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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几颗西园挂绿
报上说，广东又到了七月荔枝季节，不少果园商人趁机图利，两颗“外销挂绿”标价八十元。挂绿产于增城，是荔枝中之极品，母树只剩一株，即“西园挂绿”，有四百年历史，一度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贡品。这株树目前是国家保护的古树名木，四周围了围墙，六七月蝉鸣荔熟时节聘请六名园丁分五班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还要园内专家天天点算国宝树上荔枝，每一班园丁都要汇报掉了几颗在地上。“西园挂绿”这个名字诗意盎然，当年虽是朝廷贡品，现在当已经不堪乱摘了。这株名木乍看与寻常老树无异，否则文革期间可能早就毁了。
人非树木，难成国宝；十年浩劫，不知多少“人中挂绿”连根都给整烂了，遑言其他。目前《大公报》的“大公园”版有李辉《逛旧书摊》一文，说到文革期间“知识被贬，教授、学者被惩罚去打扫厕所，哪怕像冰心、俞平伯这样一些已逾古稀之年的文人，也只能被迫在水稻田里弯腰插秧，或者饲养小鸡”。陈寅恪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西园挂绿”了，他不但精治文史之学，而且常怀遗少之情，难怪红卫兵要罚他跪，要他背毛语录，背不上来就打他。
最近国内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深受知识界注意，“陈寅恪”三字走红，连商务印书馆也摆出了一九七八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的《谈陈寅恪》。这本小书收了当代十几位文人学者回忆陈先生的文章；他们都是陈先生的朋友门生，笔下感情真挚，谈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陈先生，文字清淡而隽永，教人心暖鼻酸。有一篇文章说，陈先生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参考书。陈先生很吃力的抱那包书进教室，绝不假手助教帮他；下课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陈先生常把资料抄满整个黑板，擦掉再抄；学生担心粉笔灰有碍陈先生的健康，于是一看到他快写满就自动上前替他擦黑板。陈寅恪身体孱弱，却从来不请假，讲课内容每次不同，创见（discovery）极多，全非复本（reproduction）。另一篇文章还说，陈先生律己严而给学生分数宽，每以高分给同学。这当是为了鼓励后进了。HennyYoungman开玩笑说，真想走进古董铺去问一声：“有新货吗？”（“Walkintoanantiqueshopandsay；Whatsnew？”）陈寅恪这爿古董铺年年有新货，像“西园挂绿”那样稀世。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4节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港府公务员事务司林焕光为梁铭彦突然退休一事答记者问。他说记者习惯了兜三十个圈来来去去问同样的问题，他也学会了用二十种不同的方法答同样的问题，他说他是“勇战多方”了。林焕光照片中一脸稚气，孟浪得很。他的答问中有两段话颇有意思。记者说社会上议论纷纷，能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开梁氏退休的原因？林焕光说：“公众知情权一定要建立在公众利益之上；梁先生是公务员，有权选择退休，公务员并没有签生死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公务员有权选择这样做。”林焕光想摆出事实：那姓梁的有权不干，他不想干谁都没他办法！妙的是他用了天下雨、娘嫁人这样乡土的概念。这在港府官员政治文化中是比较罕见的婉语（euphemism），是很“中国”的意念。林焕光反驳记者所谓公众关心就是公众利益的时候说：“公众关心并不等于公共利益。我也关心很多事情，关心林青霞嫁给谁，关心为什么上海有人说香港小姐李珊珊长得丑。这并不等于我要李珊珊告诉我为什么明明长得漂亮人家还说她丑。”梁铭彦是公仆，他个人和香港政府的行为都要向香港社会负责，林青霞、李珊珊要嫁人就嫁人，香港人管不着。林焕光说得虽然生动，到底是强辩，再这样兜下去恐怕会出事。
