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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为什么清代流传着“官不修衙”的说法？为什么说“清朝与胥吏共天下”？州县官是怎样查办案件和征税的？各级衙门间的联络又靠什么？新旧官员交接、衙门的迎来送往需要遵守哪些规矩？……《清代衙门图说》将为你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该书以清代地方州县衙门为核心，从衙门概况、衙门中人、衙门事务、衙门规矩及衙门精神等方面，对清代衙门进行了介绍和解读。作者从细节入手，对清代衙门实际运行状况特别是运行背后的种种隐蔽的潜规则做了较为深刻的阐释，揭示出清代衙门风气日益卑劣化的制度性根源。该书附有近百幅相关图片，注意图与文的有机结合，利于读者从直观上了解和认识清代衙门的概貌和特点。
《清代衙门图说》 序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林乾，男，1959年生于长春，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法律史研究，著有《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清通鉴·康熙朝》、《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精神放逐的年代》等，参加编写《中国司法制度史》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四十余篇。
《清代衙门图说》 序目 录
目录
前言
正说衙门
清代衙门知多少
“居中而治”的衙署
衙门里的另类文化
衙门“上班”守制度
衙门说人
州县治，天下无不治
“贴心豆瓣”话长随
代官出治的师爷
奸猾如油说书吏
奔走公门的衙役
衙门说事
接状审案“为民作主”
命盗案里看衙门
国脉所系话税收
体制病灶与“做亏空”
行同盗贼话“吃赈”
大闹衙门——面对民告官
衙门规矩
“多少雄心退”的官规
走马上任与离任“交代”
衙门越大规矩越多
相沿成俗的陋规
“四救先生”兴规矩
衙门精神
千里为官只为财
挑肥拣瘦跑官忙
上下交结，官官相护
京官的架子与索要
衙门陋习拾零
主要参考书目
《清代衙门图说》 序前 言
前言
自2005年10月接受本书的撰写任务以来，在踌躇不安的情境中不觉时光已转入新的一年，而直到夏日来临，即将完稿的那一刻，我也并没有像往常交稿时的那种轻松，个中原因或许是“清代衙门”这样的“命题”过于宽泛，而又不乏同类成果，因而我用了更多时间思考如何突出本书的特色，如何让读者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清代衙门的概况及其实际运行、尤其是运行背后的种种潜规则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正如《美国总统制》的作者拉斯基所说，“政治恰似冰山，表面上的机构只不过是水下潜在真实的一部分而已”（参见佐藤功《比较政治制度》，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解读清代衙署背后的“潜在真实”，走进大大小小的“八字门”，拨开被重重浓雾掩盖着的衙门世象。
就像中国古代每个衙署前的两尊石狮一样，衙门是万民仰瞻、发号施令的所在，因此，衙门中人，甚至连衙门里的老鼠都会沾染“官府习气”。李斯年少时做郡中小吏，见吏舍厕所中的老鼠食不果腹，瘦骨嶙峋，不但食不洁之物，而且每当有人走近时，就惊恐万状。当李斯进入国家的粮仓时却意外发现，这里的老鼠不但居住在大庑之下飨尽天下美食，而且吞噬粮食毫无惊恐之状，似乎理所应当。李斯于是感叹道：“人就像老鼠一样，贤能还是不肖，在于所处的环境啊！”（《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黄宗羲也指出，尽管吏员这些人也来源于民间，但一旦他们附着在官府之上，就有了“官”的气势，反过来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明夷待访录》）。至于那些被百姓尊称为大老爷的官员们，更是“官民阻隔两重天”！因此，在官府即衙署里生活的人，尽管也有三六九等，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甚至还有主子奴才之分，但相对于芸芸众生，他们无疑构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拥有种种特权而无须尽任何义务的吃官饭的“官家人”，难怪民间有“见官三分灾”的形象说法。
清代有近三千个大大小小、分属不同“条条”或“块块”的衙门。本书不可能也无此必要对这些衙门一一介绍，而是选取清朝人所说的“天下之事无不始于州县，无不终于州县”的州县衙门作为核心，通过“正说衙门”讲述清代衙署的基本状况；通过“衙门说人”具体解读州县官、幕友、书吏、长随和衙役等衙门五种人的出身来历；通过“衙门说事”展现衙门的职守所在，所司之事；通过“衙门规矩”窥见衙门的一般规则及其运行背后的潜规则；最后通过“衙门精神”透视清代衙署的真正精髓。
与以往朝代相比，我个人认为，清代衙门具有官署设置上的大衙门化、权力结构上的“寡头化”、体制运行上的法律化、衙门风气的卑劣化等四大特点。大衙门化主要表现为行政层次多、高官多，其直接的后果是民众的负担重，行政效率低，这就是唐甄在《潜书》中所说的“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寡头化”主要体现在不设属官，长官一人专政，公权力的私人化，其后果是“一把手”说了算，而当“一把手”无力分身时，由其私人聘用的幕友、与之有一定隶属关系的长随以及国家不承担经费支出的吏员就名正言顺地介入官府中来，因而才有“官转吏不转”、“官转幕不转”等清代衙门特有的风景。法律化主要表现为清人所说的“一切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因而“爱百姓之心不如爱功名之念”，为保住乌纱帽官员们无所作为，官如传舍，在官如同一驿，成为衙门中人的普遍心态。衙门风气的卑劣化主要表现为“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千里为官只为钱”成为弥漫各级衙门的普遍风气。袁枚说他任江宁知县时，每天“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做奴耳”。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责任编辑李洪超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我发自内心的钦敬，没有他的劳动，本书可能是另一种面貌。当然，书中若有疏漏或缺失概由作者负责。
