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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的大姐患心脏病去世。我的母亲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她的身心都崩溃了，而且轻度中风。她对于克里希那吉一向很虔诚，她有许多机会当女主人款待他。他写给南迪妮的信中附了一张给她的便条。他在这张便条中问候她身体的状况，表达他的关爱，并且感谢她多年来给予他的热情款待。我们把这封信读给她听，她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她后来虽然痊愈，但仍旧非常虚弱。
次年的1月，克里希那吉返回孟买。他前来探望她。她长卧不起，生命已经衰萎；但是克里希那吉没来以前，她还是沐浴、更衣、披上头纱。看到他，她的脸孔和眼睛充满着生气。他握住她的手一个多小时，并且以无限的关注和她交谈。她告诉他：“我的女儿死了。”
他回答：“我知道，阿妈，我们迟早都得死的。”她的心逐渐安静下来，虽然一直没有痊愈，但是内心的痛苦已经止息。她悄然逝去，没有惊动住在隔壁房间的子女。
1976年的春天，克里希那穆提美国基金会在奥哈伊的阿尔亚？威哈拉，安排了一次科学家和哲人的会议。苏南达，她的先生帕马，还有克里希那吉的侄子那拉杨都在场。巴拉宋达兰因为得了黄疸病，只好取消这次行程。
克里希那吉花了一些时间和苏南达相处；他们一同散步，长时间地讨论瓦桑？威哈尔的工作。接受了他的祝福，她回到印度时脸上显得红光满面。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8章 池塘中的卵石（5）
1976年的6月3日，我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告诉他我母亲的生活状况，还有我和苏南达的聚会：
过去两个星期我都在孟买，因为我的母亲病重。这是一段很艰苦的时期，她尿道发炎，同时又得了肺部的并发症。上个星期她完全不能说话和吃东西。医生认为她的喉咙已经麻痹，她只好以鼻管进食，昨天开始有些起色。她说的话虽然不清楚，但是可以听得懂。最近的事她已经完全遗忘，而且一直要求看月亮。她的问题之中有种不顾一切的感觉。
苏南达和帕马路过孟买，我们一起长谈了很久。我很高兴他们即将前往瓦桑？威哈尔。我希望他们在那儿的工作能充分开展。6日那天我要去马德拉斯参加克里希那穆提信托会议。早些时候，我和拉达按照你的建议讨论过补救的办法，我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我和你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总干事不应该充当瑞希山谷的校长。一年以前你还在此地时，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去年你和巴拉宋达兰在国外会面之后，你写信告诉我，巴拉宋达兰向你解释过总干事负责的是技术性的工作，而你觉得基金会的所有活动都应该转移到瑞希山谷。后者应该成为教诲的中心。我现在手上没有这封信，我一回德里就会马上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你。我曾向你表明对这件事的态度，你说你觉得总干事和校长不该是同一个人。
去年在基金会的会议上，曾经提出过总干事任命一事，最后决定巴拉宋达兰还得再当一年的总干事，直到法律诉讼结束为止。因为他是主要的原告，而且代理权也在他名下，半途换人会带来诸多不便。基金会的所有成员都赞同这点。每年的10月到11月，基金会都要按照法律程序在年会中选出当年的总干事。我和巴拉宋达兰讨论过这件事，他自己也不想再继续当总干事。我一直觉得帕马是最佳人选，于是我说服他加入了基金会。
12月以前帕马？帕瓦尔当开始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苏南达和帕马搬到瓦桑？威哈尔居住。那里的房子一塌糊涂，再加上经费不足，因此他们面对的是艰巨的重建任务。苏南达负责的是出版工作，不久便出版了一份会刊。次年，作为克里希那穆提总部的瓦桑？威哈尔，变成了负责出版、保存档案和教诲的中心。《传统和革命》、《克里希那穆提谈教育》、各种不同的演讲，以及克里希那吉教诲的印度版本都相继发行。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9章 骑虎难下（1）
1931年我在阿南巴望第一次见到英迪拉？甘地，她的娘家在安拉阿巴。我当时十六岁，她只有十四岁。正在谈恋爱的我，热力燃烧着那个古老的小镇；记忆中的英迪拉是一个脆弱内向而又严肃的年轻女孩，她好像总是活在一个封闭的想象世界里。多年来我时常到她的阿姨克里希那？胡迪欣的家中和她见面。1944年8月20日，她的儿子拉吉夫在孟买出生。1955年我搬到德里居住，英迪拉和我才变成好友。她是她父亲尼赫鲁总理的官邸女主人。他们当时住在Teen
Murti
House，那是独立之前的总司令官邸。
英迪拉继续把自己隐藏在冷漠的外表之下。她其实是个敏感而又热心的人，她喜欢不寻常的人与事。克里希那吉和他的教诲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时常和她谈起自知之明与觉察，她总是很认真地聆听，但心中仍有所保留，只有当障碍拿掉时，她才开始问我自知之明的本质与没有观察者的观察。她很害羞地谈起自己极度敏感的觉知力。她很小就发现她时常观察自己说话，她可以看到背后的东西，她能觉察从未见过的事物，她也时常有超觉经验。有一次她说：“你知道赫胥黎写的那本《觉知之门》吗？我看这个世界也有同样强烈的感觉，但是我把这些能力都隐藏了，因为别人时常嘲笑我，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打从童年起她就觉得她会被“色彩淹死”。多年以来某种特定的色彩总会令她透不过气来。深红色、不同色调的橘红、灰粉色都会引起她强烈的反应，黄色和绿色会激发她的能量，蓝色对她而言比较陌生。1966年她当选总理之后，敏感度便逐渐递减。
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天我在家中以晚宴款待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那是他们第一次聚会。英迪拉显得很害羞，迟迟不肯开口说话，克里希那吉也很害羞，但是不久他就开始讲起一些奇闻轶事。他讲了一则禅宗的故事令她特别开心。两个和尚来到河边，发现河水高涨无法渡河。有一名女子坐在岸边等待，她要求他们帮她渡河，因为家里没有人，孩子们都在挨饿。其中一个和尚拒绝了她，另一个却把她扶起来，背着她渡到河的那一边。两名和尚再度赶路。头一名和尚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和尚根本不该碰女人的身体，更何况把她背在背上，第二名和尚转过头来对他说：“你到现在还记挂着这个女人？我早就把她放下了。”
