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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头巾，不戴帽子，她们穿阔花边的白衬衫。
虽说统称印地安人，其实各人的衣着打扮，甚而帽沿的宽狭，都因部落不同的而有差异，细心的人，观察一会儿，便也能区分了。
在我眼中，印地安人是世上最美的人种，他们的装饰，只因无心设计，反倒自成风格。而那些脸谱，近乎亚洲蒙古人的脸，更令我看得痴狂。
高原地带的人大半生得矮小，那是大自然的成绩。这样的身体，使得血液循环得快些，呼吸也方便。起码书本中是如此解释的。
看了一整天的市集，没有买下什么，这份美丽，在于气氛的迷人，并不在于货品。
卖东西的印地安人，才是最耐看的对象。
坐在行边地上吃烤猪时，偷偷的细听此地人讲契川话，付帐时，我亦学了别人的音节去问多少钱，那个胖胖的妇人因此大乐。
便因我肯学他们的话，卖烤猪的女人一面照顾她的猪，一面大声反复的教我。很疼爱我的样子。
教了十几句，我跑去别的摊子立即现用，居然被人听懂了。他们一直笑着，友善的用眼睛悄悄瞟着我。黄昏来临之前，镇上拥挤的人潮方才散光，一座美丽的城镇，顿时死寂。
我爬上了城外小丘上的公园，坐在大教堂的前面，望着淡红色的云彩在一片平原和远山上慢慢变成鸽灰。呼吸着稀薄而凉如薄荷的空气，回想白日的市集和印地安人，一场繁华落尽之后所特有的平静充满了胸怀。再没有比坐看黄昏更使我欢喜的事情了。
次日早晨，当我抱着一件厚外套，拿着自己的牙刷出旅舍时，一辆旅行车和它的主人华盛顿，还有华盛顿的太太及一男一女的小孩，已在门外站着等了。
车子是前晚在小饭店内跟老板谈话之后去找到的，不肯只租车，说是要替人开去。
那位叫做华盛顿的先生本是推土机的机械师，星期天才肯出租车子，他的名字非常英国。
我要去的一群印地安人村落，大约需要几小时的车程在附近山区的泥沙路内打转。华盛顿说，他的家人从来没有深入过那儿，要求一同参加，我也一口答应了。只有米夏知道，如果附近果然找到那片在我强烈感应中定会存在的湖水，我便留下来，住几日，几天后自会想法子回镇。
这一路来，米夏的兴趣偏向美洲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辉煌大建筑与教堂，还有数不清的博物馆，这一切在使他迷惑惊叹。毕竟他来自一个文化背景尚浅的国家，过去自己看得也不够。
我因教堂及博物馆看得不但饱和，以前还选了建筑史，那几场考试不但至今难忘而且还有遗恨，不想再往这条线上去旅行。
向往的是在厄瓜多尔这块尚没有被游客污染的土地上，亲近一下这些纯血的印地安人，与他们同样的生活几天，便是满足了。
于是米复选择了镇内的大教堂，我进入高原山区，讲好两人各自活动了。
这趟坐车去村落中，米夏自然跟去的，他独自跟车回来便是了。
这样开了车去山区，华盛顿尽责的找村落给我们看，那儿的印地安，看见外人进来，便一哄而散了。因为无法亲近他们，使我一路闷闷不乐。
眼看回程都来了，我仍然没有看见什么，一条没有经过的泥路横在面前，心中不知为何有些触动起来，一定要华盛顿开进去。
“这儿我没有来过，据说山谷内是块平原，还有一片湖水——”他说。
听见湖水，我反倒呆了，说不出话来。
我们又开了近四十分钟的山路。
那片草原和水啊，在明净的蓝天下，神秘的出现在眼前，世外的世外，为何看了只是觉得归乡。
“你们，拜托，米夏不许再拍照了！”我下了车就赶他们，湖边没有车路了。
远处的炊烟和人家那么平静的四散着，没有注意到陌生人的来临。
这时华盛顿的太太才惊觉我要留下，坚决反对起来。“我一个人进村去找地方住，如果找到了，出来跟你们讲，可以放心了吧！”
过了四十分钟不到，我狂跑过草原，拿起了自己的外套和牙刷，还有一盒化妆纸，便催他们走了。“过几天我来接你！”米夏十分惊怕的样子，依依不舍的上车了。
他不敢跟我争，赢不了这场仗的。虽然他实在是不很放心。