出于方便读者阅读的考虑，本书没有采用繁琐的注释，凡属常见的文献如《清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事例》等一律不出注文，而其他需要加注的文献一般采取文中注的形式，另外，读者也可以从书后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中查阅到文献出处。本书的图片，一部分来源于作者教学研究的积累，一部分来源于各种公开出版物，故宫博物院刘潞研究员也为作者提供了多幅图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林乾
2006年6月28日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衙门”的由来
正说衙门
就像中国古代每个衙署前的两尊石狮一样，衙门是万民仰瞻、发号施令的所在，是国家的象征，但清代州县衙门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相反，大多数简陋不堪，以至广泛流传着“官不修衙”的说法。
清代衙门知多少
旧时代的文武官员每天趋奉奔走，朝夕所不离的，莫过于衙门了。这里是施行统治的场所，是权力的象征，因而在一般平民百姓眼里，往往望而生畏。“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深似海”等民间谚语，是对官、民阻隔的旧衙门的最好写照，衙门内外分别代表了悬如天地的两个世界：前者是“治人者”，后者是“治于人者”。这从“衙门”的由来可以得到见证。
“衙门”的由来
据清代赵翼的考史著作《陔馀丛考》等书记载，衙门本是从“牙门”二字讹误而来。先秦时巡狩兵车的旗帜两边，刻缯的纹饰如同牙的形状，因此将这种旗帜称为牙旗，军营前面都插有牙旗，军中听令，必须到牙旗之下。后世遂将营门称做牙门。后来，称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由此可见，牙门最初只是军旅中的称谓，后来逐渐移到朝署。
“衙”字最初读作“语”字。《楚辞·九辩》“属雷师之阒阒（ｑùｑù）兮，通飞廉之衙衙”中的“衙衙”，读作（ｙúｙú），即是“衙”的旧读。到了魏晋时，才将“衙”读作ｙá（牙），“牙门”讹变为“衙门”，大体也始于这一时期。但后代在使用时，“牙”与“衙”仍然相混。如《旧唐书》凡“正衙”及“衙门”的“衙”字，《新唐书》又全部改作“牙”字。
《宋史·舆服志》记载，唐制“天子所居曰衙”，可能更接近衙门的本义。元稹《连昌宫词》有“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之句，也指天子办公之所为“衙”。因此，司马光在《类编》中说，古代行军打仗时有衙，这是尊者所在，后人沿袭下来，将所治称为衙，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衙”字本义的演变。尽管唐宋时称官府为衙门已相当普遍，但唐制臣下办事之所多不称衙，宋代“在外监司、州郡称衙”，而朝署宰相以下治事之所不得称衙，久而久之，“衙”遂为臣僚治所通称。后代相沿成俗，将发号施令之所在统称为衙门。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清代衙门设置
清代衙门设置
衙门是官署的一种俗称。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能够行使国家某种职权的衙署，都可称为衙门。
那么，清代究竟有多少衙门？这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从职能上划分，有文、武两大系统，即文职衙门和武职衙门；从民族上来看，清代又有满、蒙、汉等衙门之别；从行政隶属而言，又有中央衙门（当时称为朝、京）与地方衙门（外）之别。而在京衙署中，又有外朝、内宫之分。此外，还有自上而下的专署衙门，如漕运、河务、盐政、学务、税关等衙门。自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后，包括原有的少数民族世袭官也多由中央任免，但在甘肃、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五省仍有为数不少的土府、土州、土县、土司等特殊衙门；在东北、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还设置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衙门，如将军、都统、副都统、大臣等。
由于时代的变化，清代衙门的兴革变化最大，有的衙门为清朝所独设，如理藩院、南书房、军机处这三个衙署，地位就十分尊崇。理藩院由蒙古衙门发展而来，掌管蒙、回、藏等事务，以及部分对外（俄罗斯）交涉事务，下设六个清吏司和多个房、厅、处、所，以及内馆、外馆、俄罗斯馆、蒙古官学、唐古特学、托忒学等附属机构，额定编制198人，通事、衙役等147人。理藩院位列六部之后，其长官进入议政大臣之列，雍正元年以后，更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而汉官无一人侧身其中，可见其地位之特殊。《钦定理藩院则例》南书房不是正式的衙署，入值人员由皇帝从翰林院中“钦点”，但因其朝夕侍奉皇帝，参与决策，因而入值南书房的绝非等闲之辈。军机处自雍正时期设置后，掌管军国要政，书写谕旨，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充，连同其僚属军机章京在内，最多时也不超过40人，而且，“有官而无吏”，人员都有干练之才，效率又极高，外官不得擅入，事实上是清代中枢决策的所在。
