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馗谋淞宋遥哟耍捌降取辈攀俏依斫獾亩匀俗畲蟮淖鹬亍！ �
从1994年到2004年，虽然大家依然有不满，但电视新闻的改革的确不断地向前，细细梳理《焦点访谈》的十年岁月，你会看到，走每一步的不易和推动者的勇气。
作为中国舆论监督领军旗帜的《焦点访谈》，存在于宣传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呼声之间，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这种位置就决定了，如果要向前走，就得面临挑战。
改革，往往意味着你无法等待天上往下掉馅饼而你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改革，那你就必须推动某些事情不断的发生变化，不仅要用智慧，更在有的时候要用勇气，甚至就是一定的冒险。
但是冒险不是赌博，而是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新闻改革所需要的，所以才有了最后的好结果。但决策者所承担的压力，当时，无人知晓，这也就难怪，十年之后，当大家感叹于《焦点访谈》过去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前进时，当初的创办者之一的孙玉胜平静地给出答案：要敢于尝试。
尊重人，改变态度，敢于尝试，推动了上一个十年的脚步，但是当你刚刚开始总结，新的一页其实就已翻开，因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焦点访谈》，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过去的十年，不管怎样的辉煌或者留有遗憾，毕竟已成历史，纪念与回顾在前进的过程中只是很短的一瞬，更何况，纪念与回顾原本就是为了前进。跟电视人想要实现的理想相比，过去的十年只是一个开始，朝发夕至，路上十年，坚定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来者，勇往直前而不重蹈覆辙。（白岩松）
第一部分 朝花夕拾——难以忘却的记忆黄瑛：温暖
1998年十月七日，朱总理来到《焦点访谈》栏目视察并与部分编辑、记者座谈，能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参加此次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座谈也使我感触颇深。
焦点访谈栏目创办四年多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受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欢迎，也得到朱总理等高层领导人的肯定。朱总理在此次与我们座谈中，对焦点访谈评价之高，是我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在朱总理为焦点访谈的题词中，有这样两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既是对焦点访谈栏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在访谈走过的四年风雨中，我们为了栏目的成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总理的肯定，正是对我们努力的一种回报。
我一直怀疑，在我们一些基层领导习惯“报喜不报忧”，某些官僚体制依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高层领导是否能够完全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对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没有切实的了解，那么决策的正确性往往会打折扣。
焦点访谈自创办以来，依靠栏目定位的准确和领导、编辑记者的努力，不仅“上情下达”，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更把视点投入到“上情上达”上，揭示社会矛盾和一些腐败现象，表达百姓所思所想。而这些节目的播出，不仅作为一个窗口表达了民声，也使上层有了一个真实了解基层情况的渠道，从而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了某种参考。我想，朱总理之所以对焦点访谈评价颇高，很大程度上是栏目所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其需要了解，而通过其他渠道又常常无法了解的情况。
一个栏目，之所以能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以得到观众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焦点访谈始终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关注着民生。作为一国总理，朱溶？？基在作出某项决策时，也是根据百姓的利益而定，而他想了解百姓的要求，也是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而焦点访谈正是为他了解这些信息提供了一定帮助。
作为焦点访谈的一名记者，能够参与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并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百姓呼声，无疑是幸运的，而当自己的这种努力得到朱总理的肯定时，又使自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在几年的采访、调查当中，我看到诸多腐败、不公的社会现象，百姓的疾苦欲说无门的现实，而自己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时，我时常感到一种无奈。但是，当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节目能够引起上层关注，使这些问题得到或有望解决时，我又感到一种欣慰。
在座谈中，朱总理能给予我们这些长期奔波在采访第一线的普通编辑记者如此的关注，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这种关注对我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在今后的采访报道中，我将保持一种荣辱不惊的平常心，以一名电视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更加扎实、深入的采访，将更加真实的社会现实在节目中反映出来。（黄瑛）
