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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中，朋友下车，去搬一只向农家买下的风鼓——用来打稻米的老农具。车子怎么样也挤不下。我们淋着雨，一试再试，都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的累，又发散了出来，对于那个要去的窑，也失去了盼望。
等到车子往山坡上开去，远远的乡间被我们丢在背后，一条平滑的柏油路转着山腰把我们往上升，那时，一片片朴素的灰瓦房这才落入眼前。大门处，写着一个好大的牌子。入山的时候，一边的路肩，交给了花坛和红砖，一路上去，只见那人工的朴质，一种可喜的野趣，又带着一丝人文背景，自成一个山庄。窑，就到了。
窑，造在山坡上，厂户宽敞极了，四周全是架子。两面大木窗，将乡间景色，居高临下的给占了下来，那些人，生活在画里——做陶。
高高的厂房里，那份清静，好似不在人间。一个老师傅坐着，正用泥巴做好大的花瓶，一个女孩子，在另一边站着，她做小件的，在一个大台面上。
见到我们的去，年轻女孩把泥巴一推，含笑迎上来。她，画里的女子，长长头发，朴素的一条恤杉，一条长裤，脂粉不施，眉目间，清纯得有如一片春天里寂静的风景。
那个雨中的黄昏，就是闲静两字可得。
我们看了一下四周，好似苗栗一带的民俗品都被这一家人收了来。大大的花坛，成排的石臼，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放在空地上，细心人轻轻观察，也可知道主人的那份典雅之心。大窗下，可以坐人，那个叫做美华的女子，安详的提来一壶水，开始泡老人茶。
是什么样的人，躲在这儿做神仙呢？
美华说，这个地方是她姐姐和姐夫的，说着说着，我们又去看了山区里的三合院。一个陈列室，全是木箱、木板地、木桌，这些东西的上面，放着一组一组的陶。
当美华关上陈列室时，看见了红红的两副对联：“也堪斩马谈方略，还是作陶看野花。”
我呆望着雨中的屋子和这两句话，心里升出一丝感伤；那种，对自己的无力感。那种，放不下一切的红尘之恋。那种，觉得自己不清爽的俗气，全部涌上心头。
美华打开左厢的门给我看，里面是一间空房，她说：“你可以来，住在这里写作。”
我想反问美华：人，一旦住到这种仙境里来时，难道还把写作也带上来吗？
那时，微雨打着池塘，池塘里，是莲花。
没敢停留太久，只想快快离去，生怕多留下去，那份常常存在的退隐之心又起。而我的父母，唯一舍不下的人，拿他们怎么办？
这种地方，如果躲在千里之外，也算了，如果确实知道，就在苗栗，有这么几个人，住在一个他们自造的仙境里——而我却不能，这份怅，才叫一种真怅。
窑，静得可以听见风过林梢，静得一片茶叶都不浮起，静得人和泥巴结合成一体，静得不想说任何话。
美华戴上手套，拿了一个槌子，说要开窑给我们看，那是个烧木柴的窑，不是电窑。我说不必了，生怕火候不够，早开了不好。美华一面打去封口处的砖，一面说：“烧了七天七夜了，正是打开的时候。”
看见她站得高高的，熟练的一槌一槌把红砖打散。看着、看着，我第一次对自己说：“我羡慕她，我羡慕她，但愿这一刻，就变成她。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她更美了。”一生承担自己的命运，绝不随便羡慕任何人，也不想做任何人，只有这一次，梦，落在一个做陶的女子身上去。那份对于泥土的爱啊，将人亲得那么干干净净。
天色暗了，我的归程向北。
美华问我要什么，没有挑那些烧过的陶，走到架上，捧下一个待烧的白坛子——就要这份纯白了。
“那你当心捧住哦！这不过还是泥巴，没烧过，一碰就破了。”美华说。
我将这一个线条雅美极了的泥巴坛子用双手轻轻捧住，放在膝盖上。
回程时，出了小车祸。当！后面的车撞上来的时候，我整个身子往后仰去，而手的恣势不变——抱着我的泥巴。
照片上这一个看上去好似素烧的坛子，是在那片桃源仙境里得来的。
那座窑，叫做“华陶窑”。
什么时候，才能够丢开一切的一切，去做一个做陶看野花的人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大概才算快乐和自由的开始吧。我不知道。
