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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红楼知己由金门返回台湾来时，他送了我照片中这两副“粿模”，算是民俗艺品的部份吧。将这两副模子，放在客厅方几上，它们跟我的家，那么相称，不愧是知音的礼物。请看这两个模子，一面雕着龟甲纹样，象征吉祥。反面没能拍出来，雕着桃形，也象征吉瑞。中间写个“寿”字，取龟长寿之意。
所有龟粿俗称“红粿”，这种将糯米磨成粿浆，染成红色的民间食物，可以用于各种喜事，如结婚、谢神、上寿。在台湾民俗中，也用红粿供拜。如果媳妇生了男孩，到祖先坟上扫墓时，也以红粿祭拜，那就叫做“印墓粿”了。
照片中另一条长长的“粿模”，刻的是动物和花草，据说这是早年做喜饼的模子，是女家分赠给亲友的一种“订婚通知”。这两方礼物，来自一场《红楼梦》的结缘。我倒是又在想，这种食品——糯米做的，黛玉妹妹绝对不能吃，吃了万一哭泣，是要胃痛的。倒是史湘云大妹子，吃它一个无妨。
我的宝贝煲
这是一句西方的谚语，说得真好——闪烁的并不一定是金子。它是铜的。
看这个用手敲出来的铜锅造型有多美，盖子那么饱满浑圆，摸上去还有细微的凹凸。找到它的时候，它被丢在香港古董街的墙角边，乱丢的，锅底锅盖一团黑，里面不知炖了几十年的好菜，等到铝锅上市了，主人家才弃了它，将它当破烂给卖了。
也是擦出来的光辉，细细擦，将岁月擦回去，只一瓶擦铜油，时光倒流在我手上，告诉了我许多只有灶神娘娘才知道的秘密。
用它来煮了一次霉干菜扣肉，毕竟舍不得，就给搁在架子上了。真铜与镀铜的光泽是绝对不相同的，这只锅——沉潜。
幸福的盘子
我的婆婆马利亚，是个喜欢收集盘子的人，她的西班牙盘子并不是吃饭时用的，而是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婆婆的餐厅挂了四十几个陶土盘，美丽极了。
在我婚后，也喜欢上了盘子。那几年经济情形一直不算好，可是在荷西和我的克勤克俭之下，第四年的婚后，就买下了一小幢有花园的平房。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算是奇迹了。我们不贷款，一次付掉的。
有了房子，还是家徒四壁，墙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存款都付了房子，我们不做分期付款的事情。
买完新家之后，回了一次荷西出生的小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内的“哈恩”，我们买下了照片左方彩绘的陶盘，那是婚后第四年。墙上挂了孤单单的一个彩盘。又过了一年，再买下了照片中右手的那一个青花陶盘。我们的家，有了一双盘子。
再过了一年，第六年了，我单身飞去马德里远接父母，在街上看见一个有字的盘子，上面写着：“这儿，是幸福的领地。”词句有些俗气，可是想到自己的家的确是片幸福的领地，为什么不买下它呢？就因此有了第三个挂盘。当三个盘子一同挂着的时候，我幻想：我们的家一年一个盘，到了墙上挂满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荷西和我当然已经老了，那时候，还是牵着手去散步，只不过走得缓慢些罢了。
我的盘子没能等到第四个，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成了一个半残的故事。
我要心形的
每次圣诞节或者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寄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节日本意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又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中想着谁，管它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不耐那批人，就在家里缝衣服。先生走时，我检查了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得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慨的人，不叫他付帐他会不舒服的。就因为怕他要去一整天，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时喊着：“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的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来哦！”
