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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师爷行里的“潜规则”
师爷行里的“潜规则”
幕友编织的“关系网”根深蒂固，其中也有体制本身的原因，比如州县官自主的权力实在太少，随便一顶乌纱帽都比他大，为了实行一项事情，必须上司批准，因此，上下级衙门幕友之间的“沟通”和“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荐友”之风颇为盛行的原因。乾隆三十四年，发生这样一件事。安徽颍州知府史鲁蛩芟降奶椭毓酪晖萍鲎约旱淖迨迨肺骋遄瞿挥眩酪瓴坏凑卟痪埽胰衔馐前徒嵘纤镜暮没幔谑墙约夯ㄖ亟鹇蚶吹男℃畎透耸肺骋濉Ｌ锰谜」傥淠挥严祖苁遣还獠实模皇奔洹靶曰呗赴浮蹦值梅蟹醒镅铩２痪茫酪辍⑹仿抄＇被革职。
可以说，上司向下属推荐幕友，早已是官场通行的“潜规则”。州县官如果不用上司推荐的幕友，往往受其刁难。于是出现所谓“勒荐”这类事，即下属为保“平安”，不得已接受上司推荐的幕友，这就使得各衙门幕友暗中联结，私通线索。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幕友荐幕，即上级衙门的幕友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亲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并讲定一年要交多少规例，遇事好彼此关照。二是上司荐幕。因为上司左右州县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幕友，就会出现“州县幕中，非其与类，一切详案，立意苛驳”的情况，州县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得接受，而有的州县甚至主动向上官奏请荐幕，以图照应。上级幕友及上司向下级衙门及下属推荐幕友，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上下衙门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下级衙门的幕友出现违法乱纪的事，或者下属徇私枉法，上级官员查觉时，上下幕友之间就会先通信息，巧为弥缝，即使真的有问题，上级官员因为事涉于己，也不敢向上揭报，最后的结果是“同舟共济，通同徇隐”。这就是上级幕友或通过其本官向下级官员推荐幕友得以大行其道的真实原因。何桂芳在《请查禁谋荐幕友片》中说得很清楚：“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幕友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案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脩，延请入幕，只因上下通气，申文免驳诘。”
后来还出现了所谓“坐幕”，即不理事而空食束脩的幕友。汪辉祖谈到他对上司推荐的幕友，一般是不用其人，但要给以优厚的薪金，说白了就是养“坐幕”。他还谈到在自己二十多岁学习幕学时，风气很正，但是二十年后，“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十无二三”。
上司荐幕的情况从私人著述中也可见一斑。据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段光清署理建德知县后，去拜见首府时，首府问他幕友是否已请，段光清回答刑名、钱谷两席已定，首府大不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段光清解释说自己初任事，须赖幕友以襄事，今天大老爷要推荐朋友，是人情难却，但人情只能施之一小席，不可行之刑钱两大席。后来首府推荐了一个小席，段收下了。段光清还谈到当时向他推荐的幕友非常多，甚至可以“车载”“斗量”，稍微出色的，荐条都贴到签押房壁上，次一等的，荐条贴到内账房壁上。
越到后来，“幕风”越差。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年间，旗员出身的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全不知晓，把奏折文案全部委托给幕友彭沛霖。彭沛霖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若鹜。更奇的是，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都与彭沛霖结为兄弟，登堂拜母，俨然一家人。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幕友的收入与出路