林妹妹的裙子
这两条裙子，是我收藏中国东西的开始。
有一年，回到台湾来，父亲老说我的衣服不够，每天都催人上街去买新衣服。
对于穿着，并不是不喜欢，相反的，就因为太喜欢了，反而十分固执的挑选那种自然风味的打扮。这么一来，橱窗里流行的服饰全都不合心意——它们那么正式，应该属于上班族的。那种兵器很重的防御味道，穿上了，叫人一看，十步之外，就会止步而且肃然起敬的。
我喜欢穿着的布料偏向棉织或麻织品，裙子不能短，下幅宽一些，一步一跨的，走起来都能生风。那种长裙，无论冬天配马靴或夏天穿凉鞋，都能适合。至于旗袍、窄裙，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去买——它使我的步子迈不开，细细碎碎的走路，怪拘束的。
就因为买衣服不容易，逛来逛去，干脆不再看衣店，直接跑到光华市场去看旧书。
就在旧书市场的二楼，一家门面小小的古董店里，先看见了照片中那条桃红色的古裙。
我请店家把裙子取下来——当时它挂在墙上被一片大玻璃框嵌着——拿在手中细细看了一下那个手工，心里不知怎的浮出一份神秘的爱悦。时光倒流到那个古老的社会，再流进《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去。看见林妹妹黛玉穿着这条裙子，正在临风涕泣，紫鹃拿了一个披风要给她披上，见她哭得那个样子，心里直怪宝玉偏又呕她。
想着想着，我把这条裙子往身上一紧，那份古雅衬着一双凉鞋，竟然很配——这是林妹妹成全我，并不小器。她要我买下来，于是，我把它穿回家去了。
这种裙子，事实上是一条外裙，长到小腿下面。过去的小姐们，在这裙子下面又穿一条更长的可以盖住脚的，这种式样，我们在平剧里还可以看见。《红楼梦》的人物画片里也是如此的。
当我把这条桃红色的古裙当成衣服穿的时候，那个夏天过得特别新鲜。穿在欧洲的大街上时，总有女人把我拦下来，要细看这裙子的手工。每当有人要看我的裙子，我就得意，如果有人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我就说：“这是中国一位姓林的小姐送的，不好买哦！”
说不好买，结果又给碰到了另一条。
这一回，林妹妹已经死了，宝玉出家去，薛宝钗这位做人周全的好妇人，把她一条裙子陪给了袭人，叫她千万不必为宝玉守什么，出嫁去吧。当袭人终于嫁给了蒋玉涵之后，有一回晒衣服，发现这条旧裙子，发了一回呆，又给默默的收放到衣箱里去。
许多年过去了，这条裙子被流到民间去，又等了很多年，落到我的家里来。
每年夏天，我总是穿着这两条裙子，大街小巷的去走，同时幻想着以上的故事。今年夏天，又要再穿它们了，想想自己的性格，有几分是黛玉又有几分是宝钗呢？想来想去，史湘云怎么不见了，她的裙子，该是什么颜色呢？湘云爱做小子打扮，那么下一回，古董店里的男式衣服，给它买一件、梦中穿了去哄老太太贾母，装做宝玉吧。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
哈敏的小店挤在西雅图的“ＰＩＫＥＰＬＡＣＥＭＡＲＫＥＴ”，里面并不起眼。相信每一个去过西雅图的旅客对于这一个必游之地是一定会去的。
市场就在码头的对街，上百家各色各样不同的摊位和商店挤在一起，逛上一天都不会厌。光凭着这个市场，西雅图的可游性就高出洛杉矶太多，比较起旧金山来，稍稍又少了些气氛。这只是在我的主观看法下，对于美国西岸的评价。
是一个冷雨凄风的下午，当天，我没有课，功课也都做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又去了那个市场。
逛了好多年的摊子，一些小零小碎、不好不坏的首饰看了根本不会去乱买，除非是精品，不然重量不重质的收藏只有给自己找麻烦。
哈敏的小店是楼梯间挤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些人错过了它有可能，而我的一种直觉是不会使我漏掉的。店已经够小了，六个“榻榻米”那么大还做了一个有如我们中国北方人的“炕”一样的东西。他呢，不是站着的，永远盘坐在那个地方，上面挂了一批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丝巾。