站在小院的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再度停车挥手，才走了。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着墙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我笑说：“快五年了。”那个太太一直笑，又问：“去哪里？”我说：“去城里找朋友。”邻居大笑起来，说我怎么还站在门口送——生离死别似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哗一下红了脸。
没想到才去了两个多钟头吧，才下午一点多钟呢，先生回来了。我抬起缝衣服的眼睛，看见他站在客厅外面，伸一个头进来问：“天还没有黑，我，可不可以回家？”“当然可以回家罗！神经病！”我骂了他一句，放下待缝的东西，走到厨房把火啪一点，立即做午饭给他吃。做饭的时候，问先生：“怎么了，朋友不在吗？”先生也不作声。上来从后面抱住我，我打他一下手臂，说：“当心油烫了你，快放手！”
他说：“想你，不好玩，我就丢了朋友回来了。”
等我把饭菜都放在桌上，去浴室洗干净手才上桌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印度小盒子，那个先生，做错了事似的望着我。
我一把抓起盒子来，看他一眼，问：“你怎么晓得我就想要这么一个盒子？”先生得意的笑一笑。我放下盒子，亲了他一下，才说：“可是你还是弄错了，我想要的是个鸡心形的，傻瓜！”
先生也不响，笑笑的朝我举一举饭碗，开始大吃起来。等我去厨房拿出汤来的时候，要给先生的空碗添汤，他很大男人主义的把手向我一伸——天晓得，那个空碗里，被他变出来的，就是我要的鸡心小盒子。
这一回，轮到我，拿了汤杓满屋子追他，叫着：“骗子！
骗子！你到底买了几个小盒子，快给我招出来——。”
八年就这么过去了。说起当年事，依旧泪如倾。
银器一大把
他们就把这么好看的银器，堆在地上卖。我说的是——玻利维亚的印地安人。
说到旅行，其实最不喜欢看的就是风景——那种连一个小房子都不存在的风景。总觉得那就等于在看月份牌。说起月份牌，早年那种印着美女的，反而比纯风景更耐看。总而言之，我旅行，最喜欢在里面混来混去的地方，就是乱七八糟的赶集。
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海拔四千公尺，比起台湾的玉山顶来，还高过好多。而人群，总也不怕那个“高山症”，满街挤来挤去，一半全是游客。对于肯来这种地方的游客——包括我自己，都是欣赏的。这叫做选地方，测品味。
好，这些银器大把大把的堆在地上卖。我抵不过这份引诱，人就蹲下去了。
也因为这批东西慢慢没人做了，取代的正是台湾出口的塑料品。翻来翻去，不容易找到照片中餐具柄上同样花纹的，也就是说，成不了一套。
当时，背包已经满得溢出来了，而自己也知道，今生不可能用一副银的刀叉去吃饭，可是看到这些耐人寻味的好手工，还是舍不得就此掉头而去。光看那一支支叉子，它们的尖齿切面那么粗犷，就喜欢。
在拉巴斯好多天，每天东张西望，手里捉着的，不是一把小匙，就是一把刀；然后，每个小摊子前又蹲下了我，翻呀！要翻出那把柄一样的花纹来。
那次的中南美之旅，到了玻利维亚，算是投降，把那颗飘泊的心，交给了这些小摊子。
照片中的那一堆银器，不知反复走了多少回旧街，方才成了一大把。回想到，在那寒冷又舒适的高原上，老是捉了一把刀叉走路，唯恐买来的配不成一套，那份痴心，真是莫名其妙。也因为这份看不透，觉得人生很好玩。
万一看得透透的，这也不要，那也不喜，生活中不能产生花样，做人的无悲无喜境界虽然很高，却并不在我的俗人生涯里，起码，在当时——一九八二年。