清代衙门的设置体现了独特的民族及时代特征。就其对前朝所设衙门而言，有的进行改造，有的不再设置，其间变化也很大。如明朝的宦官二十四衙门，清朝吸取了宦官为害的教训，将其裁汰精简，并入内务府之中。而内务府堪称是清朝第一大衙门，仅职官就有3000多人，与事务最繁的户部相比，职官设置是后者的十几倍，如果加上匠役、军丁、太监等人，内务府有上万人之多。除本府设置广储司等13个衙门管理宫禁事务外，其分属机构就多达四十几个，这些分建衙门，全部铸给关防印信，由总管大臣统辖，人们熟知的“江南三织造”，即是其派驻机构。织造官都是皇帝亲信之人，除负有本职任务外，早期还负有搜集情报、密报民情、监视所在地方官的特殊使命。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任江宁、苏州织造达二十多年，也是最早用“密折”方式向皇帝报告江南情势的官员。
清代是跨越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衙门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办理外交等事务，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到了晚清实行官制改革，衙门裁撤、新设、合并，变化更大。陆续新设的衙门有民政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大理院、资政院等。裁撤的衙门有詹事府、通政使司等。改组、合并的衙门更为纷杂。
作为亲民的州县衙门而言，有相当多的州县佐贰官，如县丞、主簿、训导等，各自有独立的衙署，因而从职能上看，佐贰衙门是州县衙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独立，不是严格意义的附属机构。
因此，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要确切统计清代衙门有多少并非易事。根据光绪《大清会典》及《清史稿·地理志》等统计，至清末全国仅省、道、府、县四级主要行政机构设置的衙门就有2200多个，如果包括专属衙门及各分支衙门、佐贰衙门，清代地方衙门总数当不少于3000个。平均每个省有130多个衙门，一个县有2个以上衙门。因此，清代堪称是衙门泛滥的时期之一。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民众负担何其重（1）
民众负担何其重
衙门越多，民众的负担就越重，所受到的侵扰就越厉害，所谓官多扰民，自古已然。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八中曾说过：“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大官都是“治官之官”，这类官一多，不但耗糜国家财富，浚削民膏民脂，而且官员之间互相推诿，小则降低行政效率，大则影响国计民生。唐甄在《潜书》中指出，官越大，越不亲民，因而“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而小官都是“治民之官”，这类官一多，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正如唐甄所说：“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匹夫匹妇才能各得其所。与以往朝代相比，清代的大衙门多、高官多，堪称一大特点。按照嘉庆《大清会典》核定的内外文武官员数目，除去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回等部官员不计外，清朝额定官员二万七千多员。咸同年间，冯桂芬指出，清代官员人数，“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不冗于小而冗于大，不冗于闲而冗于要，不冗于一二而冗于十百”。
按照中国古代行政机构设置即衙门统系而言，唐以前地方衙署实行郡（州）县二级制，唐设道，宋设路，但不是一级实体机构。元代设置行省，明朝改设三司，地方行政系统始成三级格局。清代在省、府之间设道台衙门，二司之上设总督、巡抚，行政系统演变为五级格局。因而从理论上讲，总督、巡抚、藩、臬等衙门都是省级衙门，道台，正四品，其衙门也属于大衙门。而作为从四品的知府在清代只能算做中级官员，这也难怪知府大人不安于位，遑遑于升发之途了。如果再加上漕运、河道、盐政等专署衙门，以及提督、总兵等武职衙门，那么，清代的大衙门之多就是不争的事实了。
清代衙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许多衙署不设属官，属于长官独立负责制，因而独断专行、一人专政，公权力的私人化具有相当普遍性。各省的总督、巡抚衙门，包括专署性质的漕运、河道总督衙门，都不设属官，偌大的衙门除总督、巡抚外，没有一个朝廷命官，而大量的事务都由其私人聘用的幕友及国家仅承担少量经费的吏员来承担。因而从常理上讲，一个省或两个省的大政多由“一把手”说了算。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民众负担何其重（2）
尤其是总督多由满人充任，巡抚满汉参半，对这些封疆大吏来说，既没有人对其实行真正意义的监督，他们又缺乏良好的道德操守，很多人都不是科举“出身”，为官的素质大打折扣，只能将具体事务交由非国家正式编制的私人班底去做，因而公权力逐渐被私人化。所以清朝人经常讲：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即幕友、长随、书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