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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若只有关乎革命、意义一类的文字，就显然过于单调了。散文的魅力和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文体的丰富（叶圣陶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和内容的广阔（林语堂说，“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它的本质应该是最自由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规定它应具有怎样的话语品格。因此，我喜欢鲁迅的尖锐与沉重，但我也重视轻松、有趣的闲笔文字，我觉得从这里更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心性。试想，如果《鲁迅全集》没有《朝花夕拾》里那些涉笔成趣的篇章，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岂不是要比现在坚硬许多？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谢有顺 ：推荐序二（3）
但闲笔式的散文确实是拒绝阐释的，你很难找到一种理论能恰当地贴近它。所以，多数聪明的批评家都对这类文字避而不谈，他们更愿意去研究鲁迅、朱自清，或者余秋雨、王小波、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等人的散文——这些人的散文，都是优秀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事关一些大的精神话题（余秋雨之于文化关怀，王小波之于自由主义，张承志之于精神信仰，韩少功之于怀疑主义，刘亮程之于乡村哲学，等等），这样，批评家在他们身上很容易就能找到用武之地，他们备受关注是必然的。可另外一种散文呢，比如周作人、梁实秋、废名，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他们的文字多为大白话，在这样的文字里，你总结不出大的散文话题，但作者的心境、想法、对语言的讲究等秘密却蕴含在一字一句里了。汪曾祺说，散文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这表明，有一类散文所深入的是个人情趣和个人琐事的世界之中，它不像那些革命性散文或思想性散文那样，一眼就能让批评家识别出作者在散文里的话语追求——许多的散文好像是没有多大追求的，它们仅仅是为了呈现个体的状态，个体那微不足道的情趣。汪曾祺自己的散文就是这样。事无论大小，情无论深浅，在他的散文里都慢慢道来，不动声色，文辞朴白，却韵味悠长，那种闲心和风度，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到的。
面对汪曾祺这样的散文，我常常想，批评家还有什么用？他还能找出怎样的理论语言来阐释这样的散文？没有。因为一切的阐释都是多余的，面对这样的散文，唯一需要的是阅读，再阅读，并用心来享受它。这种散文在当代显然已经越来越多。
因此，批评家们在研究散文的过程中，不仅要懂得阐释，有时也需要学会放弃——放下阐释的架子，重新做一个散文读者。此刻，你不是批评家，不是作家，甚至你也不是散文家，你就是一个读者。试问，我们多少时候有闲心去做一个纯粹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散文界实在是“批评家”太多，“读者”太少了；“阐释”散文的人太多，“读”散文的人太少了。
许多的时候，散文理论的困境或许不是因为缺乏阐释，而是因为过度阐释，以致使人最终丧失了阅读散文的心境。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些散文是适合阐释的（它们总能给人提供话题），而有些散文是拒绝阐释的（它只适合用心闲读）。后一种散文往往为批评家所忽略，但这一点都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喜欢。
像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也属于拒绝阐释的这一类文字，若是没有闲心的读者，是很难进入他的文字世界的。中国文学走到今天，有一个明显的困境，就是作家的写作普遍都太紧张了，叙事没有耐心，文气毫无从容，作者没有了闲心，文中也就没了闲笔，以致很多人将散文也写得像小说一样紧张和急迫。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殊不知，即便是中国的传统小说，作者在紧张的叙事中，也还有闲庭信步的时候，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写潘金莲毒死武大郎，这么凶险、狠毒的场面，可作者仍然不忘来一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这就是写“文章”时才有的闲笔，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从容。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穿插诗词歌赋，甚至故意将故事情节停下来，大写一个人的穿着或者一桌酒菜的丰盛，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小说本身的紧张，使小说因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变得从容、沉着——小说尚且如此，何况是散文？
《大地的事》是具有这份闲心和从容的，所以，里面的文字，深得散文的神韵；它的出现，恢复了散文作为一种潇洒自然、散漫真实的文体的独特风采。
三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着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我很早就发现，许多的好散文，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象，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的戏剧，会是出自于一个“业余”作者之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助澜，贡献智慧，因此，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人间词话》）。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慢慢的，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圾。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决不会是轻的，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谢有顺 ：推荐序二（4）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的确是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他每年都花十二至十七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唯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大地的事》正是如此。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大地的事》所着力的，何尝不是生命的描述和发挥？