这套银器结果跟回了台湾，一次也没有用过，顺手把它们一插插进了一只阔口瓶子里去。
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我把它们倒出来，用擦银粉略略擦一下；不给它太黑，也不能太亮。玩着这安静的游戏，即使在无人的深夜里，眼前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片拉巴斯的旧域区，那些红红绿绿的印地安人，在我的客厅里，摆满了摊子，喧哗的市声也传入耳来。
回忆的效果，贵在于它的那份魔幻和华丽。起码，中南美洲的梦，是这么来来去去的。不，我不敢再回到那儿去，只为了保存这份回忆中的自我创造。
十三只龙虾和伊地斯
许多许多年以前，有一个人，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的居民，他的名字叫做伊地斯。
当年的伊地斯常常到我们家来，向我的先生借用潜水器材，他借去了潜水的东西之后，总要消失十多天才回镇上来。后来我们听人说起才知道伊地斯去了西属沙漠的海岸，用空气瓶下海捉龙虾，然后卖给在沿岸打鱼的西班牙渔船，每去一次，可以赚一个月的生活费回来。
我的先生一向坚决反对背着空气瓶下海打渔或捉任何生物，总是说，肺潜是合法的，一口气潜下去一趟，打不着也算了，如果在水中带着空气瓶，好整以暇的在水里打猎，如果人人这么做，海洋的生物便受不到保护，再说，龙虾是一种生长缓慢而又稀少的高贵珍宝，像伊地斯那种捉法，每次好几麻袋，的确是太过了，包括尺寸很小的龙虾也是不放过的。
后来伊地斯再来家借器材，就借不到了。我跟他说，我们打鱼是用肺潜的，龙虾绝对不去捉，这在当时的西属撒哈拉，就跟野羚羊不许射猎一样，是为着保护稀少动物所定的法律。
伊地斯趁着我先生不在家，又来借器材，说他有家小要养，这次只打大群的红鱼，保证不去捉龙虾了。我又借给了他，说好是最后一次，借了之后心虚得厉害，瞒着先生，怕他知晓了要怪责。
没过几日，伊地斯来还东西，同时交给我一个口袋，打开来一看，竟是一堆龙虾——送我的。“那么小！”我抬起头来问他，他很无奈的说：“大的早打光了，就算小也请你收下吧。”就是因为那么幼小的也给打上来，才引得我发怒的，而伊地斯却误会了我们，以为当初没有送龙虾所以藉口不再借器材，又误会我是想得些大号的龙虾。他用手指了指，又说就算小尺寸也一共有十三只。
那天我不肯拿他的礼物，一定不肯要，伊地斯走的时候彼此都受了窘，以后他就不来家里了。
等到沙漠政情有了变化，我立即要离开沙漠的那几日，伊地斯突然来了，交给我扎紧的一个小纸包，一定要我收下当纪念品，说里面是他最珍爱的东西。我问是什么，他说是两块石头。我双手接下了小包，他急着要走，我们握握手就散了。记得我当时问他以后的路，他说：“去打游击。”
等到真正发觉伊地斯送我的是两块什么样的所谓石头时，他已上吉普车远走了，兵荒马乱的当时，无法再找到他。
我认识，这两块磨光的黑石，是石器时代人类最初制造的工具，当时的人用棍子和藤条夹住这尖硬的石块，就是他们的刀斧或者矛的尖端。
总听说，在沙漠某些神秘的洞穴里仍然可以挖出这样的东西来，只是听说而已，人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起码在我的撒哈拉威朋友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石块，是因为在一本述说石器时代的书本上看过同样的图片。
一直带着这两块东西，深夜里把玩的当时，总会看见石器时代的人群，活活的人群，在我眼前的大平原上呼啸而过，追逐着洪荒怪兽，他们手中举着的矛，在烈日荒原下闪闪发光。
这两块石片里，浸过兽血和人汗，摸上去，却是冰凉的。
腓尼基人的宝瓶
当我结婚的那一年。我在撒哈拉沙漠里只有几件衣服加上一个枕头套扎好的袋子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的丈夫用木板做了一个书架和桌子、椅子，就算是一个家了。
有一回，荷西出差回到西班牙本土去，他说要回父母家中去搬一些属于他的书籍来，又问我还要什么东西，可以顺便带回来。
一想就想到了在他床角被丢放着的那个陶土宝瓶，请他带到沙漠来。
听见我什么都不要，就指定了那个半残的瓶子，荷西面有难色，沉吟了好一会儿不能答应我。
