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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召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勒令我低头弯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游斗终于结束了，尽管是三九寒冬，但一个上午游斗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环山路吃力地朝家里走，到了水厂附近，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学生模样的人。他看到我以后，喝令道：“站住，黑炮手！”当我抬头看时，他已站到了我的面前，扬手就是两耳光，打得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临走时，他还骂骂咧咧地大声喝道：“刘道玉，给老子放老实一点，不彻底交待罪行，小心你的狗头！”这又是化学系我的一个学生，后来他留校当了教师，入了党，也当了教授。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反省自己错误的话，难道“文化大革命”只是触及别人的灵魂，而不需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吗？那你又怎样为人师表呢？
在以后的十多天里，每天我必须到“9•；12先锋队”去报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我就事论事地把我对中央文革个别人的议论写了出来，决不上纲上线，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虽然他们对我的交待极不满意，也没少遭到他们的毒打，但我始终坚持决不能胡写，也不随便认错。那时，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或尽量少说话，我默记着一句日本谚语：“沉默是金，雄辩是银。”
在横蛮无理的非常时期，不要指望澄清什么事实，也不可能有谁给你分辨是与非，最好是保留自己的发言权，总有一天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元月下旬，北京大学专揪刘道玉战斗队到了武汉大学，他们要揪我到北大交待联络组的问题，真是祸不单行啊！虽然我不奢望北大的造反派会对我更文明一些，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因为我对联络组的问题心中有数，不像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压死人，至少可以逃避一下眼前的残酷斗争。当然我心里也知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唉，也管不了那么多，躲一回是一回，无非是等到秋后算总账吧！
到了北大以后，我被关在38楼一楼的一间屋子，一个“井冈山”红卫兵监管我。
他们规定我的任务是交待联络组的问题，揭发王任重如何插手北大的运动，如何在背后支持聂元梓的。其实，联络组在北大根本就没有错误，我们没有讲过一次话，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更没有镇压群众运动。至于对待聂元梓，王任重同志和我对她是有保留的，更谈不上背后支持她的问题。几天后，也许是受了冻，我上吐下泻，到北大校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被收住院治疗。一星期后出院，造反派看我实在写不出什么东西，也就放弃了对我的监管，任我自由地去看大字报。这次被揪回北大，既没有召开批判我的大会，也没遭受皮肉之苦，算是够幸运的了。鉴于春节临近了，大家都准备回家过年，我也获准2月8日春节的前3天回到了家里，总算合家过了一个团圆的年。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第一次逃亡生活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有过3次逃亡生活，虽然每次逃亡的背景和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打乱了我的平静生活，给我的家人也造成了一定的痛苦。
我的第一次逃亡，是发生在1967年五六月间。在此前后，无论是全国或是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一步一步地被拖进了危险的境地。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其中写道：“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但是，在派别矛盾激化的状态下，要夺权就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出现武斗是不可避免的了。上海的造反派的头子王洪文，为了夺权，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开创了全国的大规模武斗极为恶劣的先例。
2月24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参加了。以谭震林、陈毅为首的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人气急败坏地攻击老帅们走的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他们通过控制的造反派，在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
三四月份，全国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揪军内一小撮”之火在全国蔓延。造反派成立了“敢死队”，开始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军队仓库的枪支、弹药，喊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范围内的武斗逐步升级，一派杀气腾腾的惨象。
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一周年，武汉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
和造反派组织分别组织大规模的横渡长江的庆祝活动，表示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对于像我这样跟“当权派”