1970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到我的公寓来共进晚餐。英迪拉？甘地、克什米尔的卡伦？辛格、我的妹妹南迪妮、帕尔特？萨尔提（译注：资深外交官，甘地夫人的好友），以及驻加拿大的高级行政官员吉姆？乔治都在场。餐桌上的话题后来转向全世界的年轻人。西方青年当时正在反叛，他们拒绝接受父亲的模式，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安全感和更多的物质享受，他们变成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流浪汉，他们抽大麻，打破所有禁忌，他们要观察和品尝这个世界，并且愿意与别人分享心中的感受。餐桌上的某个人问道：“印度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关心安全感的问题？”于是克开始谈起印度逐渐增长的物质主义；印度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失去他们的根，纷纷转向富裕的西方，去追求他们外在和内在的需求。克里希那吉问道：“为什么印度的每一个阶层都在退化？”
英迪拉静静听着，很少开口说话，卡伦？辛格那天很顽皮，他问克里希那吉：“政客真的无法体悟真理吗？”英迪拉沉默不语，事后她写给我一封信：
谢谢你带给我这么一个有趣的夜晚，你们家的食物和往常一样可口。晚餐我一向只吃色拉，那天我打破了自己的原则，实在吃得太多了！
我很高兴又能见到克里希那吉，他的观点永远都有启发性。那天的聚会，好像大家都在问他问题，但是美国和法国的叛逆青年能够和印度的青年相提并论吗？西方的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因此才有时间坐在海滩上冥想，印度的年轻人既要谋生又要负担家庭，他们还有很多不得已的欲望。我的家庭背景和我成长的特殊环境，带给我和其他人不同的经验。我这么说好像我是与众不同的。这只是一些粗糙的想法罢了。
克里希那吉对英迪拉显然没什么特殊印象，他对他们的会晤，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1975年的6月初，我离开印度前往欧洲和美国。我在巴黎时得知，安拉阿巴德的高等法院判决英迪拉？甘地的选举无效，六年之内她无法再参与竞选，因为她违反了选举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把这件事比喻成违规停车。令人无法置信的事已经发生，没有人能预料未来。
我在英国时住在布洛克伍德公园克里希那吉的家中，他十分关切印度的未来，我们长谈了好多次。英迪拉？甘地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后来法院判定她可以继续保留总理的职位，但是不能参与国会的表决，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国会的一员。英国报纸热烈地猜测她是否会在判决下来以前辞职。
我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印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接到英迪拉把政治对手关入监狱的消息。远在国外无法得到正确的资讯，我们只听到内战即将开始。我去印度大使馆试着打电话给英迪拉？甘地，出乎意料我们竟然通上了话。我告诉她外面谣言满天，完全无法得到正确的讯息。她向我保证印度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她说许多人都被拘留了，包括贾？普拉卡斯？纳林和莫拉尔吉？德赛。她告诉我四处蔓延着暴力，但紧急状态只是暂时的。
回程时我没有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在伦敦我也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觉得很困惑，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对印度的状况也一定非常担忧。回到新德里，许多人都告诉我，当时只有少数人支持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大多数人都很愤怒，恐惧和紧张的气氛愈来愈增长。我和英迪拉在国会大厦碰面，我告诉她外面普遍的情况。她领导的政府发生这样的事令我感到悲伤。她仔细听完我的话之后告诉我，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个情况的危险和延伸出的暴力。她说前几年的铁路工人罢工，引发了时局的动荡不安。
她也谈到贾？普拉卡斯？纳林的“彻底革命运动”整合了许多年轻人。起先这个运动是非暴力的，到了1975年，许多不理想的情况开始渗透其中。他说贾？普拉卡斯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其中的危机。这一力量如果强化，整个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我以为8月15独立纪念日情况会有所改变，于是前往红堡垒听她演讲，她还没站上堡垒就接到消息，孟加拉国的总理穆吉布尔雷曼和他的家人及小儿子，都在达卡被刺身亡。她心中潜存的恐惧和焦虑全都觉醒了，她很确定这次谋杀是动摇次大陆的原因之一，她和她的儿子、孙子将是下一次暗杀的目标。紧急状态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不久我接到一封克里希那吉的信：
我写信给你是要讨论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因为你身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会的董事长，因此这件事和你个人及董事长身份都息息相关。从美国、英国、法国的报纸来看，印度已经变成一个极权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入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几乎完全被钳制，我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基金会不是一个政治机构，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政治团体挂钩，不论左派或右派。