JessicaMitford谈接受访问的经验，说是最倒霉是碰到记者来电话问一些民意调查式的问题：甘乃迪遇刺的时候你在哪里？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一刻你在做什么？你今年读过的书哪一本最好？有一次，一位记者打电话问她丈夫RobertTreuhaft说：“你心目中的地狱到底是怎么样？”（“Whatsyourideaofhell？”）她丈夫毫不客气说：“接受你访问。”（“Beinginterviewedbyyou。”）Mitford说，有一位记者甚至开门见山对她说：我没有拜读过大作，但是我想替某某杂志给您做个人物专访。
梁铭彦事件仿佛雾里看花，不知道是百合还是玉兰。林焕光虽然坚持雾中无花，记者更应该注一意念观察到底。做新闻要客观，然而碰到这样扑朔迷离的事件，不禁想到IraBruceNadel的话：“传记而不偏不倚殊难合理亦难合度。”（“Objectivebiographyislogicallyandartisticallyimpossible。”）此所以KarlPopper认为“观察必有取舍”（“Observationisalwaysselective”），每一种观察必须“选一目标，执一任务，注一兴味，持一观点，存一疑团”（“achosenobject；adefinitetask；aninterest；apointofview；aproblem”），否则毫无价值矣。
意识形态大联网
我最喜欢看《明报》的“中国风采”版。前几天在那个版上读到邵石的《文坛联网》，说是《现代汉语词典》经过了两年多的修订，增订的新版最近在大陆面市了。新增版的词语都是反映时代生活面貌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比如歌星、倒爷、大款、保鲜、减肥、硬件、软件、传媒、黑马、精品、公关、环保、巴士、的士、热狗、桑那浴、卡拉OK、T恤衫等等。此中不少是香港先用了，显得贴切，终于规范成现代汉语了。这篇报道的栏名《文坛联网》也很有新意。世界已经进入了“联网”的时代，狭隘的地域观念渐渐消除了，闭塞的政治意识迟早会变成天大的笑话。光明正大的资讯交流才能表现“意识形态健全”（ideologicalsoundness）。
五月十二日的《北京青年报》有一段特写谈到电视连续剧四大古典名著的收山之作《水浒传》投拍之初，大家都担心“武戏”向来是内地影视作品的弱项：粗犷的李逵、精壮的武松、硕大的鲁智深、标致的燕青，没有一身好“块儿”实在不行，为了表现水军的健美、步将的强壮、武林的矫捷、草莽的剽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这次走出了明智的一步，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请来香港著名武戏导演袁和平及其属下的袁家班，用他们的经验、技术、手段和器材去解决《水浒传》的武戏问题”。据说，扮演黑旋风李逵的内地演员赵小锐叫苦不迭，说是一个镜头拍二十多条是常有的事，真打真摔，身上大小伤痕累累，“拍戏二十年，不如这一年”，可是又得意得很：“嘿嘿，过瘾！”所有看过制作样片的演员都为之振奋，认为《水浒传》的武戏无疑是国产古典题材大戏中的佼佼者。
《北京青年报》还有一段消息说国内演员陈红和香港演员吕良伟到温哥华去拍电视连续剧《纽约风暴》，她说剧组里演员来自各方，为拍戏方便都讲自己最流利的语言，于是同一场戏国语、粤语、英语同时出现，演员看了剧本会明白彼此在讲什么。可是，陈红对吕良伟说：“我不管你跟别人配戏怎么样，跟我配戏你要说国语。”她认为吕良伟说流畅的粤语容易显得角色很油滑，不够实在；说国语则语言有障碍，说话显得吃力，就把人物那种不善言词的憨劲儿演出来了。从《现代汉语词典》的增订到《水浒传》、《纽约风暴》的“联网”，都这样圆满愉快，这是少有的局面。
不可一日无此君
上海的朋友陆灏来信说，《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最近出任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很希望我能抽空到复旦去作一次演讲。《英汉大词典》是当今最好的一部辞书，我真是晨昏与之相对，随时翻查斟酌。陆先生学问渊博，慕名久矣；秋凉时节能到复旦去拜会他，当是缘分：不是去演讲，是去向他请教。跟学问好的人聊天是人生难得的乐事。