第一部分 朝花夕拾——难以忘却的记忆孙杰：朱镕基亲审《焦点访谈》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
伴随那个炎热夏天的，是媒体对十四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热烈宣传。
作为社会影响广泛的《焦点访谈》栏目，自然要投入到这场被认为是当年最重要的宣传任务之中。负责这次报道的是当时主管《焦点访谈》栏目的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报道的总
策划是声名卓著的钱钢，主持人是白岩松，此外还请了一位顾问，经济学家曹远征。
当时他们计划要制作一个十几集的大型特别节目，在《焦点访谈》栏目连续播出。如此大规模的特别报道，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这组节目是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播出，被认为是中央电视台在这次会前宣传的高潮，是重中之重。为此，台里还特别批准，特别节目的长度由《焦点访谈》的常规节目的13分钟延长至15分钟。
新闻评论部自然对这次报道更是重视异常，专门从各个节目组抽调了一些骨干记者，成立了特别节目组，全力以赴做好节目。报道组的具体负责人是当时《焦点时刻》制片人梁建增。我当时是记者二组的编辑，也被抽出来制作特别节目。
记得当时正好是义务献血期间，每组都有完成的指标。我所在的二组验血合格的只有我一个。当袁正明副主任听说我要去献血，立即找到我的制片人，说：要保证孙杰做特别节目，不能去献血。制片人担心会影响完成献血任务。袁主任说，由他想办法。从中可见领导对确保完成这次报道任务的重视。
按钱钢他们的策划思路，是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改革的各项举措为纲，评价五年来的成就。尽管在叙述上没有跳出按改革、开放、国企、农村、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划分的常规思路，但整个设计以各项举措为主线，这是非常高明和超前的，当时的报道似乎没有采取这条结构线的。而且，他们设计的节目形态也非常新颖独特且便于操作：所有节目都以微观具体的事例进入，并过渡到宏观情况介绍，再列举中央的相关举措及成效，最后是对权威人士的连线采访，发表评论。
尽管我对这种既非新闻又非专题，既像政论又像述评的“四不像”表达方式不熟悉，但因为有总策划钱钢宏观把握，所以我们做具体采访、编辑工作的人，压力并不大。
那时几乎每天都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开“神仙会”。编导领到自己的报道任务后，要根据总体思路，写出自己那集节目的拍摄提纲，并由特别节目组全体同仁评头论足，彼此启发。记得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报道五年来的经济改革情况。但这集的题材太空、内容太广，而且与反映国企、农业等集的节目会有重复，钱刚说他还没想好，让我再等等，实在不行就改成金融领域。
看着节目组的同事开始一个个投入采访拍摄，而我的任务还没有定，心里的确有些急了。
我在《人民日报》的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起，朱镕基对这五年宏观经济调控取得的成就非常重视，亲自推荐了一篇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刘树成写的关于称赞经济“软着陆”的文章，让他们登在《人民日报》上。在一次聊天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钱钢，他眼睛一亮，说，对呀！为什么不做这个题目呢！
我虽然看过那篇东西，但没想到能做节目；钱钢是报道的总策划，他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比我要丰富得多，他说能做，我自然没有异议。
钱钢立即把顾问曹远征和另两位经济学者请来，一同商量这期节目的内容。但专家的结论却很令人泄气，他们认为这个题材是所有节目中最好的，但基本不具备电视表现的可能。因为它实际上是要对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进行整体展示，政策把握要求高；而宏观调控又涉及到财税、金融、投融资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改革，理论准备要求也太高，15分钟的电视节目根本说不清楚。
但钱钢还是坚持可以试一试。我也认为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简化，可以强化结果，虚化过程，这样就能进行电视化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给五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就划出一条简单的主线：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标志是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而“软着陆”成功的标志，就是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不过，对我而言，披缕出这样一条主线并不容易。当时有关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文章虽然有一些，但并不多，质量也不高。那阵，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深刻意义的认识和评价，远不如后来高。为了弄清楚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我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献110余篇逐一研读了一遍，同时还通过关系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向他当面请教。
对于广大的观众来说，电视是感性认知的载体；表达理性思维，本不是电视的长项。最后，我决定用“账本”作为符号，通过消费物价的降低和经济平稳增长来反映宏观调控这一一个大话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离他们太远，也太陌生，而物价则是他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感受，几本家庭流水账无疑成为物价变动的最好载体和见证。这样，一个理论色彩非常浓的经济问题，被化解为普通老百姓可知可感的话题。
