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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消遣的传奇。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写书、出书成了做书，讲究短平快。许多包装华丽的新书，里面则是一包泡沫。而刘海军先生为写这本书，用了15年的时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作者十五年磨一剑，几度返工，推倒重来，对传主，对历史十分尊重，我想，他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必将赢得读者的尊重。
关于
最早听说束星北是在1988年初夏，那时我是青岛日报社的记者，刚被分工担任科技口报道，初次采访就听人谈及他的名字。讲他的人大都由着兴趣说他的传奇，说那些侠性十足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英雄”，也隐约感觉到“英雄”的后面，埋藏着一个天才科学家悲怆的命运，可迟迟找不到发掘的路径。直到1993年的一天，我看到了束星北档案。
厚厚的七大卷卷宗，记载着一个人，一个天才科学家被扭曲被阉割的命运历程，沉重得令人窒息。实际上，三年前我就看过这些卷宗，那时候，我对连篇的揭发、检举、调查、告密或反省、检讨、悔过材料没有兴趣，也就未曾留意，翻了翻就送了回去。可是再次翻看它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卷宗让我读了两个多月，需要时间消化理解尚在其次，主要还是因为心脏和情绪的超负荷让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我觉得档案的主人好像一开始就被人送进了“特护室”严密监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记录，他的内心活动和心理状态也要通过各种仪器进行观测并记录在案。
“病人”（束星北应该是个病人，他一直就是被当作病人看待的），接受检查的目的是要进行手术治疗。整个七部卷宗便是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精密的检查与观测过程和漫长而又耐心的手术过程。于是我看到，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尊严，被一点一点地剥离、剔除，这一细腻而严酷的过程。
这是一个优秀的人不断被阉割扭曲为“另类”的历史（“另类”是什么，我找不出恰当的定义，实际上，束星北在不断地遭受阉割与扭曲的过程中，并未成为改造者们期望的人，因此，我只好用“另类”来形容），是一个英雄“落败”的历程，也是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悲剧。
当然我也看到并感觉到了档案主人的顽强和韧性，看到那个被一次次揿下的不屈的天才的头颅，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昂起。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被动听的口号包裹的罪恶才被展露出来。
这段历史不知被发掘扬筛多少遍了，可是束星北档案让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尽管阅读了档案，正式动笔还是在三年半之后。就束星北复杂而又丰富的命运历程而言，档案只能是个指向，一个通往目的的路标，而我的目标是了解他人生经历的全部过程。我列了一张人物采访表格，依着他的每一段经历“按图索骥”，只要与他有过关系的人都是我的采访对象（很多人物是由甲而乙由乙而丙发展出来的），这张表格上的人物后来竟有上百个。束星北的经历复杂、足迹广阔，相知相识遍布天南海北，而我当时工作颇繁，采访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或出差时公私兼顾一下。列在这张表上的人物，我虽没有全部见到访到，但见到了访到了绝大部分。我虽然知道会有很多费功夫得来的材料用不上，可我必须这样做，否则心里就不踏实。
我做事缺少机敏和耐心，反应迟钝，特别是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如物理学、气象学还有解放初期的“运动史”等）几属空白。进入写作前，我需要对此补课。准备工作做得扎实些，多少可以弥补自身学养的不足。
开始写作时，我订了一年半至两年的计划，可是，一拖再拖。有个时期；我不得不停下来，将多年准备的资料全部封存，想着永远告别这样的生活。
1997年，我的电脑里，已储存了三十余万字，按着最初的感觉和提纲，似乎接近尾声了，可这个时候，我发现行文方式出了问题，我将它写成了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报告文学，曾因为将尘封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而大行其道，并不可避免地逐渐为商业化功利化所侵蚀。我显然没能避免那些缺陷，就像那个时期诸多的华而不实的作品一样，《束星北档案》成了“文学作品”，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到处都是着意的创作、加工、描绘的痕迹，到处都是“我”的行踪。资料或故事都是真实的，为什么一经加工就虚假了呢？此前，我写过一些有关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如《北极的眼睛》《轨道上的恒星》，与徐迟先生合作了《陈章良生命结构》，都是“文学作品”的路数，可我不曾有这样的感觉，是束星北让我思索，让我认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作为纪实作品或传记，需要做的应是：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主人述说主人。应是真实客观有凭有据的“实证”。换句话说，它应是一个调查、分析报告，需要的是冷静客观的态度。如果需要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话，也应该是的的确确在滚沸的思绪里浸过、煮过，浸透了作者情感的文字。当我真正明白这点，为时已晚，我只能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第一稿的隐患是致命的，不能修补，只能重来。
我曾想过放弃。很长时间里，我不再触碰它，也设法不再想它。再动笔已是几年之后。首先要做的还是“基础建设”，虽然不是将“过去”全部推翻，但是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开始。
《束星北档案》基本上由三部分材料组成：一、大量的背景资料和有关文献；二、原始档案资料；三、口述资料。前两部分相对容易些，只要有寻找材料的途径和精选资料的耐心就可以了，而口述部分则困难得多。