《英汉大词典》的编委是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单位派出来的学者，大家潜心编纂了十几年。《词典》的上卷一九八九年八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下卷到一九九一年九月才问世，收词共二十万条，约两千万字。隐约记得当年陈之藩先生对我说：没有诗的国家是个哑巴的国家；其实编不出上好辞书的国家也是。《英汉大词典》的“前言”说，“我们深知外汉双语辞书编纂乃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的文化实力，断不容草率敷衍”；此所以十二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花了七十多个寒暑才编成；到了人类进入电脑时代，英、美、加三国学者借助电脑花了二十九年的光阴编成《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二十卷。那是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盛事，跟第一版出齐的年代相隔六十一年。“前言”引了十八世纪英国文豪SamuelJohnson的话说：词典编纂是“无偿劳作，虽成无荣”（“successwithoutapplause；diligencewithoutreward”），收尾处还引了AlexanderPope的英雄体偶句吁请读者指正：“Toerrishuman/Toforgivedivine（凡人多舛误，唯神能见宥）”。这句英文的forgive和divine之间漏了逗号。偶句的中译跟《词典》正文err条所译也不同，后者译为：“〈谚〉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我偏爱这部《词典》到了偏袒的地步，明知蒲柏之句的中译能统一则更理想，竟觉得这样一诗两译也很不错。这几年来我常常劝人案头长备这部《词典》；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
“前言”最后“向关怀并提携《英汉大词典》编写组后学的老一辈专家钱书、吕叔湘、许国璋、陈原、葛传椝、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等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这句话教我十分感动：一炷心香，扬芬百代；这些名字正是中国文化实力的符号，薪尽火传，一代一代的人遨游在语言的海洋之中，逍遥于文字的天地之间，心中永远点着前辈智慧的烛光，洞见知识的沧桑和文明的辛酸。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5节 婉儿退到屏风外念经
刘晓庆演武则天大见功力；她的扮相艳媚当然是关键。历史故事连续剧迎合通俗品味，不必要求情节与史实吻合；演员顺眼，演技不俗，自有苗头。武媚娘大概没有刘晓庆漂亮；观众宁愿看刘小姐也不愿意看长相可能像慈禧太后的武则天。电视剧里的上官婉儿也俏丽得很，可惜化妆太艳。婉儿总是淡扫蛾眉为宜。读史书，人人对书中人物的样子都有不同的构想，文字描写之空间辽阔，由此可见一斑。正史读多了嫌闷，我年少就喜读野史，连南宫搏先生的历史小说我也看得很仔细，文字真好。他在《武则天》里写婉儿秀外慧中：“她能写一笔秀丽整齐的字，她博识，文学底、政治底、全都通晓大略，前皇遗训《贞观政要》，她能一字不漏地背诵。还有，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人事关系；对朝臣的派系，有一个概念。”于是，婉儿入宫一个月，武则天就派给她正五品尚官职位，协助处理文书的分类和编引摘要。
南宫搏先生写正谏大夫明崇俨替武按摩，婉儿悄悄退到屏风之外念经；写武跟薛怀义幽会，要婉儿在薛怀义手中喝一口酒；写婉儿跟张易之在罗帐里温存，都比写武媚娘细腻动人。六十年代我来香港不久就认识了南宫搏先生，后来他还替我主编的《明报月刊》写过不少政论。闲谈中，我曾经告诉他说我几乎想追求他笔下的婉儿了。南宫搏腼腆一笑——后来我发现人家一提到他的历史小说，他总是这个表情：有点腼腆。PhilipGuedalla说：历史不断重演；历史家互拾牙慧。（“Historyrepeatsitself；historiansrepeateachother。”）南宫搏深明此理；他不断在重组历史、创造历史，当然自知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壶公当年为文悼念陈寅恪，说陈先生曾在香港大学用英语作学术演讲，谈武则天与佛教，讲到武多面首，是因为佛经上说女人不可能成佛，除非广蓄面首利用采补之术方可成事。劳后来写文章指出此说不确：陈寅恪有《武与佛教》一文说之甚详，提到大家以为佛经说女人不可当国王，其实《大云经》里有女人称王之事，武则天于是提倡《大云经》。陈先生并无采补成佛之说。历代野史说部爱写武媚娘秽事，《旧唐书》之后的《如意君传》，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刊本，台湾书商出“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珍藏秘本集粹”收为第一辑。这本书主要写武则天七十高龄而齿发不衰，丰肌艳态，宛若少年；颐养之余，欲心转炽，乃召伟岸雄健的薛敖曹入宫宠幸。此书附《阃娱情奇传》，竟写到婉儿，说她治笔砚之余旁观天后与张昌宗狎昵，又在外舍招少年吏部侍郎宣淫云云，简直诬蔑这位文静娟秀的才女。还是南宫搏写得公道。