沾边的人，况且还背负着“炮打中央文革”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对于这类活动，我更是离开得远远的，既没有心思参加也不敢去看热闹。后来，从大字报上获悉，造反派在组织渡江时，由于连接趸船的踏板脱落，不少人掉进了江里，也死了一些人。到底死多少人，不得而知。据造反派自己说，死了200多人，而且他们倒打一耙，说是“百万雄师”搞破坏造成的。而“百万雄师”当然加以否认，并揭露说，这是造反派一贯玩弄的“贼喊捉贼”的伎俩。渡江以后，两派的新仇旧恨进一步加深了，相互袭击、抓人的事件频频发生，凡他们认定的“首恶分子”，一旦被擒，不是打伤致残就是迫害身亡。
正是在这种明火执仗的情形下，“ 5•；16 ”渡江后不几天，在武汉大学的大字报栏里贴出了“口号报”：
“把‘百万雄师’的黑高参刘道玉揪出来！
把‘百万雄师’‘5•；16’渡江总指挥刘道玉揪出来！
把迫害我革命造反派的凶手刘道玉揪出来！
向刘道玉讨还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
彻底清算刘道玉的新老罪行！”
真是晴天霹雳，莫须有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其实，我并没有直接看到这张充满杀机的“口号报”，一直还蒙在鼓里。一天早上，我到一区食堂去买早餐，正好碰到化学系一位同事，他对我说：“昨天贴出了你的口号报，那都是要命的话，很多好心人都十分关心你的安全，看来你必须躲一下。”几乎与此同时，我的一位也在化学系当教师的大学同学，急忙找到高伟说：“我的师弟告诉我，他的工人战斗兵团开会决定，要联合校外的‘钢工总’，对刘道玉要采取行动，他们说他是‘百万雄师’的高黑参、黑后台。”我同学的师弟是武大造反派工人战斗兵团的头头之一，他与我同是1954年防汛抢险队的队员，我与他个人交情也不错，他虽然派性十足，但是在我的生命攸关的时刻，他没有忘记旧谊，对此我还是感谢他的。
就在传递这两条消息后，武大校园里的气氛一直是十分紧张的。有消息说，“百万雄师”几日内要血洗武大的造反派，还绘声绘色地说我家阳台上挂了一个拖把，那就是与“百万雄师”的联络信号。种种迹象表明，有人正在编织一张“百万雄师”的网络，硬是要把我置于这个网络的中心联络点。真是太危险了，如果“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之间发生任何不良后果，他们都会加罪于我。鉴于情况危急，我和高伟商量，事不宜迟，断然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一个月明星疏的夜晚，尽管儿子毛毛睡得很香熟，可我俩怎么也不能入睡。高伟说：“不能等到明天，今夜必须离开家里，谁知灾难发生在哪一瞬间呢！”于是，我们清理了换洗衣服，我抱着熟睡中的4岁多的儿子，关锁好了门窗，趁夜深人静，出走了。是夜，我们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躲到我的同事家里。那时，出门怕有人跟踪，不能径直去目的地，而是要绕道或者多次转移才能到达我们所要藏匿的地方。第二天晚上，我们抄小路离开学校，乘车到汉口的一个同学家里，待夜深人静以后，我们才转移到高伟的二堂兄家里，开始了近两个月的逃亡生活。
我们亲戚家在汉口古田地区，这是个新兴的工业区，拥有许多化工、冶炼、电讯器材工厂，在这些工厂中“百万雄师”的势力十分强大。高伟的堂兄和堂嫂，也是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工人。“百万雄师”是工人的革命组织，它是以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诗句命名的，这个组织号称百万绝非吹牛，如果把支持和同情它的其他各阶层的群众包括在内，恐怕200万也不止。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支持它呢？因为在“百万雄师”中，有三多：党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一般来说，他们讲究政策，实事求是，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社会的正气，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因此，他们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是稳定社会的基础。
逃亡生活并不是逍遥自在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多忧国忧民，虽说眼前还不是山河破碎，但全国一片混乱，又何以能静得下心来呢？每天忧心忡忡，任何书也看不进，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收集来的各种版本的“红卫兵战报”、“革命传单”和“马路消息”，以图找到能让人宽心的好消息，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关于整治混乱局面的最新指示，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心想：“毛主席呀，你不是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吗？难道现在还乱得不够吗？还将乱到何时呢？”
每当听到高音喇叭广播车在街上奔驰的时候，我也到阳台观看一下，那情景让我惊骇不小。有时候，卡车满满装着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少则几十辆，多则几百辆，两派观点的群众都有。每逢这种情况，就预示着在某地正在或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就有广播车上街叫喊或散发传单，抗议对方制造××流血事件，并发誓要报血海深仇，面对这种武斗有增无减的形势，武汉军区做工作已经无济于事，因为中央文革明确支持要打倒武汉军区的“一小撮”。同时，中央文革从对“工人总部”的暗中支持转化为对“百万雄师”的公开指责。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的愤慨，一场更重大事件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大学“三司革联”（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司令费克俊，通过中间人与我取得了联系，他希望我支持他们，并参加他们设在洪湖县境内的一个联络站的斗、批、改活动。那时，各造反派组织都在寻找他们认为信得过的革命干部，以便作为日后夺权时的“三结合”干部。费克俊是哲学系五年级党员调干学生，我们是文革初期认识的，我对他有良好的印象。鉴于他们对我的理解与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校内问题上我们有相同的认识，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是，7月初我和他一起乘小火轮来到位于长江岸边的洪湖县燕窝区的“三司革联”的联络站。该站只有七八个人，有教师也有学生，而且那些教师我都认识，他们对我也都很客气。他们的任务是整理武大“三家村”的材料，决不允许为“三家村”翻案，而校内“钢二司”是要为“三家村”翻案的。他们希望把整理的材料报到中央文革去，以此证明自己是造反派，而“钢二司”是保走资派的，对此他们都抱有极大的幻想。