我想问你，如果克回到印度，他该采取什么立场？你知道他一向主张彻底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如果他举行公开聚会，他们一定会问他某些问题，而他是必须回答他们的。他觉得无论什么理由，他都不能修饰他所要说的话，以便适应任何政府或任何一群人。他过去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无法把自己局限在任何团体之中。他一旦回来，就可能入狱或被禁止出境。另外我还想指出，克不愿意接受特别待遇或任何优惠……普普尔，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你的责任也同样神圣。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9章 骑虎难下（2）
我在回信中正确地为他描述印度的情况，并且向他保证，他绝对不会被捕入狱，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绝不会消灭一个真正宗教导师的生命。大约在20日以前，我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去印度的目的、价值和益处是什么？”
私人的情感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这副身体已经超过八十岁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十到十五年该如何善用它。我可以不厌其烦一讲再讲，我在印度所花的时间和演讲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我并不是关心教诲在印度产生的效果有多大，扎的根有多深，但是我认为我有权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彻底活在教诲中，全心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们，但是允许我督促你们密切注意这一件事。
他接着问我是否在1976年3月以前，将辞去我其他的工作。
他以下面几句话结束了这封信：
既然在印度自由地演讲变得愈来愈困难，你就必须考虑克如何善用他的余生来散播教诲。我向美国及英国的同僚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切都不该被诠释为私人事宜，而是怎么做才能对教诲有所帮助。我恐怕在印度事情能顺利是因为有私人关系，四十年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太不幸了。
这封信带给我很大的压迫感，我觉得克里希那吉已经很明显地拒绝了印度，以及那些和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在孟买时我见到南迪妮，她和我都觉得克里希那吉和印度的对话已经结束。
我回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表达我心中的苦恼，我说我接到他的信大吃一惊。当克里希那吉接到我的信时，巴拉宋达兰也在布洛克伍德公园，他写信告诉我，克里希那吉感到很疑惑，不断地问他：“什么事令普普尔大吃一惊？”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印度基金会必须采取的行动。最后克里希那吉决定1975年的冬天不回印度，同时取消了罗马的年度访问，返回加州的马利布。
克里希那吉在11月10日从马利布寄了一封信给我。他当时住在玛丽？津巴乐斯特的家里。像个孩子一样，他问我：“你从德里写信告诉我，你接到我的长信大吃一惊。你所有的信中都没有说明什么事令你大吃一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回信告诉他，他的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已经放弃了印度，而且不打算再回来了。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是我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再澄清任何细节，因为第一个印象是最重要的。
紧急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一方面注意到这件事在英迪拉身上所造成的压力和苦闷，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她变得愈来愈强悍，不愿意接受别人告诉她的真相。在她的人生中，这是她首次失去与印度人民的直接接触。她变得孤立而多疑，不肯接受批评，即使她的好友拿出具体证据，证明政府官员都在越权，她还是无法接受。直到1976年秋天，她才开始认清人民的恐惧和愤怒。
就在那段时间我请教英迪拉，克里希那吉有没有可能在1976年的冬天回印度演讲，她说：“我们绝对欢迎他回印度，他可以自由地演说。”她知道克里希那吉有多么关心自由这件事；他是宗教革命家，对他而言，人生失去了自由就等于死亡。克里希那吉在1976年的10月抵达印度，他和我同住在乔治王大道一号寓所中。
10月27日七点三十分，英迪拉到我家用晚餐，她穿了一件淡粉色印花的纱丽。其他的客人还有阿秋、南迪妮、她的女儿戴薇、她的孙女阿迪蒂——一名杰出而年轻的舞者、苏南达和帕马？帕瓦尔当，以及L。K。贾。英迪拉说按照旧历的算法，那天是她的生日，她说她很想跟克里希那吉谈话，他们在他的起居室一直谈到九点。
晚餐时她非常沉默，几乎完全没有察觉周围的状况。阿秋对于紧急状态一直强烈反对，那天晚上他却很沉默，甚至有点冷酷无情。谈话的人只有L。K。贾和克里希那吉。一顿饭下来，克里希那吉没有看英迪拉一眼，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他知道她当时很脆弱，因此不愿意干扰她。
克里希那吉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于是开始讲起圣彼得和天堂的笑话。我特别记得其中的一则故事。一个时常做善事的有钱人死了，当他快要接近天堂时，遇到守门的彼得。这个富人亮出自己的身份，于是彼得对他说：“你可以进入天堂的大门，但是没有进入以前，你愿不愿意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富人说：“当然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