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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组一组的套，有的人环，肚子里可以套六个不同尺寸的娃娃，有的五个，有的四个。先生很爱人形，也酷爱音乐盒子。这一回看见那么有趣的木娃娃，他就发疯了。而先生看中的一组，共有二十三个娃娃，全部能够一个套一个，把这一大群娃娃装到一个快到膝盖那么高的大娃娃里去。我也是喜欢那组最浩大的。
问了价钱，我们很难过，那一组，不是我们买得起的。我轻问先生：“那先买一组六个的好不好？”他说不好，他要最好的，不要次货。
“又不是次货，只是少了些人形。”我说。
“我要那个大的，二十三个的。”他很坚持。
“那就只好等罗！傻孩子。”我亲亲先生，他就跟我出店来了，也没有乱吵。其实，家里存的钱买一组“大人环”还是足足有余的，只因我用钱当心，那个“失业”在心情上压得太重，不敢在那种时间去花不必要的金钱。
等到我回到台湾来探亲和看医生时，免不得要买些小礼物回来送给亲朋好友，于是我想起了那一套一套人形。她们又轻又好带，只是担心海关以为我要在台北摆地摊卖娃娃，因为搬了三十几套回来——都只是小型的。
付钱的时候，我心中有那么一丝内疚——对先生的。这几十套小人的价格，合起来，可以买上好几套最大的了。我没有买给先生，却买给了朋友们。
这批娃娃来到台北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每一个朋友都喜欢她们。有一次在一场酒会里，那只我很喜欢的“笨鸟”王大空走到我身边来，悄悄的问我：“你那组娃娃还有没有？”
当时，就有那么巧皮包内正放着一组，我顺手塞给王大空，心里好奇怪——这只好看的笨鸟居然童心未泯到这种地步，实在可喜极了。
后来家中手足眼看娃娃都快送光了，就来拿，又被拿去了最后的那一群。当时也不焦急，以为回到了加纳利群岛还是买得到的。
以后，先生和我去了奈及利亚，搬来搬去的，可是先生心中并没有忘记他的“兵”。
我说那不是兵，是娃娃，他就叫她们“娃娃兵团”。好多次，我们有了钱，想起那组娃娃，总又舍不得去买。那时，我们计划有一个活的小孩子，为着要男还是要女，争论得怪神经的。
反正我要一个长得酷似先生的男孩子，先生坚持要一个长得像我的女孩。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活小孩什么时候会来，就开始为了这个计划存钱了。
那组大约要合七千台币的“娃娃兵团”就在我们每次逛街时的橱窗里，面对面的观望欣赏。
等我失去了先生，也没有得到自己的孩子时，方才去了那家小店。放足了钱，想把她们全买下来，放到先生墙上去陪伴他。
那个女主人告诉我，苏俄娃娃早就卖完了，很难再去进货。她见我眼中浮出泪水，就说：“以后有了货，再通知你好吗？”
我笑着摇摇头，摇掉了几串水珠，跟她拥抱了一下，说：“来不及了，我要回台湾去，好远的地方，不会再回来了。”
回到台湾，我的姐弟知道这组娃娃对我的意义，他们主动还给了我两套——都是小的。
常常，在深夜里，我在灯下把这一群小娃娃排列组合，幻想；先生在另一个时空里也在跟我一同扮“家家酒”。
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读友，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去苏俄，请千万替我带一套二十三个的娃娃回来给我好不好？请不要管价格，在这种时候，还要节省做什么呢。
不约大醉侠
如果说，朋友的来去，全靠缘分，那么今生最没有一丝强求意味的朋友，就算蔡志忠了。
当蔡志忠还在做大醉侠的时代，我们曾经因为一场机缘，在电话里讲过一次话。那次是他打电话找人，我代接了，对方叫我也一同去吃晚饭，说，是他本人蔡志忠请客。是好几年前的往事了。那天没有时间去，对于这位漫画作家，就此缘悭一面。
虽然彼此拥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可是并没有刻意想过去认识。总认为：该来的朋友，时间到了自然而来，该去的朋友，勉强得如果吃力，不如算了。
抱着这种无为而治的心情去对待人际关系，发觉，那是再好不过。不执著于任何人事，反倒放心。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每在国内时，翻到蔡志忠的漫画，就去看看，想——某年某月某一天，曾经跟这位作者通过话——心里很快乐。
去年吧，蔡志忠的漫画书——《自然的箫声——庄子说》悄悄的跑到我的书架上来。在封面里，蔡志忠画了一张漫画，又写了：“请三毛，多多多多多多……指教。”发现他用这种漫画形式表达我心挚爱的哲人，先是一喜。再看见这么谦虚又极有趣的“多多多多多多……指教”，心里感动。
打了电话去谢蔡志忠，那是第二次跟他讲话，最后异口同声的说：“我们绝对不刻意约定时间地点见面，一定不约，只看缘分。”
就此真的没有约过。
约的就是——不约。
没过了几天，我回家，母亲奔出来迎接，像孩子一般喊着：“快来看，蔡志忠请人送来一个好古怪的坛子，还附带送来了一大把长长的树枝，妈妈是看不懂，不过你一定喜欢的。”我往餐厅跑去，桌上放的，正是一只深喜的老瓮，不是普通的那种。我绕着它看了个够，惊叹一声：“哦——窖变——。”妈妈说：“这只坛子扭来扭去的，一定不是平凡的东西，你说呢？”
我对妈妈一笑，说：“从此以后，当心小偷！”说完冲去打电话给蔡志忠，说不出有多感谢。他那边，淡淡的，只说：“喜欢就好。”
当我们全家人都欣赏过了这只带给我巨大快乐的瓮时，还是没有见过送瓮的主人。
当插在瓮里的那一丛银杏已经开始发芽了的时候，都没有再打电话去骚扰过这位忙碌的画家。那时候，他的《列子说》也开始在《皇冠》连载了。
我当当心心的守住双方的约定——随缘。
一天，有事跑到“皇冠艺文中心”去。由四楼下来时，想到画廊就在三楼，顺路下去看看在做什么展出。当我跨进画廊时，那个能干的黄慈美经理背着入口坐着，她正跟一个头发长长的青年很专心的说话。
