鲈之思”，倦游思归，辞官回沪。有诗描述当时的上海：“望中城郭故依依，乔木千章水合围。风动海门闻鹤唳，鲈鱼正美客南归。”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到明朝中叶嘉靖年间便结束了。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筑城（1）…（图）
元末开始，日本九州的封建诸侯、大名等纠集武士、商人、海盗，勾结中国沿海奸商、恶霸、海盗坐地分赃，在后者的指引下，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富庶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中叶起，朝廷政治日趋腐败，直接的后果便是海防松弛、边境空虚，因此倭寇有恃无恐，上海地区深受其苦。自嘉靖三十二年夏到三十八年，倭患历时六年之久。 历史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中国海盗王直的引导下，倭首萧显率数百人突袭嘉定、宝山。登陆后一路烧杀到上海县，劫掠满载而去。不久又聚众数千，连舰数百，蜂拥而来。上海一带倭寇络绎不绝，民无宁日。从四月中到六月末，倭寇五次焚掠县镇，一时居民死伤累累，县镇半成丘墟。” 历遭劫难，上海吏民才开始警醒，决意筑城御倭。上海有史以来的这第一道城墙，实是中华民族人性的象征，天下本没有墙，缘于来犯之敌，才不得已以垒墙防卫。从清代《上海县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县民筑城之心之坚，之踊跃，真可谓众志成城，没有真正的切痛深恨，不足以让众人自觉的几近倾家荡产来修这道城墙。且短短只用了三个月，便垒起一道长九里，高二丈的城墙。史料记载当时人们筑城的情景： 吏民竞相资助，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财助役；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田500亩、银2000两，拆屋数千楹，助筑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贡生张津不仅散家资助役，还亲自参加筑城，“手口尽瘁，遂病不起”（清同治《上海县志》）。上海民众踊跃担土运石，“畚插云集”，登高历险，“百堵偕作”（万历《上海县志》）。农历十月动工，至十二月一座城池便拔地而起了，“落成之日，四民欣喜”（潘笠江先生文集））
与中国“天圆地方”概念不同的是，上海城是个圆形的，泥土垒成，以县衙（今巡道街）、文庙等为中心。四周开门六座：东为朝宗门（大东门），南为跨龙门（大南门），西为仪凤门（老西门），北为晏海门（老北门）；朝宗门以北为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以东为朝阳门（小南门）。另有三座水门：肇嘉浜横贯县城，因此在东西与城墙相交处的大东门与老西门设门二座：方浜在小东门附近入城处设一座。从城门分布看，明显集中于东南沿黄浦江地带。三座水门都与环城壕沟相通并接通黄浦江。濠宽六丈，深一丈七尺。城墙上建有敌楼二座，雉堞三千六百余个，箭台二十所。海防同知罗拱辰后来又在四门上增筑敌楼四座。城东北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