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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的功用
■ 刘 宏
曼哈顿女佣（Maid in Manhaton）故事梗概：玛丽莎离婚后和儿子泰德一起生活，在酒店做女佣，一天玛丽莎在女友怂恿下试穿客人的时装，恰巧被世家子弟、年轻的政治明星克里斯撞见。克里斯被玛丽莎吸引，以为她也是酒店的客人。克里斯邀请玛丽莎午餐，请柬送到时装主人凯伦房间。凯伦追求克里斯未果，发现某天玛丽莎穿过她的衣服，玛丽莎因此失去工作。克里斯离开，似乎爱情也结束了，但是在玛丽莎儿子的争取下，克里斯前来找玛丽莎，在媒体的追踪下拥抱亲吻她。未来玛丽莎有职业成就：成为经理；还有爱情成就：他们的关系“一年以后仍然很好。”
至少在无意识层面上，克里斯爱上的是一套美丽的服装，而不是一个女人：当他在与另一个女人一起午餐的间隙走进厨房，询问老管家是不是送错请柬的时候，玛丽莎就站在老管家背后。虽然玛丽莎小心翼翼地背对着他，但这并不能构成他没有发现她的充足理由。这个酒店里的女佣，梳着那天和他出游时同样的发型，带着同样的引入注目的耳环。故事里，一见钟情开始的时候，是克里斯而不是玛丽莎更加主动，短暂的散步中他不止一次要追上玛丽莎。这个过程之后他应当熟悉她的背影。此时此刻他辨认不出她来，是因为玛丽莎穿着酒店女佣的工作装。——无论被传说成怎样的花花公子，克里斯显然没有准备去爱一个女佣。他邀请的是一个也住在这个高级酒店的套间里、穿着昂贵美丽套装的女人。
高级时装不仅仅是一场爱情的触媒，甚至是必要条件。包装功用是如此的醒目，甚至构成了这场邂逅所有的合理性基础，既方便克里斯推测玛丽莎的身份，也为玛丽莎的美丽作出担保。偷偷穿上不属于自己的衣服固然是错误，玛丽莎以后将不得不承认这个错误，但如果不是这件衣服，她就没有机会。正如在未来的经历里，不换下她的工装，她甚至不能和克里斯面对面。
作为大众商品门类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服装在故事里通过一种广告式的叙述，充分展示了自身对人群趣味进行区分和向人们允诺实现梦想的能力；而豪华套房的那个特定的衣橱，是典型的置放这种时装的位置。所以，克里斯出现，看到玛丽莎穿着这个衣橱里的这套服装，就以为她能够支付这个酒店套房的费用，这显然是他自己所在阶层的人才具有的能力。
当然，时装的所有者并不是这个后来穿上它的女工，而是凯伦，一个有钱也有身份背景，因而也更加理所当然对生活有所期待和梦想的女人。凯伦期望克里斯回应她的热情，看起来，她似乎也是那些对克里斯有企图的女人们的代表，是她们当中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尽管绯闻不断，克里斯对伴侣的挑选也不过是在这些和凯伦类似的女人中进行的两性之间的游戏。如果获得克里斯的爱情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共享和担保，那么在玛丽莎作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对手出现之前，尤其是在她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前，对克里斯的争夺还不过是上流社会内部的矛盾。
显然，如果不是这一套令两个女工羡慕不已的时装，克里斯不会注意到玛丽莎。他们的相遇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克里斯钻进洗手间去，玛丽莎正在里面做清洁工作，她一边道歉一边匆匆忙忙退出来，克里斯仿佛没有看见她，穿着工装的女人类同于洗手间的陈设；对于酒店而言，一个被工装定义的女人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员工，尽管一个熟练的员工因为经历一整套人力资源的管理程序也可能成本昂贵。服装对人进行的区分在这里显示出最大化的程度：跨进房门时还貌不惊人的玛丽莎，换好服装之后立刻有如脱胎换骨，美丽被彻底展现，处处赢得注目和惊叹：首先是女友的惊呼，她不能相信面前的女人就是她的工友；接下来就是孩子的惊讶；跟随而来的克里斯露出一个不能掩饰的惊艳表情，这才是最重要的肯定，前面的赞美不过是烘托。克里斯立刻用一个显然是爱慕的邀请肯定了玛丽莎的美貌，随后还表示了深人了解玛丽莎的愿望。这实际上是服装在对女人们进行漫无边际的承诺：一旦穿上（她还并不拥有！）这样的服装，获得梦寐以求的青睐就容易之极。服装再一次表现出改变灰姑娘的能力：把女人，任何女人，修饰得有如公主，不仅仅如此，这些高级服装，还将要为女人们呈上美好未来，那就是吸引持有权力和财富的男人来和她分享幸福。
穿上时装的酒店女佣玛丽莎变成了美丽而高贵的女人。表面上，是玛丽莎的优美身材使得时装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像她的工友赞美的那样；然而，身材尺码相同的玛丽莎和凯伦穿上这套时装谁更美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通过女工友指出的玛丽莎的美，不过是关于时装礼赞的序曲，更是一种“拥有”几乎不可能被自己所拥有的奢侈品后的心理震惊；加上后来记者们的惊讶（但是谁会对权力眷顾的新欢进行置疑呢？克里斯自身不就是对身边女子身份的担保吗？在他们交替使用的形容词中，只会对克里斯身边的女人做出不同美丽类型的区分，而不可能是美不美的区分），所确定的也都是时装的地位，而不是玛丽莎的美貌。“时装”已经在人们的惊讶欢呼当中，偷偷地将“美貌”收归到自己的属性当中。这是一个类似服装发布的过程：由谁设计、经谁穿着、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时间地点和人的要素集合形成了服装的意义，但是意义的生产过程并不到此为止。再生产是通过具体的个人进行的，在特定的场景中，意义的流动和服装的流动同步：这套时装，将价格昂贵所象征的那些东西暂存在玛丽莎身上，同时确认她的美貌。
作为这个有关时装的隐喻涉及到的最重要的个人，玛丽莎有很多的机会表达她对时装的看法，一次是在凯伦的要求下，她为凯伦做顾问，一次是回答凯伦关于她为何吸引克里斯。在凯伦看来，玛丽莎似乎是一个懂得如何用时装成功建构自己的女人。玛丽莎在两次或长或短的问答中的关键词都相当接近“自然”；她反对凯伦的女友，一个对她很不友好的老女人关于凯伦应当加上胸垫修饰自己的建议，在理直气壮地用青春对等于女性魅力来打击老女人的时刻，她似乎忘记了自己引起克里斯注意的时候，所穿的两套衣服都是具有塑身效果的，这和老女人的建议至多只有技术水平而不是本质的区分。反而是凯伦与克里斯相对时的衣着风格更趋向简约。