幕友的收入与出路
如前所述，在清代庞大的幕友群体中，以浙江绍兴籍为最多，前面提到的徐掌丝兄弟及其姻亲都是绍兴人。关于绍兴人从事幕业的盛况，绍兴籍幕友龚萼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由于绍兴人外出游幕的太多，屋室中的人都快走空了。“吾乡之业于斯者，不知凡几，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雪鸿轩尺牍》）可见做幕是绍兴人从事的主要职业之一。清末曾在张之洞的总督衙门做幕的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说“为幕友者，多籍山阴会稽”，他曾见过会稽《陶氏谱》，其中起家幕友而有所成就的有几十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人群以幕友为职业生涯，是否因为幕友的薪水高才使得人们趋之若鹜呢？事实上，薪水高低因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级衙门的差别有很大的不同，尤其与幕友的名气、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主官对其依赖程度有很大关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幕主对幕友中的重要角色不惜重金。相传田文镜做河南巡抚时，幕友邬先生最擅长写奏稿，每天的报酬是白银一锭。每天早晨，当邬先生看到几案上白花花的银子时，就欣然命笔。否则，一个字不写。凡是经他改定的题奏本章，雍正皇帝都极为满意。后来因为一件小事，邬先生拂袖而去。田文镜再上书言事，谴责喝斥立至。田文镜只好又用重金将邬先生请回来。雍正皇帝在田所上的请安折上批道：“朕安，邬先生安否？”（《公牍学史》）汪辉祖也谈到，州县官对刑钱师爷不能吝啬，如果“惜小费”，计较一年岁脩能省多少，不但幕友不能久安于席，且有别项染指，闹出事来，影响甚大。
在所有幕友中，以刑、钱幕友的报酬最高。他们一年的收入，是书禀、号件、征比等师爷的数倍。刑、钱二席的年脩，按较高的来计算，从乾隆初年的刑席260两，钱席220两，至乾隆五十年前后，最高可达年脩800两，增长三倍多。据记载，四川各级衙门刑名、钱谷的脩金是：总督、布按两司及盐茶道的刑、钱年脩均1000多两，总督衙署如刑、钱合席，则为2000余两。各道、府、州、县刑钱的脩金以地方公务的繁简为等差，最高的年脩为1440两，次为960两、720两、560两，最低的为360两。再如张集馨任职的漳州道台一向请三位幕友，每位每年1600银元。除了脩金以外，有些师爷还能得到幕主及下属衙门的“年节敬”，数目少则几两、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而那些擅长舞弊的师爷还有贿金等非法收入。清代就有所谓“官一幕二衙门三”的说法，即指官员、幕友、书吏的分赃比例。民间对劣幕更是用“一代做官，三代打砖”（做贼打墙洞）来诅咒他们。
对于绝大多数幕友而言，他们都把这一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混出名堂来。尽管清代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有过做幕的经历，但他们与那些以做幕为职业的人是有根本不同的，做幕仅是他们走向长远仕途的短暂旅程。而以做幕为职业的人，其中秀才占了相当一部分，他们做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多数幕友并不是富裕一族。嘉道时期的绍兴幕友许思湄，在他著的《秋水轩尺牍》中，留下了多次向亲友借钱的文字。他本人因生活困顿，最初想通过讨个妾以“留后”的愿望都未能实现。