重新采访，我小心了很多。有时我宁可让一个片断一个情节和一个历史事件，在众多的被访人口中重复来重复去，也不愿失去或放弃一个采访对象。我相信，这样会让口述材料变得更加可靠。所幸的是，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大都在青岛，资料提供者也大都在青岛。我们共同面对的束星北，是一个令很多人在重新面对他时都会产生愧疚感或负罪感的悲剧英雄。因此，采访或与这些人交往还不算特别困难。
每个生命的个体都是复杂多侧面的，束星北也是如此。在他这样卓尔不群，勇敢顽强的人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性的弱点，诸如软弱、屈从甚至卑琐。这种复杂的人格状态，在他被抛到生命的最低层后显得尤为突出。
束星北的四子束义新的家，在青岛市延安三路路旁的一个逼仄破旧的公寓楼里。束星北多数时间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对父亲的认识与了解也比其他子女多。走进他们的家，我就像走进自己亲人的家，没有记录（记录都是事后补记），也没有刻意地引导启发。我们面对着共同的亲人，我们一同感觉着束星北留下的很多东西：痛苦、忧伤、孤独、音容甚至体温。
有一天，我正在与束义新的妻子王惠玲闲聊，束星北的另一个儿子来串门，闲聊中谈起了父亲的一顿饭。他说，父亲在复出后和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父亲的饭量向来很大，可那次还是让他们子女开了眼界。那顿饭父亲吃了十个鸡蛋，一只烧鸡（足有四斤多），四只猪蹄子，另外还有大量的蔬菜和主食。说这些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像一柄小小的利刃，在我心口划了一下。他说，父亲在吃东西的时候，儿女们，还有孙子孙女围拥在一起，但他却只管往嘴里填东西，谁也不看一眼。听到这个事的当晚，我联想到一些人把束星北和王淦昌作了反复对比后认为，束星北什么都不少，就是脑子少了一根弦；我把自己关在阁楼的小储藏室里，哭了一场。我在这里述说这个细节，并没有贬责他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个细节照亮了以往缠绕盘结在我心中的谜团。像束星北这样理性而刚强的人，在历次“活着还是死去”的选择中，每每选择了“活着”，他刚强的身躯是怎样弯曲甚至扭曲的？我们以前的注意力多放在政治运动或一些大的事件上，而这个细节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层面。世俗的目光、世俗的评判力量是强大的，有时候能大得将一切都淹没。那颗高贵心灵是多么的孤独，我似乎可以触到了。
我想正是由于这样的“资料”，我对这个天才物理学家所做的“量化”分析才有了支撑。
选择了这样的写作，资料是硬碰硬的事情，如果有些资料一时无法得到，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1992年在束星北老家采访时，我得知这个家族留下一部家谱。可是家谱的保存人——束星北本家一个侄子，却将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了摆在供桌上。无论当地陪同的政协朋友怎样劝说、央求，他都不为所动，理由是几个月前因担心家谱受潮，打开看了看，结果头疼了半个月。他认为自己冒犯了祖宗；受到了惩罚。直到数年之后，在当地政协和束星北子女共同努力下，这部家谱物归原主，我才得以看到。
写作到了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有不少的“空白”和“待考”。有时候，我无法遏制自己的冲动，“合理想象”、“逻辑地推动一下”不时地诱惑着我。其实，有些“空。白”、“待考”并不复杂，只要我稍稍动用一下“手段”，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实际上，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我曾多次放纵过自己的冲动，冲撞了红线。不过，一但冷静下来，我就会将放纵冲动的痕迹毫不留情的清除。一座大厦即使有一个立柱是假冒伪劣的，大家也会对整幢大厦的质量与安全产生怀疑。还有，束星北的那双眼睛看着我，审视着我，这从我最初接触他时，就感觉到了。就像束星北无法绕开自己的命运一样，我亦绕不开这双眼睛。
《束星北档案》出版后，束星北再度为人关注，一些人将他命运的悲剧归因于他的个性：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也有人用心理学或精神病理学对其进行分析，说他具有“天才的病态人格”。可我总觉得，束星北的悲剧像不曾愈合的伤口，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像一杆标尺，衡量着我们的科学态度和对真理的包容度。我原以为，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变得理性一些，目光放得远一些，可实际上，束星北似乎仍没走出自己的命运，这也许是他的定数。
《束星北档案》出版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当年的学生），想藉此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从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校园一个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医学院，发现自己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呼应着社会上的一轮又一轮的地产热，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的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宿舍楼。我觉得大楼就像是建在束星北的脊背上。
一些朋友对我写作《束星北档案》所用的漫长的时间颇存疑问，他们不明白，什么样的书需要花费这样久的时间。我亦自问：这样的书要是在快手手里会怎样？不过，认识一个人、一个时代，十五年似乎又不算长。《束星北档案》让我认识到，读解一个人的灵魂，看清一个时代的面目，是需要要时间和距离的。
当我第一次听到束星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推掉一部又一部在别人看来非常具有畅销潜质的书稿，坚定不移地走进了《束星北档案》，走进了一段尘封多年，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这一进入就是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从2003年盛夏到2004年隆冬。可以说，自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以来，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的心沉浸在里面，久久不能自拔。束星北刚正不阿的性格令我感慨，而他那惊心动魄、坎坷多舛的一生，更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扼腕长叹。今天，当这部沉甸甸的《束星北档案》终于出版和读者见面时，我想将这一曲迟到的挽歌奉献到束星北先生灵前。