我的一位同事给我提供了一个例子——锦州市一对青年夫妇记了九年的“家庭理财薄”。我去采访，发现他们表达也不错，就把这一内容作为整个节目结构的主线。
我为这个节目制定的叙述原则是：“事”与“理”的统一。这个节目一方面要说“事”，它反映了我国（可能也是世界）经济史上顺利实现了一次最为成功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讲“理”，表明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同时，还要把“事”理论化了，而把“理”通俗化。“事”与“理”的杂糅，使观众在看“事”的时候，悟到的是“理”，而在悟“理”的时候，看到的又是“事”。这种理性认知与感性表达的统一，使理论问题的电视化不仅变成了可能，而且取得了成功。
任何一件好的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新闻报道，都要有悬念、冲突和起伏。否则就很难让观众看下去。“家庭理财薄”为节目引入了一个很好的玄念，接下来的冲突和起伏便成为节目结构的难点。对于像特别报道这类节目的题材和形态，营造冲突和起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对比的手段。
为了增加对比的丰富性，我就说“事”的横断面，在从微观的“家庭理财薄”到宏观的国家统计帐之间，又楔入一个中观意义上的（锦州）城市统计帐；同时，又就讲“理”的纵断面，在从中央发觉经济过热现象到采取措施之间，楔入一段历史的教训（经济上的“大起大落”）。这样，就如同在一个四边形中仅仅增加两条对角线，便可以分割出八个三角形一样，各种各样的对比便有了对应的基础，节目的动态和变化一下子便突出出来。比如，节目中青年夫妇对宏观调控实施前和“软着陆”成功后不同的物价涨幅感受是一种对比，（锦州）城市和国家统计帐前后的变化也是一种对比。同时，这三者同期的情况仍然构成一组对比。再如，老百姓对物价的感受与中央领导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是一种对比，而中央政府以前治理经济过热的措施和结果与此次情况又构成了一种对比。对比，不仅增加了这一节目的深度，而且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和可视性。
大量的对比并没有搅乱节目的叙述线索，而是使结构层次更加分明。第一段落是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第二段落是中央所采取的举措；第三段落是“软着陆”的成果和启示。
在采访拍摄时，我努力使节目显得生活化。节目中虽然不乏高层次的学者、官员，更多的则是普通百姓。其中相当大篇幅是在居民家庭或农贸市场上采访的。对于这类节目，如此作法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由于所选择的这些点上事实包容度很大，与面上事实能有较为完美的契合，因而这种结构反而为节目增添了不少情趣。如“家庭理财薄”女主人打鸡蛋的场景，男女主人自然交流的对话，小商贩颇具感染力的叫卖以及国家统计局打印机急促的打印声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通俗，我还在节目中大量使用比喻。无论是在演播室串场、解说还是在采访中，都运用了各种生动形象的比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比较高深、专业的理论问题形象化。节目标题中的“软着陆”就是一个比喻；再如，把经济过热比作开快车，把经济的大起大落比作急刹车，把“软着陆”比作点刹车，用电水壶和电子保温壶形容调控机制等等。
由于前期准备非常充分，采访时思路又很明确，所以后期编辑很顺利，没费什么力气节目就编了出来。特别报道组在看这期节目时，大家都很兴奋，认为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个节目算是比较“好看”的；而就专家学者来说，它有是比较“耐看”的，可以当作样片供其他编导学习。特别节目这时已定名为《中国之路》，共14集，我这期节目原本是比较靠后的，因为制作顺利，袁主任把它排在了开篇之后，成为整个系列报道的第二集，取名叫《成功的“软着陆”》。
因为《中国之路》是台里迎接十五大的重点节目，所以杨伟光台长要亲自审节目。对此我并没在意，以为这种成就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曾想，杨台长看完节目后，却没有签字。他承认这是个好节目，但内容太敏感。
众所周知，这次宏观经济的各项举措基本是朱镕基同志具体操作的，他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可谓功莫大焉，但他的职务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十五大之前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是否有为他“歌功颂德”的嫌疑？尽管我一再解释，这是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和功劳，但杨台长还是说有些问题他把握不好。
就在我感到绝望时，杨台长拿起了桌上的红机电话，他直接致电朱副总理办公室，说我们制作了一期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节目，但有些政策上的问题我们把握不好，首长能不能看一下。朱镕基办公室很快回电，说朱副总理同意看，让把节目尽快送来。
杨伟光台长让我把节目马上复制一盘家用录像带，然后派他的秘书同我一起到朱总理那里送节目。
朱镕基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北角的国务院办公区，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接待我们的是朱镕基办公室秘书郑朝曦同志，他说朱副总理正在开会，请我们把带子留下，他来转交。我说，这个节目等着播，时间很紧，希望首长能尽快定夺。郑秘书笑着说，放心吧，朱副总理肯定不会误你们播出的。
其实我没抱多大希望。给总理送带子是8月24日，特别节目25日要播出首集，按计划我的节目是第二集，在26日播出。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副总理，可能这么及时看我的节目吗？而且即使他看了，如果有意见，我也需要时间修改呀。所以，我叫袁主任还是别对第二集播这个节目抱任何希望，先准备一个别的吧。
8月26号上午一上班，巧好遇到主持人白岩松从楼里出来，他一见我就说，孙杰，你小子博了个大彩，今晚播你的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