当我看了一眼那个青年时，发觉，眼前的人正是不约而遇的蔡志忠，而他，也突然看见我的出现，两个人哗一下同时跳了起来，我尖叫一声他的名字，用手向他一指，好似正要出招，而人还跳在半空中。
就在同时，立即听见另一声惨叫，那个背着我而坐的黄慈美，意外受吓，人先往后倒去，紧接着再扑向桌前，捂住胸口，眼看就要吓昏过去。
我无法向黄慈美解释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她并不知道蔡志忠和我，讲好了是只碰，不约的。这一回，老天叫我们不约而遇，我那个尖叫，出于自然，而且非常漫画。
蔡志忠和我的见面，加上黄慈美的居中大惊，使我笑痛了全身。漫画大师的出场，笔墨无以形容，只有漫画能够画出那份效果。
前几天，为着蔡志忠的画和我的儿童诗配合展出，去了一次他的工作室。在那品味和格调都跟我个人家居布置十分接近的房子里，悄悄的观察了一下——发觉蔡志忠将他最好的一只瓮，送给了我。
这一来，对于他的慷慨，反而使我因之又感激又愧疚。这位朋友，当是我的好榜样。
虽然这么说，这只美瓮，还是当成性命一样宝爱着，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学蔡志忠，将它送给任何人。
蔡志忠，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五更灯
当那一大纸盒的旧锅圆盘加上一个几近焦黑的大茶壶在桃园中正机场海关打开时，检验的那位先生与我都笑个不停。那次的行李里衣服只有三件，有的全是这些脏手的东西。
去了两夜三天的香港，有事去的，时间不够逛街，一面吃着叉烧包一面挤空档过海。什么百货公司都没去，就在那条高高低低石阶的古董街上跑。淘古董的游客也多，太多美丽的老东西——当然有些也是贵的。我爱便宜的老东西，它们不会因价格而不美，这完全见仁见智。
回台已是夜间了，父亲找出擦铜油来，恰好那日吴璧人妹妹也来家里，于是我们对着一堆焦黑的东西，用力擦啊！一面擦一面笑，说着：“当心！当心！别擦太亮了。”擦出一盏灯来，母亲一看，说：“呀！是个五更灯嘛！”我以为她说“五斤灯”，顺口说：“哪有那么重，有五斤吗？”
这个灯下面的小门打开来，里面一个极小的铜油灯可以点着，油灯上面有一个浅凹的盘子放在中间，上面才是罩子。母亲说，当年外婆在宁波熬名贵的药材，就是用这种铜器，放在凹形的盆内小小一碗，要慢火熬到五更天，才能喝下去，因此得了个好听的名字。
我后来搬出母亲家，一个人在台北住一间小公寓，夜谈的好友来了，就点油灯，一谈给它谈到五更天，的确不负此灯。
这个灯，是七块港纸买下的，宝贝很厉害，“无价”之宝。
广东来的老茶壶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妇还有倪匡。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场好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息的，却为了我。“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分，买这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西雅图的冬天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这才放胆去上课了。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着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着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我猜，在美国著名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出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的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出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可以争，只因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着配个好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
华陶窑
当我小睡醒来的时候，发觉这辆小货车正行走在河床的乱石堆里。我坐起来看窗外，只见干干的河床前，绕着一条泥巴路。”
同去的朋友见我在后座撑起来，就说：“对不起，路这么颠，把你颠醒了。”
我问说：“我们在哪里？”他说在苗栗。
那一路，是由嘉义上来的，当天回台北。
我问这位朋友：“你的车子如果发不动了怎么办？”那时天色近晚，微雨，微寒，而我们的车，正在涉过一片水塘又一片水塘。
“那个窑场，真的值得去看吗？”说时我已累了。朋友很有把握的说：“去了就晓得。”
我们终于爬出了低地河床，进入一片如诗如画的乡间里去，那雨水，把一切给蒙上了轻纱。我完全醒了，贪心鬼似的把这景色给看到心里去，并不必举照相机。
这儿是苗栗的乡间，只不过距离台北那么一点点路，就连大地和空气，都是不同。
沿途中，朋友下车，去搬一只向农家买下的风鼓——用来打稻米的老农具。车子怎么样也挤不下。我们淋着雨，一试再试，都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的累，又发散了出来，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