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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后的武装游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实行红色的恐怖，强化对走资派的专政，大灭敌人的威风，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
8月10日的批斗会，是在理学院103教室进行的，是以化学系造反派为主召开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火药味十足，而且是他们在“七二O”以后，召开的第一个批斗会，妄图开成一个样板会，肯定有一场好戏。批斗会开始，党委书记庄果、副书记蒋蒲和我一串“走资派”被带进了批斗会场，我们被押站在讲台的前面，我未敢抬头看那批斗会的横幅是怎样写的，但教室的圆柱上的标语是：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庄果！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孝孙蒋蒲！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那时，开批斗会有主斗和陪斗之分，也就是说召开学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系里的小走资派也要被揪去陪斗。由于被批斗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就总结出了经验，就是要判明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是主斗，那就要全神贯注，揣摩如何回答追问；要是陪斗，就可以稍稍松口气。种种迹象表明，那天的批斗会我是主斗，其他人都是“陪斗”的，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口号声中，批斗会开始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的代表首先发言，历数了我的所谓罪行。接着，一个叫做黎进军的造反派头头，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冲到我的面前吼道：“刘道玉，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你该当何罪？”我不语，心想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还是恪守着“沉默是金”那句箴言。他看我没回答他的问题，更是恼羞成怒，冷不防掏出手枪对准我的左胸捅了下去，由于用力太猛，把我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当他准备再次举枪时，被眼尖手快的站在一旁的一个造反派教师头头把枪夺了过去，并立即退出已上了膛的子弹，在场的人也吓了一跳。真是生死一瞬间，要是黎进军捅下去时扣动了手枪的扳机或第二次举枪射击，正好不偏不倚地打中我心脏，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当我被扶起来的时候，我的左胸部的衬衫和汗衫被手枪捅破了，胸部伤口的鲜血也把衬衫染红了一片。
批斗会结束后，是武装游斗，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也算是“七二O”以后造反派的又一发明创造吧。所谓武装游斗，就是模拟对犯人假毙的样子，其目的是从心理上打破我们的防线，从精神上把我们摧毁，以便使我们受到威慑，老老实实交待自己和揭发他人的罪行。在武装游斗时，我们这些挂着黑牌子被批斗的人，成三路纵队走在最前面，我们的身后是荷枪实弹的“红卫兵”，再后是呼口号助威的群众。在游斗过程中，数十支步枪齐鸣，虽然是朝天射击的，但是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枪声，犹如进入了战场。虽说我是头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一丝惧怕的感觉。在那瞬间，我立即想到了我的一个解放军朋友对我讲述的打仗的感受。他说，战士在未上战场之前，是有些怕，但是到了战场上听到枪声以后，他就什么也不怕了，因为他知道怕是没有用的，只有不怕才有生的希望。此时此刻，我不也是置身于战场之上吗，绝不能被对方的气焰所压倒，一定要坚持到底。
“810”武装批斗以后，我从农场劳改队移交到造反派的专案组，我知道这个转移意味着斗争的深化，一场对我审查的攻坚战已经开始了。造反派们也知道，要给我定罪，没有过硬的材料是不行的。为此，他们既要拿到我的交待材料，同时还必须广泛收集对我的揭发材料，为了达到陷害我的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大搞逼、供、信。
一天下午，我被带到设在“工农楼”的专案组审讯室，由“革干团”的一名干部负责审讯。此人是校团委的一名干部，本来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现在他视我为仇人，怒目而视。审讯开始，那位主审我的人坐在一把藤椅上，我当然只能在他的对面站立着，我的四周站着戴袖章的红卫兵。我们面面相觑，相互打量着对方，他也许在观察我的表情，而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第一回过堂将怎样开始。相持局面终于打破了，那个干部神气十足地学着审判官的样子，把手上类似于惊堂木的一块木头往桌子上用力一拍，大声吼道：
“刘道玉，你知道犯了何罪吗？”
“不知道。”
“‘百万雄师’
‘516’渡江是不是你指挥的？”
“绝对不是的。”
“你不老实，人证物证俱在，杀害我革命战士的罪责你是逃脱不掉的。”
“根本不存在的事，你们也不可能有人证物证。”
我的回答，遭致了红卫兵的一阵拳打脚踢，接下来，他们反复让我交待与“百万雄师”的关系，参加了哪些活动，联系人是谁。我心中最清楚，这些都是莫须有的，他们实际上什么材料也没有，只不过是讹诈而已，对此我以沉默拒绝回答。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虎口余生（2）
审讯直到晚饭时，仍没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只言片语。于是，那个干部对红卫兵说：“刘道玉是个顽固不化分子，你们带回去再审问吧，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于是，我被带到四区学生11舍109室，这本是一间住人的宿舍，但现在已把床架搬走了，里面放了几把椅子，有一条长凳，桌上放了几根皮鞭，墙角里堆了一些棍棒，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我环视了一下，心里明白了一大半，这是一个地下审讯室，弄到这里受审，肯定是有苦头吃的。不一会，黎进军带着几个红卫兵进来了，他看见我就破口大骂：“刘道玉，你他妈的不老实，今晚你不交待清楚与‘百万雄师’的关系，老子决不会饶你。”另一个红卫兵说：“你说呀，早说早解脱。”我说：“下午我已说了，没有补充的。”我的话音刚落，黎进军的皮鞭已抽在我身上了，其他红卫兵也围上来一顿拳打，我被打倒在地，他们又用脚踢。我疼痛难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他们一直把我折腾到晚上10点钟，也许他们也打累了，于是让我滚蛋。