庞大的幕友群体，出路何在？由于幕友多数来自屡试不中的秀才，他们或者世代相承，或者在一个地域形成风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人群。就刑名幕友而言，他们实际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就钱谷幕友而言，他们是兼有财政、会计、统计等多项事务的专业人员。由于教育制度和社会实际需要的严重背离，科举出身的官员不熟悉这些专业知识，而一旦担任父母官，要他们“脱胎换骨”，自然不易。晚清名臣胡林翼在致友人的信中自言：“幼年精力，半耗于八股及时俗应酬，是以学识太小，本领太低，力不如志，以为可惜”，许同莘评价道：“才如（胡）文忠，而犹为此语”，更何况其他人呢，学识和本领都是在亲身实践中才能学得到（《公牍学史》）。
幕友通过其提供的专业服务，也能避免或减少施政中的不当行为。由于清代的法律规章“一切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地方官聘请专业人员，就会使之规避法律处分。许同莘说：“举督抚州县束缚于例案之间，而又能支持补苴以延国命者，则别有人焉。”这个别人，就是幕友。这些人“明习律令，灼知情伪，机牙足以应变，智计足以解纷。其贤者能驭吏而不为吏所愚，其不肖者则与吏联为一气，而犹能弥缝无迹，为主人规避处分”，可见，幕友在衙门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因为幕友不可或缺，因此清廷从制度层面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出路。雍正元年规定，督抚延请幕友，效力有年，称职者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也就是说，幕友中优秀的，经督抚上报吏部，可以授以官职，但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据许同莘讲，“举荐幕宾之制，不知何时停止”。到了清末，督抚衙门有劳绩的幕友，多因其他事列入荐章，而绝大多数幕友，“则布衣终老而已”。更多幕友的出路仍是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得做官的“功名”，如汪辉祖做了17年幕友后，去考举人，考中后又做了7年幕友，终于考中进士，后来做了知县官。绍兴人范家相早年做幕友，他的母亲责备他“泯泯无闻”，他为此发奋读书，考中进士。著名学者戴震、名吏林则徐等都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说，做幕之后重走科举路，比较普遍。到了咸丰、同治以后，做官的资格限制逐渐淡化，由做幕而做官的多了起来，左宗棠、刘蓉等一批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而在曾国藩、张之洞这两个近代最大幕府中做幕的人中，后来做官的更是举不胜举。郑天挺先生甚至认为，清后期的幕友已经失去幕友原来的意义，相当一部分已经向官的身份转变，与幕主形成了上下级的官员关系（《清代的幕府》）。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奸猾如油说书吏
奸猾如油说书吏
书吏又称胥吏、书办，他们在清代衙门中极为活跃，对政治有很大影响。晚清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曾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这段话指出了清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即“与胥吏共天下”。
没有薪水的六房书吏
在州县衙门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除了幕友外，就是书吏了。官方文献把在司道府州县供职的书吏称为“典吏”。各个州县因事务繁简有别，设置书吏的数额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甚至多达几十人，这些定额的书吏要求上报吏部，被称为经制吏。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的统计，全国有经制吏14369人，平均每个县11人。这其中，也包括了管理钱库粮仓的书吏和州县属官衙门的书吏，他们被称为“攒典”。
除了经制吏以外，各个州县都有数目远远超出经制吏的非经制吏，主要有“贴写”、“帮差”两种。此外，还有“挂名书吏”。如果将这三种书吏加在一起，每个州县的书吏是个庞大的数目。明末清初的侯方域估计每个县有一千多人，乾隆时期的洪亮吉估计大县有一千人，中等的县有七八百人，小县也有一二百人。清后期的游百川估计的数目更高，他说大县有二三千人，小县也有三四百人。
