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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最凶恶的敌人
我毫不怀疑，我真是要被这种太残酷、太难忍的痛苦压垮了，因为这与我的开朗、坦诚的天性相悖。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就非常害怕别人向我隐瞒感情，幸而，我还是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的心也就不由自主地被牵挂住了，从而得到了有益的排遣。狄德罗最后一次来退隐庐看我的时候，跟我谈起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写的那个《日内瓦》条目。他告诉我说，这个条目是同上层的日内瓦人商定的，目的是在日内瓦建一座喜剧院，已经采取了措施，剧场很快就能建成。由于狄德罗好像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好，深信能够成功，而且我还有许多其他事要同他讨论，也就没再就此与他争辩，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对别人在我的祖国搞的所有这一套诱惑人的花招非常气忿，所以焦急地等待着有此条目的那本《百科全书》的出版，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写篇辩文，以消除恶劣影响。我搬到路易山不久，便收到了那本书，发现那条目写得妙笔生花，不愧是大家手笔。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想驳斥它的态度，而且，尽管我当时颓丧气馁，忧郁多病，天气寒冷，外加新居不适，尚未来得及布置完毕，但我却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动笔。
在相当寒冷的冬天，在二月里，而且是在我上面所描写的状况之下，我每天早上和午饭后，跑到住处园子尽头的四面透风的塔楼中，各呆上两个钟头。塔楼在台坡道的尽头，俯临蒙莫朗西的山谷和池塘，远处可以望见那位贤德的卡蒂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名将（1637—1712），后晋升为法国元帅。的退隐所——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蒂安城堡。正是在这个当时没有东西可以抵御风雪，除我心中之火外无火取暖的冰窖似的地方，我用了三周的时间，写完了《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这是我此刻在写作时感到兴致勃勃的第一篇作品，因为《朱丽》连一半还没写完。去这之前，是道德的激愤赋予我写作的灵感的，而这一次却是心灵的温柔多情使我如此这般。以前我作为旁观者所见到的不平使我恼怒；现在我成了其目标的不平使我忧伤，而这种忧伤并不含恼怒，只不过是一颗过于多情、过于温馨的心，被它原以为与它相同的心欺骗之后，不得不缩回去的那种忧伤。我心里塞满了新近发生的一切，仍在为那么多激烈的撞击激动着，所以便把自己痛苦的感情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想法给搅在了一起。从我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出这种情况来。我不知不觉地便把我当时的处境写进了作品里去。我在其中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我在写这部作品时，洒下了多少幸福的泪水啊！唉！人们会在其中非常明显地感觉到爱情，我努力地医治的那致命的爱情，尚未从我心中消失。在这一切当中，还夹杂着我对自身的悲叹，我感到日薄西山，以为要向公众作最后的诀别了。我非但不害怕死，反而高兴地看着死之将至。可是要离开世人，我仍觉得遗憾，因为他们还没了解我的全部价值，还不知道我本是多么值得他们爱戴的，如果他们更进一步了解我的话。这就是这部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特殊语调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与前一部作品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笔调有着天壤之别。
我把这封信润色、誉清之后，准备付印，可突然间，在久无音讯之后，乌德托夫人给我写来一封信，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我还从未感受过的最巨大的悲痛。她在来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四号）中告诉我说，我对她的激情全巴黎都知道了；说是我告诉了一些人，给捅出去了，并且传到了她情人的耳朵里，几乎送了他的命；还说他总算还了她一个公道，俩人重归于好了；但是，她说，考虑到他和她自己以及她的名声，她必须同我断绝一切来往；不过，她仍向我保证，他和她都仍将永远关心我，在公众中为我辩护，并将不时地派人来问候我。
“你也算一个，狄德罗！”我嚷叫道，“你这个所谓的朋友！……”不过，我仍不能横下心来谴责他。我的这段恋情其他一些人也知道，可能是他们让他说出来的。我本想不信的……可很快我便不能不信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做出一件与其慷慨大度相称的事来。他比较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的一部分朋友背叛了我，而且我又被其他的朋友给抛弃了，所以他能推测出我大概是处在什么状况之中。他前来看我。第一次，他没有多少时间同我交谈。第二次他又来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他要来，没在家。泰蕾兹在家，她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到了很多事实。他和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从他那里得知，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跟埃皮奈夫人的关系像格里姆现在同她的关系那样，我当时惊讶之大，不亚于他自己听说这个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时的惊讶。圣朗拜尔也曾让那位夫人非常地不高兴，所以在这方面他和我的境况完全一样。这次谈话之后，我心中因与她绝交而产生的遗憾便一扫而光。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向泰蕾兹详细地讲述了几个情况，而这些情况是她和乌德托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让他以友谊作保证，绝不外传，可他却偏偏选中圣朗拜尔，把情况透露给了他。这一下我便横下心来，决定同狄德罗彻底绝交，只是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表示的好，因为我早就发现，私下绝交总对我不利，反而把友谊的假面具给了我最凶恶的敌人。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由欺骗和背信精神所强加的
在绝交这件事上，社会上所确定的那些礼仪准则似乎是由欺骗和背信精神所强加的。已经不再是某人的朋友而又偏偏要装着是他的朋友，这样就为自己留下了余地，好迷惑正派的人，从而坑害他。我记得，当名声显赫的孟德斯鸠同图尔纳米奈神甫绝交时，他逢人便公开声明：“图尔纳米奈神甫说我什么或我说他什么，你们都别相信，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朋友了。”这个方法颇受欢迎，大家都赞扬这种坦诚直率和光明磊落的行为。我决定同狄德罗绝交时也照此办理。可是，怎么才能从我的退隐之所把与他绝交的事正式公开出去而又不引起流言蜚语呢？于是，我想到在我的这篇作品中，以注释的方式，加进《教士书》中的一段话，以此宣布我同他的绝交，而且连原因也说明了，这原因任何知情人一看便知，而局外人则不明究里。此外，我在这篇作品中，凡是提到我与之绝交的这位朋友时，我都仍旧怀着即使友情已荡然无存，人们也始终应该怀有的那种尊敬。大家可以在这篇作品中看到这一切。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幸运有人倒霉，而人一倒霉，勇敢的行动似乎也会被看作是一条罪状。孟德斯鸠这么做受到称赞，可我这么做就遭到指责。我的这篇作品一印出来，刚刚收到几本样书，我便给圣朗拜尔寄去一份。圣朗拜尔头一天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情义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七号）。下面是他把我赠的样书退还我时写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八号）：
1758年10月10日，于奥博纳
先生，说实话，我不能接受您刚寄来的这个礼物。当我看到您在序言中针对狄德罗而引用的一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时，书立刻从我手中掉到了地上。在今年夏季的几次交谈之后，我觉得您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您归咎于他的那些所谓的泄密的事与他无关。他可能有一些对不住您的地方，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我深知这并不能给您以权利，去公开地侮辱他。您不是不知道他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可您作为一个老朋友还要同那帮嫉妒者一起鼓噪。我无法向您掩饰，先生，这种残酷行为令我非常反感。我同狄德罗关系一般，但我尊重他，并深切地感觉出您给他所造成的痛苦。对于这个人，您在我面前只是说过他有点软弱而已。先生，咱俩准则相左，永难相投。请忘掉我这个人吧，这大概是并不困难的。我对别人从未做过让人长久难忘的好事或坏事。我么，先生，我答应忘掉您这个人，而只记住您的才能。
读到这封信，我的愤恨大于忧伤，而且，在我落难遭劫之际，我恢复了自己的傲气，回了他下面这封信：