束星北这样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天下第一才子”的科学奇才，多少年来却从未被人提及。我曾经以为，或许由于自己对科技界的孤陋寡闻，所以不知道束星北先生，但当我有意识地问了一些学物理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他们居然也无一人知道束星北时，我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彻骨的悲凉浸透了我的心。
从《束星北档案》中我看到，虽然后来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分子”的帽子，但束星北渴望工作，渴望回到自己从事了多年的物理学界的心愿并没有因此而实现，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和创造性的构想，却报国无门。他只好放弃了自己最专长但却涉及国防和科技机密的高精尖的物理学，改行从头开始研究气象学；当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核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就这样，他心如死灰，向上级递交申请，要求永远刷厕所，并一心一意研究去尿垢的方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进行解剖研究，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落空了，他那因搁置太久而变质的遗骸被草草埋在了青岛医学院的操场……
七大卷几千万字的档案堆在一起，像个小小的坟丘，作者刘海军一头扎了进去，这一扎就是整整15年。从翻阅卷宗到搜集材料；从采访档案中涉及的一百多个当事人，到寻觅历史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多少个冬去春来，多少个晨昏交替，刘海军与束星北档案相携相伴一路走来，从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变成了满目沧桑的中年人。几十万的稿子，写就，推翻，从头再来……为了寻找一种最准确、最可信，又最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文本样式，刘海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原始档案中，抽丝剥茧地梳理出束星北的人生旅途和大起大落的命运线索，用冷静、客观的笔触，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的真实。他更对几百、上千条的注释、引文、出处来源，反复核对、查证求实，让有凭有据的史料，成为《束星北档案》坚实而又令人信服的佐证；他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百余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弥补了读者在阅读档案和连篇的采访时可能会产生的干涩和枯燥；当我在编稿过程中提出希望能请李政道先生为该书做序时，他又克服种种困难，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政道先生多次联系，最终求得了李政道专为该书撰写的情深意长的序言。
一件事一年两年完成，称作完成或做成一件事，可一件事要用整整15年的时间来做，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对当事人的人生造成影响和改变。我不知道刘海军自己是否体会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但当他周围的朋友或亲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经济大潮中纷纷挣了大钱，做了大款，而他依旧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地在青岛海边一个不见天日的小阁楼里与逝去的大师做着寂寞的对话的时候，我心中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相信从这阁楼里诞生的必将是一部十分厚重，与图书市场赢利无关，而和读者心灵有关的大书。这样的大书和这样的写书人，在今天这个金钱横行的时代，真的是很罕见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我应该为这样有价值的大书和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书人付注心血。
巴别尔与柳托夫
■ 止 庵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俄罗斯的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名列第一。巴别尔最著名的作品是《骑兵军》（1926）和《敖德萨的故事》（1931）。《骑兵军》描写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与波兰之间的战争故事。作者自己1920年曾在该军任《红色骑兵军》报记者。巴别尔后被镇压，又获平反。他当年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在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发表，同样引起广泛关注。论家指出，日记“展现了巴别尔从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到半推半就的哥萨克的转变，从旁观者到灵魂发掘者的转变。”“可以说这是《骑兵军》故事的素材，但它本身就是一部战争杰作。”
巴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色。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露身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眼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