我注意到哈敏的第一次，并不是为了那些衣服，当我走进他的店中去时，他不用英文，他说他自己的话：“沙拉麻里古”来招呼客人。
这句话，如此的熟悉，在撒哈拉沙漠时，是每天见人都用的阿拉伯文问候语。我初次听见在美国有人说出这样的句子来，心里产生了一丝说不出的柔情，笑望着他，也答了一句“沙拉麻里古”。在双方的惊异之下，我们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常常去他的店里坐着，有时，也帮忙女客人给试衣服。哈敏的生意清淡，他专卖阿富汗和印度来的衣服和饰物，可是我却看不上眼呢。我的去，纯粹为着享受那份安静的友谊。
他的话不多，问着，就答，不问，两个人就坐着。“哈敏，你的妻子呢？”“在阿富汗呀！”“有没有小孩？”“都嫁啦！”“那你一个人在西雅图做什么呢？”“开店呀！”“那你太太呢？”“她不肯来。”“那你也不回去吗？”“那边打仗呢。”
哈敏不回国办货色，他向一个美国人去批，批自己国家的东西。
“哈敏你不积极吔！”“够了！”“首饰不好看。”“那是你挑剔呀！”“这样不能赚钱。”“可以吃饱就好了啦！”
永远是这种扯谈似的对话，我觉得哈敏活得有禅味。
后来，我要走了，我去看他，跟他说再见。做朋友的半年里，没有买过他任何一样东西。
“嗳，要走了。”哈敏叹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惋惜的意思，好似人的来去对他都是一种自然。
“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大声些又讲了一遍。
这个哈敏，才在最后的一刻，站了起来——他一向是坐在炕上的。他慢吞吞的打开被许多衣服塞满的一个大铁箱，用手到角落里去掏，掏出了照片上那条项链来。
“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早不给我看？”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无论什么价格，都买下了。因为它太美了。“你以前又不走，何必看呢？”
“多少钱？”
“我太太的啦！”
“我问你多少嘛？”
“啧，是我太太的啦！”
“那你要多少钱嘛？”
“你说多少？是我太太的。”
“一百美金。”
“好啦！不要忘了它是我太太的。”
我们付钱、交货，这才来了可能不属于阿富汗式的告别拥抱。就这样，哈敏太太的项链跟我结上了缘。
亚当和夏娃
“如果他是亚当，那时候上帝并没有给他胡子刀，他的胡子不会那么短。”我说。
“这个时候亚当才造好了不久嘛！还没有去吃禁果呢。”荷西说：“你看，他们还不知道用树叶去做衣服，以此证明——。”“吃了禁果还不是要刮胡子。”我说。
那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小摊子面前，就对着照片中这一男一女讲来讲去的。
因为价钱不贵，而且好玩，我们就把这一对男女买回家去了。艺术性不高的小玩意儿罢了，谈不上什么美感。这一对男女被放在书架上，我从来没有特别去重视他们。有一天跟荷西吵架，没有理由的追着他瞎吵。吵好了，我去睡觉，就忘了这回事。我的生气是很短的，绝对不会超过五小时以上。如果超过了，自己先就觉得太闷，忍不住闷，就会去找荷西讲话，如果他不理，我就假哭，我一哭，他就急了，一急就会喊：“你有完没有？有完没有？”我也就顺水推舟啦，说：“完了，不吵了。对不起。”
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说声对不起，然后去厨房弄水果给荷西吃。厨房跟客厅中间有一个美丽的半圆形的拱门。道了歉，发觉荷西正往那一对裸体人形走过去，好像动了他们一下，才走开。
我跑过去看看人形，发觉他们变成面对面的了，贴着。我笑着笑着把他们并排放好。
以后我发觉了一个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争吵——或说我吵他，那对裸体人形的姿势就会改变。是荷西动的手脚。