荷西家中兄弟姐妹一共八人，他排行第七。也就是说，在他上面除了父母之外，其他六个手足都可以管他——虽然他并不受管，可是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受限制的感觉。“那个瓶子是大家的。”他呐呐的说。
“都丢在墙角，像垃圾一样，根本没人去理会它。”我说。“可是万一我去一拿，他们就会理啦！”
“那你把钢琴搬来沙漠好了，妈妈讲过，家里人都不碰钢琴了，只有ＥＣＨＯ去时才会弹一弹，她说钢琴是给我们的。”
“你要叫我把钢琴运到沙漠来？”荷西大吃一惊。“不是啦！要的是瓶子，你又不肯，那我就要钢琴好了。”“瓶子比钢琴宝贵太多了，你也知道——”
“是你大学时代海底捞出来的呀！不是为了可能算国宝，还是夜间才偷偷运上岸给藏着的吗？”
“就是这样嘛！他们不会给我们的。”
“可是放在家里也没有人珍惜它，不如给了我吧！我们也算是你的家人呀。”我苦苦的哀求着。
“怎么去拿呢？”
“你根本不要讲，拿衣服把它包好，就上飞机。等到他们发现东西不在了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好，我去偷。”
“不要讲得那么可怜嘛！是你在加底斯海底打捞上来的东西，当然是属于你的。”
没过一个星期，这个瓶子就悄悄来了非洲。
我们开心得不得了，将它放在书架的顶端，两个人靠着，细细的欣赏它。
这是一件由“腓尼基人”沉船里打捞出来的半残瓶子，以前，可能是用来装稻米、麦子，或者是什么豆类用的。
为了确定这个瓶子的年代，荷西曾经将它送到马德里的“考古博物馆”中去鉴定，鉴定的当时，担心它会因为属于国宝而没收，结果那里的人说，馆内还有三、五个完整的，这只残瓶才被拿了回来。鉴定之后说——确实是腓尼基人当时的物品。
我们一直带着这个瓶子，由马德里到沙漠，由沙漠到加纳利群岛，这回才由加纳利群岛带回了台湾。
有趣的是，加纳利群岛那个空屋，小偷进去了五次，都没想到这个宝瓶。他们只偷电器用品，真是没品味的小偷。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查了一下有关“腓尼基人”的资料，据台湾中华书局《辞海》这本辞典中所记载，照抄在下面。“腓尼基”（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古时叙利亚西境自黎巴嫩山西至地中海一带地方之称。初属埃及，公元前十四世纪顷独立，人民属“闪族”。长于航海贸易，其殖民遍于地中海岸。其所通行之拼音文字，为今日欧洲各国文字之源。公元前九世纪以后，迭属于亚述、巴比伦、波斯及马其顿；至公元前六十四年，罗马灭之，以其地为叙利亚省之一部。
我很宝爱这只得来不易的瓶子，曾有邻居苦缠着叫我们卖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想到《辞海》中写的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九世纪”、“公元前六十四年”，就知道曾经有多么古老的岁月在它身上流过。何况它是我的丈夫亲手打捞出来的。
看了这张图片的读者，请不必用“百合钥”来盗我家的门，它不在家中，在一个秘密的大保险箱里。倒是前一阵那次的大地震，很将我惊吓了一次，怕这个古老的残瓶被压到砖块下面不复寻得。
我想，以后还是把它交还给西班牙“考古博物馆”中去吧。
印地安人的娃娃
那半年在中南美洲的旅行，好似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印地安人的“赶集”。
常常，为了听说某个地方的某一天会有大赶集，我会坐在长途公车里跟人、动物、货品、木头挤在一车。有时膝上还抱着一个满头长虱子的小女孩。
虽然这种长途车很不舒服，可是为着赶集的那种快乐和惊喜，仍然乐此不疲的一站一站坐下去。
最长的一次车，坐了三天两夜，沿途换司机，不换乘客。为着那次的累，几乎快累死去，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给人上厕所。
任何事情，在当时是苦的；如果只是肉体上的苦，过了也就忘了。回忆起来只会开心，有时还会大笑。照片中的娃娃，看上去很怕人，好似是一种巫术的用具。其实它们不过是印地安人手织的老布，穿旧了，改给小孩子玩的东西。
南美的赶集，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