我也不知是怎样艰难地摸回家的。高伟也许期盼着很久了，当看到我安全地回来了，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但她看到我身上累累的伤痕时，她痛心地哭了。
她为我清洗伤口，敷药包扎，用松节油擦搓关节，促进血液流通，以减少疼痛。
她还买来补品，调理生活，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我坚持下去。我们都坚信：天越是黑暗，就说明黎明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我正在遭受煎熬时，一张要命的揭发我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写大字报者在大字报中揭发说：“1966年6月底，刘道玉让我从北京带回一包材料给蒋蒲。他送我上火车时说，这份材料很重要，千万不能丢失，你要做到人在材料在。”她在最后还警告说：“刘道玉，你是什么黑材料那么机密，要我人在材料在。现在快把黑材料交出来，刘道玉不投降，就叫你灭亡！”又是一颗炸弹，弄得一些好心人又为我捏着一把汗。造反派又如获至宝，又把我拉到审讯室追问，幸好我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所谓黑材料，就是我在北京保刘、罗时，向学校写的一封汇报信，还摘抄了有关刘仰峤的大字报的材料。事情很快查清楚了，蒋蒲也证实了我说的是真实的，所以这份揭发材料对我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
下一次过堂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不断地猜想，以便有所准备，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猜着。一天下午快到下班的时候，我被带到“工农楼”的那间审讯室，还是那位“审判员”在等待我，这一次他倒是开门见山地问道：“刘道玉，你老实交待是怎样受苏修派遣充当他们特务的？”听后，我如堕五里雾中，这是从何说起呢？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苏联的表现人所皆知，我明明是被苏联当局驱逐的，怎么成了苏联特务呢？”他又说：“怎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是苦肉计吗？你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孙猴子。”我心想，这完全是乱扯，不必去理会他。看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今天时间不早了，不再继续审问，不过提醒你，上海有人揭发你，不久前有人来调查，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成书面材料交来。”
经过那位干部提醒，我倒是想起来了，前不久，上海某研究所的外调人员找过我，调查该所一位我熟识的教授，他曾被当做特务审查，最后屈打成招。他们在其笔记上，曾发现记有苏联留学生会主席刘道玉，他们感到很疑惑，他与我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记我的名字干什么？听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从苏联回来后，当年12月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全国有机氟化学学术讨论会，这位先生是国内搞有机氟化学研究的元老，并安排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反修的报告，其中我讲到了我是留苏学生会的主席，这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上作的这记录。据此，我写了外调材料，由于我的证词，使上海那个研究所解除了对这位教授的怀疑，但又未想到，武大的造反派竟怀疑我是苏修特务，这简直太离谱了，对此我只是一笑置之。
在接受审查和批斗期间，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本来是热天，但每次去参加批斗会或是受审，我都要穿上长衫长裤，以尽可能减少皮肉之苦。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说实在的，早上被揪出去，谁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呢。所以，在那个凄楚的日子里，为防不测事件的发生，我甚至向高伟说出了类似遗嘱的话：
“我被揪走以后，万一回不来，那一定是出事了。如果真是遇难了，你不要难过，要坚强一些，不必去寻尸收尸，化悲痛为力量，把儿子抚育成材。我遗憾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我死不瞑目，希望你有朝一日为我昭雪。”说完后，我们伤心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连日以来，我的心神一直不太安宁，总是担心造反派会对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天晚饭后，化学系“9
12”先锋队的几个红卫兵到我家，说是要带我去接受批斗。我心想已经这么晚了，揪去肯定没有好事，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又被带到那间“地下审讯室”，我进去后，看到屋内沿着墙壁已经跪了一圈人。我人尚未站定，一个人高马大的红卫兵对着我踹了几脚，吼道：“还不快跪下，等什么，是不是等死呀！”看那阵势，不难看出今晚又是一场“武斗”。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冲了进来，他站在屋子中间，一只手插腰，一只脚踩在一条长凳上，他训斥道：“你们这些坏蛋，没有一个老实的，要你们交待罪行，你们不是抵赖就是避重就轻，今天晚上来给你们‘端正态度’，让你们尝尝它（指着脚下的老虎凳）的滋味！谁不老实，今晚就别想走出这个房门。”
说完后，我的一个同学已被他们拉到老虎凳上。可怜哪，我的同学什么官衔也没有，只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对文革持强硬的保守观点，所以造反派每每都是拿他开刀，他有严重的腰伤和腿伤，怎么经得起这般折磨啊。大约十几分钟，我的同学大汗淋漓，只听“扑通”一声，他从老虎凳上摔了下来，再未听到他呻吟的声音。红卫兵端来了一盆凉水，对着他的头泼了下去。正在这时，楼道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很清楚地听到：“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请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全副武装，马上到‘工农楼’前集合，执行紧急任务。”这时，黎进军又骂了起来：“他妈的，算你们走狗屎运，你们统统滚蛋，老子改日再收拾你们。”红卫兵都走了，我的同学开始苏醒了，我扶起了他，解开捆绑在他膝盖上的绳子，说：“造反派紧急集合走了，可能又去搞打、砸、抢，我们虽又躲过了一劫，但这股祸水不知流向哪里，灾难又将会落在谁的身上！”