1758年10月11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在拜读您的来信时，我竟然很尊敬您，对它感到惊讶，而且还愚蠢地为之激动，可我觉得这封信不配让我回复。
我绝不想继续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了。如果她觉得已誊抄的没必要保留的话，她可以退还给我，我将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留着的话，那她也必须派人来取回她所剩下的纸和钱。我请她把她手中的那份提纲也同时归还给我。再见了，先生。
人在倒霉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能激怒卑怯的心灵，但却能使高尚的心感到欢悦。我这封回信似乎让圣朗拜尔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内疚，但他也因为过于傲气而无法公开表示回心转意，便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缓和对我的打击的机会。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埃皮奈先生下面这封信（见信函集B，第十号）：
26日，星期四
先生，您惠赠的书我己收到。我兴趣盎然地读完了它。凡是您笔下写出来的作品我读起来总是那么地愉快。请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要不是事务缠身，无法在您附近多住一些日子的话，我本会亲自登门致谢的。可今年我在舍弗莱特住的时间不长。迪潘先生和夫人前来要我星期日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请圣朗拜尔先生、弗朗格耶先生和乌德托夫人也来。先生，如果您愿意光临，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将前来寒舍的所有的人都希望您能来，并将很高兴地与我分享同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的快乐。
顺致敬意
这封信让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年以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人物，一想到要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丢人现眼，我就浑身哆嗦，我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接受这一建议。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非要这样不可，既然埃皮奈代表众宾客这么说，既然他所说的那些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很想见到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接受我可以说是受到所有的人的邀请的宴请，对我自己是不会有什么不便的。因此，我就答应了。星期天，天气很不好。埃皮奈先生派车来接我，我便应邀前往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谣言不攻自破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也没受到过比这更亲切的接待，就像是宾主全都感到我是多么地需要放宽心。只有法国人才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看到的客人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乌德托伯爵，以及我很不想见到的他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后者去年来过奥博纳好几次，她嫂子在我俩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撇在一边，干等着。所以她对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饭桌上可以痛快酣畅地出气了。可以想像，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者是不会站在我一边的，而且，在最随便的场合都局促不安的人，到了这种场合不可能谈笑风生。我还从来没有那么活受罪，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多突然袭击。最后，吃完饭，我便离开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便在一起聊天，虽说是闲聊瞎侃，但却是同我误入歧途之前一样地无拘无束。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看出我的心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发誓，尽管刚到的时候，一见到乌德托夫人，我的心跳得几乎使我虚脱，可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没再想她了：我只想着圣朗拜尔。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毒嘲讽，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高兴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吃醋，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那些人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没有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致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誉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却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人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典范。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得我的敌人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客气礼貌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互相之间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过。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却更加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谣言。在我搬到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他们一惯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呆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呆了20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下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偏执，说我其实在乡下闷得要死，只是生性高傲，宁愿吃尽偏执之苦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烦躁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都笼罩着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而我在乡下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看不见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非常地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蠢和命运不济，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新树了一个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清高自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与《信使》主编，而是赠与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非常好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难以和解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十分地客气，但埋怨之情跃然纸上，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低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的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其微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个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整理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刊印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很小的、但却是很不愉快的分心事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