其实，我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材料工作已有分工，我插不上手。于是，我每天帮他们刻钢板，推油印机，印刷各种资料。有时，也到食堂帮厨，做一些择菜和洗碗之类的杂话。傍晚也随大伙来到江边，观看垂钓的、捕鱼的。看着滚滚东流的江水，我的心潮也是起伏不平地激荡着，心想：大家的劳动总不至于像这江水白白地流淌了吧？
事情的发展，有时竟违背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向着逆潮流的方向发展，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戏剧性的疾变，正是应了这一反常规的法则。自7月14日到20日，武汉地区两派群众展开生死的搏斗，同时“百万雄师”也同中央文革派到武汉支持造反派和鼓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进行激烈的交锋。20日凌晨，王力被激怒了的军民抓到军区大院，要他回答问题。接着，武汉军民纷纷拥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并一直持续到23日。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远播全世界的“七二O事件”。
然而，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了“紧急通知”，把“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扣上了“反革命兵变”的帽子，把“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打成了保守组织，并号召全国各地声讨“七二O”反革命事件。
我们是7月23日从广播中听到中央文革的“紧急通知”的。听后大家都很泄气，同时又愤愤不平。但又有何用呢，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于是，大家提出结束联络站的工作，各奔东西。当天，大多数人都回家了。我也买了船票回到了汉口亲戚家。第二天我和高伟带着儿子回到了武大，接着把儿子送到乡下二姨家，以便我们无牵挂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的现实。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虎口余生（1）
“七二O”以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由于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更显得飞扬跋扈，把他们对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仇恨，很快转移到曾经支持军队和“百万雄师”观点的干部身上。因此，造反派扬眉吐气之日，也就是革命干部受难之时。
7月25日，我从校广播台播发的勒令中知道，要我8时到校农场报道，去后发现有四五十人，均是被造反派列入要打倒的人，其中有“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头头”。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对我们训斥说：“你们都知道犯了什么罪吗？
你们支持‘反革命暴乱’，支持陈再道‘兵变’，你们犯下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罪，罪责非常严重。现在，你们的后台陈再道已经完蛋了，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只有老实交待问题，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才是惟一的出路。”接着他恶狠狠地宣布了纪律：每天必须准时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白天劳动，晚上写交待罪行材料；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随叫随到。最后，他扬了扬手中的钢丝鞭叫道：“有违抗者，后果自负！”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了“劳改队”的一员，在造反派钢丝鞭的挥舞下接受“改造”。
那时，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和挑谷坨子。割谷还算好，虽然也弄得腰疼背酸，但是还能挺得过去。最难忍受的是挑谷，一般人每次只挑两捆，不知为何原因，造反派强令我们少数几个人，每趟必须挑4捆，也许是对我们几个“顽固分子”的惩罚。湿谷坨子很沉，4捆谷坨足有200斤，用钎担根本不可能甩起来，于是造反派就喝令两个人，抬着谷坨子强行架在我的肩上。尽管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但走不了几步就压趴下了，为此，我不知挨了多少次钢丝鞭的抽打，身上伤痕累累。我出身农村，不怕劳动，但是把劳动作为惩罚和折磨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神圣意义的亵渎，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8月10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我把它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因为就是在这一天，造反派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没有被造反派用枪崩掉，大概是命不该死吧！
事情是这样的：在“七二O”以前，武汉大学有一个13级的老干部，他钻进了造反派组织，并成了他们的高级参谋。“七二O”以后，他认为武汉大学的造反派思想右倾了，对走资派和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斗争不坚决，因此他要求在造反派内部反右倾。在此基础上，他们策划了8月10日的批斗会和会后的武装游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实行红色的恐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