据说，陈冠学曾受教于牟宗三先生门下，而按照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这一观点，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像《红楼梦》，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悲喜之情，聚散之迹”（鲁迅语）中的；而像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沧桑，同样是把重心落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陈冠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种生命的现代困境，所以，他的写作，总是想返回到生命的基座和底部，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从这个角度说，他笔下的田园和大地，都是生命化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一个大地上的居住者，要有一颗“纯朴的心”，“一旦失去了纯朴的心，则奢求贪欲，无所不用其极，便过着不餍足，劳力又劳心的不安祥的生活，不止和田园不能打成一片，还成了田园的榨取者、奴役者，田园将不堪凌虐，逐渐死去。”（页七）他还说，“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页二一一），可见，他的生活，他的写作，一直都是在恢复“田园”和“心”之间的亲密关系。无“心”则无“命”，无“命”哪来“田园”？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
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
《大地的事》正是因为让我们摸到了作者的“心”，有了“心”这个隐秘的维度，它的精神空间才变得宽广和深刻。这是一颗真正的中国之“心”，它消融于大地之中，又遍存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无论陈冠学在《大地的事》一书中，对田园生活写得如何具体、实在，他的文字，依然具有广大的想象场域，因为他一直将自己的“心”藏于万物之中。他的散文，写事、写人、写物都不厌其细，但整篇读下来，你依然能感受到他散文的重量——这其实就是“心”的重量。而当代的散文，普遍的困境就是只有单一的维度，它的轻，就在于单一，除了现实（事实和经验）这一面，文字里没有“心”的维度，自然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新的想象；而一种没有想象的散文，必定是贫乏的散文。而陈冠学的散文是有重量的散文，它的重，在于他那干净的文字后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想象，对人生和存在的追问。
因此，陈冠学和他的《大地的事》，为写作重新解放了感官，使当代散文又一次找回了那份闲心、自得和重量，并强化了人和田园、人和大地之间的“谐顺”关系——这无论对于救治现代文明的痼疾，还是对于推动散文写作从现有的困境中突围，都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广州
《大地的事》 第二部分九月一日
置身在这绿意盎满的土地上，屈指算来也有足足的两年了。这两年的时光已充分将我生命的激荡归于完全的平静，可谓得到了十分的沉淀和澄清。在过往的日子里便蠢蠢欲动，想拿起笔来记下这至福的生涯，但是正沉浸间，生命吸饱了这田园的喜悦，反而如醉如痴般，几度拿起笔来，几度无法写出一个字。可是不能一味如此感激下去，起码得勾出几笔素描。我得振奋起这一枝笔来写，在一天里，虽即不能从这整个生涯的喜悦里完全清醒，也得半醒半醉地抽出几分钟时间尽力写一点儿。
真巧今天是秋季来临的第一日，事前也不曾选择，却在秋季刚到的同一日开始了这本田园日记。秋，本就合人喜爱；秋，紧接在炎夏之后来到，有谁能不爱？何况秋季是成熟的季节，这田园里的住民，更是爱秋过于春了。
人们总是等季节来到已有些日子之后才注意到新的季节来了，而也在此时才觉察到上一季节早走了。那广阔田园里的庄稼，那原野中、田埂间、道路旁和前庭后院里的草木，都是在人们一场好睡的夜里偷偷萌了芽，茁壮了，结实了的啊！而当人们一觉醒来，绿的黄了，黄的绿了；并且人生自幼而少，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不也正是这般地在不知不觉间变换着的吗？在自然里，在田园里，人和物毕竟是一气共流转，显现着和谐的步调，这和谐的步调不就叫做自然吗？这是一件生命的感觉，在自然里或田园里待过一段时日以后，这是一种极其亲切的感觉，何等的谐顺啊！
怪不得今日天高气爽，浅蓝的晴天上抹着几丝薄纱也似的白云，空气如此澄澈而清凉。如今回想起来，早在十多天前无怪早晚已仿佛有了秋意，甚至中午日光遍照之时，也一样带着清泉似的气息。一礼拜前，竹［1］里，在暮色苍茫中，已听见伯劳聒噪，原来秋是到了。要不是今天拿起笔来写这日记，怕要再等几番秋雨才觉得着吧！
我爱秋，不仅爱它成熟，爱它在炎夏之后带来凉意，更爱它是候鸟的季节，尤其是冬留鸟来的季节。当五月春将去，夏逼来时，几次挥手送别了客鸟北归，接着炎夏一到，不仅在炎热的气温下恹恹无聊赖，不仅没有了春花烂漫，尤其不见那多彩的好影、丰美的好音。夏，于是更显得索然无俚［2］。然而当秋一到，这一切又都回来了，花圃里有着记不清的菊科的花开放；道路旁一样有着它繁多的族类，在人脚边静静展蕊。那北来的鸣客，更是令人觉得此地才是它的故乡似的，到处是踪影，是歌声。秋，是个丰盛的季节。
今天一早吃过早饭，眼看着明净的晨光揭开的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天地，任怎样铁定的习惯，也不能把我留在书桌前坐下来好好地看书。我生命内里不由产生出一股力量，非得把我推出去，在这一大片田园间巡行一遭，似不肯罢休。尤其那清晨的空气，给朝阳透过，好像起了什么物理化学作用，我得出去，像一尾鱼游入一泓清泉，我得游进这空气中。我又觉得，强烈地觉得，非得去点检一下，那初到的鸟，初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