服装给女人的承诺到这里还没有停止，它还进一步要女人们相信，它的光辉，不仅仅是女性光彩的全部来源，而且足以掩饰女人们的缺陷。在公园里，玛丽莎紧张局促地坐下，为了不弄脏衣服，她坐在一本封面印着克里斯照片的杂志上，当她站起来的时候，被克里斯瞧见杂志沾在她的臀部。玛丽莎时刻担忧时装受到损伤的举止，与昂贵时装所要求的优雅风度显然不相称，而克里斯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时装修饰之下的诱人曲线迷惑了他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品牌和价码的衣服，在他的心里自动生成完美的想象，使得负面信息无法进入。对服装的判断替代了对身体形态的判断。
故事的主角是这套时装。时装是起因、是故事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结果的担保。男人和女人，一个是它的载体，另一个，不过是在为观众做关于这套时装的隐蔽导购。爱情只是气氛的渲染，一种广告式的设计。销售虽然在故事中没有被提及，然而根据克里斯深情款款的言行所暗示和表现的可能，购买不过是一个合乎故事逻辑的结尾，并不需要特别渲染。正是在时装所决定的氛围里，克里斯注视玛丽莎的充满浪漫意味的眼神，将这套白色时装变成一个准确指涉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的强大符号。
关于这套时装特别微妙的一点是，凯伦是这套时装的所有者，但是她几乎不曾穿过它，仅仅是克里斯令人意外的邀请到来的时候，她拿着它比划了一下，就在玛丽莎的建议下放弃了。对时装的占据隐喻着对克里斯的注意力的占据，仿佛这套衣服本身承载着他所有的注意力。
日后，玛丽莎还穿过来历不明但显然也是精挑细选的晚礼服和克里斯共舞。衣服的细致程度和克里斯对她的注意程度成正比，那个穿着工装的玛丽莎不是被克里斯视若无物，就是要承受羞辱；凯伦发现自己的衣服被穿过，找到玛丽莎兴师问罪，也是在她穿着工装工作的时候——而且直到这个时候，克里斯才发现和他度过浪漫一夜的女人名字并不叫凯伦。
唯一的例外终于姗姗来迟，最后一个场景：克里斯穿过许多道重重叠叠的门，在泰德的带领下找到玛丽莎，他拥住这个忧伤的女佣亲吻，在无数追踪而至的摄影镜头和闪光灯下摆出完美的姿势，构成大众传媒的封面传奇——灰姑娘的故事。至此，这个故事也获得了大众生活指南的功能；广为传布的画面短暂地担保了允诺的真实性，随后又将被另一个传奇刷新。那些一本接一本叠压在一起的杂志，在报告这类事件，感叹时间流逝而爱情仍在的同时，也带着大众传媒即时报道即时失效的特点，循环往复，消解了故事的真实性。
读
（一）
作家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新书《束星北档案》正在引起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本书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此，陈寅恪的名字走出史学界，成为整个知识界的公共话题，他的背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读了《束星北档案》，我的直觉是此书向读者推出另一个陈寅恪，科学界的陈寅恪。也许，物理学家束星北，由此会进人中国读者的公共视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面镜子。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束星北是物理学家，一文一理，专业不同，但还是有若干共同之处。
首先，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在专业上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陈寅恪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说。束星北早在的1928年到1930年，在爱丁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时候，就进入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的前沿。后应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的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而束星北，就是那里最杰出的教授，启蒙了吴健雄、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这样回忆：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对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有直接地影响。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束星北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天才、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
第二，他们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11月22日，陈寅恪就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问题写信答复郭沫若和李四光时，提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无独有偶，束星北也在这一年为主张“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与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发生激烈的辩论。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星北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在五十年代，他还有发言权机会的时候，提出过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教育和科学方面，束星北不赞成全盘苏化。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维护宪法的尊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二者皆可抛。”