毫无疑问，督抚司道衙门也设有数目不等的书吏。与地方书吏相区别，一般将京城的书吏称为部吏，当然也有称为书吏的时候，这种名称使用上的不规范也反映在法律上，即有时把他们作为“官”来对待，有时又视其为“役”。
按照官方的规定，充任书吏是有条件限制的。首先，他们必须身家清白，也就是出身“良民”。其次，要有邻右、亲族对其本人品行等方面所做的保证书。再次，他们必须有最基本的文字能力，包括识字、会写简单的文书等。另外，地方官还必须向吏部呈交一份盖有印信的证明书。
书吏充役期限为五年，五年役满，在外由督抚考试，将试卷封固送部，与在京各部院应考书吏等试卷一体校阅，分为四等，给以职衔选用。自乾隆十五年始，书吏考试后，由吏部严加阅核，分别去取，一等授予从九品职位，二等授予流外官职。
与中央主要由六部所构成的行政主体相适应，州县的书吏也对应设有“六房”，有关六房的职掌，根据康熙时期在山东两度任知县的黄六鸿所著的《福惠全书》记载，大体如下：
吏房掌管书吏及本县候选官吏的人事档案，如本衙门书吏若干名、书手若干名、攒典若干名，以上人员何时承充书吏；官员到任时间，任内奖惩、升迁、委署等事项；中式考职、起文赴部；有无在籍丁忧事故，曾否申报等项。
户房经管应征应结夏税秋粮、丁差徭役、杂课等项。包括地亩多少、减免课税、未完民欠、额销盐引、田房契税、动支钱粮、仓库实存等事项。
礼房经管祭祀、考试、学校、庆贺、旌表、先贤祠墓、古迹等事项。
兵房经管门军、皂、快、民壮、铺兵、驿递、夫马等项。
刑房经管人命、盗、逃、词讼、保甲、捕役、监仓禁卒等项。
工房经管修造、置办军需等项。
除六房书吏外，各州县根据事务不同，设置了其他一些房书，如总房掌杂务，收发房掌收发文件，招房掌口供记录、整理与誊清，柜书掌管粮银征收、发放单据，粮房经管粮食保管、出入登记等，漕书经管征收漕粮事宜，仓房管看管谷仓，库房经管物品登记，柬房掌管投递传达文书。通常来说，在比较大及事务繁忙的州县，所设书吏机构远远超出六房。《长随论》所记各房书吏职掌与《福惠全书》大略相同，但数量远远多于六房。如在户房外又设户科，经管牙贴税、粮米征比、收漕兑银、孤贫户口、水旱灾歉、平粜济赈；仓房经管食米、粮厫、房屋、斗级、斛手、社仓、义仓、常平仓等项；刑房之外设招房，经管勘验以及案件、供词、堂谕、断事等项；照磨房经管差票、差禀、解犯、提审。其他如承发房经管上申下行一切出入公文，以及各房循环签稿，告期、呈词、批词、状榜等项。
清代江西浮梁县衙六房悬挂的对联，可以增加我们对其职能的了解，按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依次为：
选官擢吏贤而举，考政核绩廉以衡。
编户方田勤并慎，片赋敛财公亦平。
倡礼肖学崇孔孟，制章定典尚萧曹。
厉兵秣马备不懈，枕戈待旦防未然。
按律量刑昭天理，依法治罪摒私情。
鸠工庀材精营造，通路开渠细耕耘。
概括起来，书吏的职能主要有三项。一是草拟公牍，这也是书吏最主要的职能。乾隆帝即位之初，曾对总理事务王大臣说：“今之书吏，即古之府史胥徒也，各部院衙门，皆额设召募，所以检收档案，缮写文书。”草拟公牍，要求必须熟悉国家的有关章程，因此，“从来任用书吏，不过藉其谙练成例”。由于书吏很多，草拟公牍又有许多好处，因而州县官一般按照书吏在卯册上的顺序依次派这项差事。拟稿后要求草拟人在草稿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草拟后要送幕友或州县官修改审定，通过后再回原房誊抄，交官复查，盖印加封。二是填报各种表册，包括填发传票、填报赋税表册等。在《福惠全书》中有很多这种表册、单据、账簿，如吏书花名册、征收钱粮总簿、流水日征簿、摘拿欠户差簿、保甲壮丁册、本县四境地界册等，有数十种之多，分别由吏、户、兵等房掌管。绍兴师爷“发明”的“江山一统”，即分别以点、直、横、撇作为部首的分类账册法，在各衙门被书吏们广泛使用。三是整理档案，将文件分类、编号等事情。
书吏和衙役一样，他们的报酬被称为“工食银”，以区别国家官员的“薪俸”。不可思议的是，自康熙朝开始，地方绝大多数衙门书吏每年大约六两左右的银子收入（工食银）也因当时平定三藩之乱，财政吃紧而取消了。此后，除了新建州县的个别地方书吏有正常收入外，全国绝大多数州县的书吏是没有薪水的。书吏不但没有报酬，多数时候他们还要自备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之类。既然没有薪水，何以有如此之多的人承充书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