吵架的时候，荷西把他们背靠着背；和好的时候，就贴着，面对面，平日我擦灰时，把他们摆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觉的当儿，他们又变成面对面的了。
这个游戏成了我们夫妻不讲话时的一种谜语。有一天，我发觉荷西把那个“我的代表”，头朝上向天仰着，我一气，把他也仰天给躺着，变成脚对脚。没过几天再去看时，两个人都趴在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个小人，因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具。
这一回卖掉了那幢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的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罗！”
我的宝贝知音
在这小小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口挤着过日子。看起来吓人——那么多。可是在这一千八百万人中，只找到两个人，能够跟我长谈《红楼梦》这本书——又那么少。那种谈法，是没日没夜痴谈下去的。
其中的一个知音，住在台中。这一个，一年可能见面两、三次。另一个是位方才二十多岁的好小子——空军，驻防在花莲。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只靠电话和通信。
其实对于“知音”两字，定义上给它下得太严格了。谈得来，而不谈《红楼梦》的，就不算。
总认为，社会上民间团体那么多，集合在一起的人，总有一个宗旨，而为什么我们这些爱红楼的人，却彼此碰也碰不到，也没有什么会呢？我的理想是：把“皇冠艺文中心”给租借下来，每星期五，只要有空，就去晃一下。而那批红楼迷，也知道每星期五晚上，只要有空，在“艺文中心”就可以碰到其他的红楼迷，大家见面，开讲、争论、分析、研究，甚而打架，那会有多么好玩。
这只是个想法而已，不会实现的。
话说住在台中的那个朋友，他的人缘好极了，看书也多，做人非常平实，处事自有一套，而且是个中文系毕业的人。
以上几点，并不构成知音的条件——如果没有发现他是个红迷的话。
我们这场友谊，开始在一个饭局上，直到数年之后，发觉只要单独面对他，那十数小时的谈话可以就钉住《红楼梦》讲下去，这才恍然大悟，来者是个这方好汉，不能错过。本来，对于《红楼梦》这一场缠了我终生的梦，在心灵上是相当寂寞的，因为无人可谈。后来，得了个知音，我的红楼，讲着讲着，理出了很多新发现，越讲越扎实，越说越明白，好似等待了多年的曹氚之灵，化做己身，长江大河也似的涌现出来。我那可怜的朋友——知音，有时候饭都不给他吃，茶水也是凉的，他也不抱怨，总算很仁慈，给我昏天黑地的讲个够，还笑着点头。
对于《红楼梦》有关的书籍，我的不够，知音的收藏就多了很多。我个人的看法还是盯住原本《红楼梦》，不敢翻阅太多其他人写的心得，怕自己受影响。不过有时候忍不住，还是拿来看。
许多次，我去外地旅行，看见有关红楼的书籍，总会买回来，交给知音收藏。
有一次，得了一副扑克牌，那个图画，居然是“金陵十二金钗”。这一喜，非同小可，细细观看画片上面小姐们的衣服、头饰、恣态、面容、背景，还有取的是书中哪一场景……。等到朋友从台中到台北来时，我拿出那副纸牌，一定要送给他。同时，还找到两套《红楼梦》的漫画本，那是在新加坡。为了那些漫画本，我将具象的《红楼梦》“室内设计”看了个饱。那副纸牌，只有一副，朋友不肯收，要我存着。我想：他的收藏比我整齐，应该成全他。
两个人推来让去，结果朋友把牌一摊，分做两叠，说：一人一半。
这我不答应，要就完整的，不然不要。
最后，这副纸牌——金陵十二金钗，去了台中。我的心中，大喜。
后来，朋友去了金门一趟。金门没有关于《红楼梦》的东西，不比香港、日本、新加坡。
在我的红楼知己由金门返回台湾来时，他送了我照片中这两副“粿模”，算是民俗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