第三，他们的晚年都遭遇磨难，在磨难中都没有放弃学者的追求。束星北的命运比陈寅恪更为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让他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其余时间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挨整。在三反运动中，他为苏步青打抱不平，成了浙江大学的罪魁；在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赞成全盘苏化，又受到批判；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打成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到月子口水库监督劳动。但他只要进入科学领域，马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比如，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改行攻气象学，不过一年多时间，其成果就引起了中国气象学界的轰动。他在青岛医学院戴罪劳动期间，已经谈不上科学研究，还是让进口的脑电图机起死回生。
有朋友提出，束星北是中国科学界的“陈寅恪”，我觉得这个比喻有道理。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已经颁发了一百多年了，中国大陆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最近，邹承鲁院士在答《科学与民主》杂志记者时谈到：“有人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国家建国50年了都没有出，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50年中有25年是不算的，运动不断，没有搞什么科研。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少说也有25年，不能算。后25年沿着计划管理的路子走下去，科学上也没有自由探索。领导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我说的，我不说的就不能做’。这束缚了大家的自由探索。转变思想，科学才能发展。第二个原因是缺少在科学工作上进行积累。”邹院士的话虽然说得比较委婉，还是指出了症结所在。读这本书，也使人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反思。1972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周李会见，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即使让束星北重新出山，他还有可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产生第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杰出的科学人才，往往是有个性的。束星北就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他三十年代留学归来，曾在牛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有一次受蒋介石接见，就当面批评蒋介石对日妥协。五十年代，束星北向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在当时也是触犯时忌的。束星北的老朋友王淦昌，和他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后来从事于国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许能归之为他个性平和。其实王淦昌也不是没有看法。他不但同情束星北，在他们的共同的学生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可见他内心对这些政治运动并不赞成。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王淦昌成功的经验，尽量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外圆内方。但国家和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一方，则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到外圆内方。包容知识分子性格的多样性，保障思想言论和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科学工作者得以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是繁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的人连存活的余地都没有，科学天才就在劫难逃了。
（三）
最后还想说说本书的写法。这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束星北的原始档案，比如政治运动中党委对束星北的审查报告，公安部门的情况汇报，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束星北的检查和申辩；部分是作者对知情人的采访实录，采访对象有束星北的同事、学生、子女，也有和他一起挨整的难友和审查过他的人，这部分保持了口述史学的基本形态；一部分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按照时间的逻辑将三个部分互相穿插，互相比照，构成了…部宏大的交响曲。这说明作者有一种清醒的历史感。我见过一些文学出身的作者，手里也掌握一手的素材，但不懂得尊重原始材料的本来形态，在行文时喜欢把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混成一体，于是读者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再好的题材，也只能写成供人消遣的传奇。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写书、出书成了做书，讲究短平快。许多包装华丽的新书，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