锻句炼字是礼貌
英国名门贵族小姐JessicaMitford思想进步，行为叛逆，一度信仰共产主义，离开英国嫁给美国犹太裔律师RobertTreuhaft。一九四九年，美国加州奥克兰市一名十八岁擦鞋黑人被警察诬告谋杀一名白人药剂师。那批白种警察施毒计罗织被告罪状，审讯期间陪审团是清一色的白种人，被告罪成判处死刑几成定局。Treuhaft自愿替黑人上庭辩护， Mitford负责搜集证据证明案发之时黑人青年不在现场，结果胜诉，无罪释放，夫妇俩扬名遐迩。这是黑白名片ToKillAMockingbird的情节，很是动人。Jessica后来成了名作家， TheAmericanWayofDeath瞬间畅销。她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她的原稿多经丈夫修饰，说他文法与造句都比她强。Treuhaft则说这种差事不做也罢，改文章惹得他们吵了好几次架；拿文章请人大力斧正，其实口是心非。（“Peoplewhosaybeunsparinginyourcriticismusuallydontmeanit。”）
写作用心者大都字字如琢如磨，岂容他人随便润色。“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万一真碰到高手救此一字，那是没话说了，只得拜服。写作确要自爱，率尔操觚之作拿出去见人终归要后悔的。袁枚《小仓山房诗集》有《遣兴》诗说写诗推敲的景况：“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文坛老手也不可不锻句炼字，恰似白发阿婆不减少女心态，非修饰干净不肯见人。琢磨文字是对拜读大作的人应有的礼貌；在吴明林所谓“新闻变作文，作文变默书”的社会里，这种公德心更应该慢慢培养起来才是。VladimirNabokov慨呼言之：有勇无艺之庸才独爱炫耀文章初稿，此举不啻逼人传观浓痰。（“Onlyambitiousnonentitiesandheartymediocritiesexhibittheirroughdrafts。Itslikepassingroundsamplesofonessputum。”）
写作的确是要从小处着手。中文的虚字、英文的介词，都是关键。最近读柳存仁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到五十多年前北平清华大学出过一次入学考试的英文试题，只要考生填写几十条语句里的介词，结果英语不及格的人很多。柳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一部九十年前香港出版的英汉辞典，是莫文畅编著的《达辞英汉字典》，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出版。所谓“英汉”其实是“英粤”，柳先生举出好多句子都很有趣，其中教人拍案叫绝者是英文的byhookorbycrook，莫文畅译为“扭足六壬，用尽八宝”！足见此公炼字之精。
叫鲁迅太沉重
阅《大公报》见杨庆春《夏日断想》一文，说一位内地中学语文老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收鲁迅文章太多了。杨氏说：“时代在变化，教材内容要更新。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意义。但我认为，无论对于教师备课还是学生接受而言，鲁迅都过于沉重。”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斗争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恐怕失之悖逆。当然，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
周作人给鲁迅手抄的《游仙窟》写过一段“跋”，说到“矛尘将往长沙，持豫才所写《游仙窟》全本来，命题数语。关于此书，旧有读《游仙窟》一文，在《看云集》中，今不复赘。豫才勤于抄书，其刻苦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