自此以后，我就是在这种斗斗停停的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但是，从1968年春节以后，由于造反派忙于夺权，放松了对我的审查，只是安排我们每天上午去学生宿舍打扫厕所，下午让我们在家里写交待材料或学习毛主席著作。3月份，北京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变色龙”、“小爬虫”式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广泛宣传，很快他们被关进了监狱。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块石头落下了地，从此没有人再敢追究我所谓“黑炮手”的责任了。但是，我并不感到多少轻松，文化大革命已进行整整两年了，人民群众包括绝大多数的红卫兵在内，对派性已感到十分反感，渴望尽快整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人心思治啊！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接受再教育（1）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使得全国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处于瘫痪和半瘫痪之中。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怎样才能医治创伤呢？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军队，于是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任务。
1968年11月18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武汉大学，对学校进行全面接管和领导，这是广大师生员工久已期盼的一天。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状态将要结束，在正确方向指导下的斗批改也行将开始。
武汉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是由武汉空军司令部为主的各军事单位的军官和武汉钢铁公司为主的各有关工厂有经验的老工人组成的，指挥长叫武继元，是武空的一位将军，他有水平、有能力、有魅力，深受广大师生敬佩。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2月成立，工军宣队进校后，武汉大学又成了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试点单位。
工军宣队进校后，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首先是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毛泽东“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知识分子必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等一系列的讲话。通过学习和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增强了党性、克服派性，收缴了枪支弹药、制止了武斗，促进了革命大联合，建立了院系各级革命委员会，为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和进行教育革命奠定了基础。
1969年3月，化学系的工军宣队决定抽调少数教师和学生组成一个教育革命小分队，奔赴当时武汉最大的化工厂——葛店化工厂，一方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另一方面进行调查，为教学改革摸索经验。这个小分队由10人组成，其中4个教师，6个五年级的学生，队长是一个青年教师，副队长是一个学生。我们被分配到两个车间，我和另一个讲师以及两个学生被分配在三连（六六六杀虫剂车间）；分配在一连（电解车间）的是队长，一位老教授和4个学生。从专业上划分，电解车间是属于无机化学，而六六六杀虫剂车间是属于有机化学的，我们4个教师是按照专业对口分配的，这样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
在头3个月内，我们完全与工人们实行三同，同吃不成问题，大家都在食堂吃“大锅饭”；同住不可能，因为已成家的工人住在面积十分狭小的家里，不可能有我们容身之地；同劳动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完全跟班劳动，白天、夜班轮流上。自上大学到毕业后的十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生产实践，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深感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过去，我们学习化学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对化学的理解多是停留在化学符号和反应式上，一个化学符号的实体是什么，一个化学反应如何发生并向着有利方向发展，在脑子里完全是抽象的。通过生产实践，我方了解到书本的化学反应，甚至实验室中的化学反应，与工业生产条件下的反应，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初步体会到，知识分子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确有必要，不仅可以学习工人师傅们的优秀思想品质，丰富的生产实践知识与技能，而且有利于教学联系实际，特别是对于科研成果向生产转化是极有好处的。
“六六六”杀虫剂是最老的一种农药品种，尽管由于它严重污染环境，对人畜毒性大，现在全世界已禁止生产和使用，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还是我国农业的当家农药。当时，葛化的“六六六”车间是全厂生产技术最落后、生产条件最差的单位，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燃烧、爆炸、中毒事故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着工人们的健康。在这样恶劣条件下锻炼，是害怕困难，还是面对困难并去战胜困难呢？对我们的确是一次考验。但是，我们毕竟是临时性的，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然而厂里的工人们长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