车子走了，草原上留下一个看不去极渺小的我，在黄昏的天空下静静的站着。
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因为座谈会结束后的力瘁和空虚偷偷的哭泣，而今一个人站在旷野里，反倒没有那样深的寂寞。
我慢慢的往村内走去，一面走一面回头看大湖。误走误撞，一片梦景，竟然成真。
有时候我也被自己的预感弄得莫名其妙而且惧怕。她叫做“吉儿”，印地安契川语发音叫做jier儿。我先是在她的田地上看动物，那儿是一匹公牛、一匹乳牛、一只驴子和一群绵羊。
一站在那儿，牛羊就鸣叫起来了。
吉儿出门来看，并没有看我的人，眼睛直直的钉住我脖子上挂的一块银牌——一个印地安人和一只骆马的浮雕便在牌子上，古董店买来的小东西。
她也没问我什么地方来的，走上前便说：“你的牌子换什么？我想要它。”
她的西班牙语极零碎，并着讲的。
我说留我住几日，给我吃，我帮忙一切的家务，几天后牌子给她，再给一千个“苏克列”——厄瓜多尔的钱币。她马上接受了。
我就那么自然的留了下来，太简单了，完全没有困难。吉儿有一个丈夫和儿子，两间没有窗户只有大门的砖屋。第一天晚上，她给了我一张席子，铺在干的玉米叶堆上，放了一个油米，我要了一杓水，喝了便睡下了。隔着短木墙的板，一只咖啡色的瘦猪乖乖的同睡着，一点也不吵。他们全家三人睡在另一间，这些人不问我任何问题，令人觉得奇怪。
这家人实在是好，能盖的东西，全部找出来给了我。在他们中间，没有害怕，只是觉得单纯而安全。第二日清晨，便听见吉儿的声音在门外哇哇的赶着家畜，我也跟着起床了。
我跟她往湖边去，仍是很长的路，湖边泥泞一片，吉儿打赤脚，我用外套内带着的塑胶袋将鞋子包起来，也走到湖边去帮她汲水。
虽然这是一个村落，里面的房舍仍是稀落四散的，因为各人都有田庄。
一九七三年此地的政府有过一次土地改革，印地安人世居的土地属于自己的了，他们不再为大农场去做苦工。印地安人村居的日子，我尽可能的帮忙做家事，这些工作包括放牛羊去湖边的草地上吃草，替吉儿的儿子接纺纱时断了的线，村附近去拾柴火，下午一起晒太阳穿玻璃珠子。吉儿有一大口袋麦片，她将牛奶和麦片煮成稀薄的汤，另外用平底锅做玉米饼。
我们一日吃一顿，可是锅内的稀汤，却一直熬到火熄，那是随便吃几次的，吉儿有一只铝做的杯子。我也逛去别人的家里，没有人逃我，没有人特别看看我。奇怪的是，居然有人问我是哪一族的——我明明穿着平地人的牛仔裤。
黄昏的时候，田里工作的男人回来了，大家一起坐在门口看湖水与雪山，他们之间也很少讲话，更没有听见他们唱歌。
那片湖水，叫做“哈娃哥恰”，便是心湖的意思。玉米收获的季节已经过了，收获来的东西堆在我睡房的一角，里面一种全黑色的玉米，也跟那咖啡猪一样，都是没见过的东西。
黑玉米不是磨粉的，吉儿用它们煮汤，汤成了深紫色，加上一些砂糖，非常好喝。
这儿的田里，种着洋葱、马铃薯和新的玉米青禾。湖里的鱼，没有人捞上来吃。
问他们为什么不吃鱼，吉儿也答不上来，只说向来不去捉的。
湖水是乡愁，月光下的那片平静之水，发着银子似的闪光，我心中便叫它银湖了。
村中的人睡得早，我常常去湖边走一圈才回来，夜间的高原，天寒地冻，而我的心思，在这儿，简化到零。但愿永不回到世界上去，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
别人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哈娃”。
村中的老妇人一样喜爱珠子，我去串门子的时候，他们便将唯一的珍宝拿出来放在我手中，给我看个够。我们不多说话。
岁月可以这样安静而单纯的流过去，而太阳仍旧一样升起。
也就是在那儿，我看到了小亚细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女人佩带的一种花彩石，那是一种上古时代的合成品，至今不能明白是什么东西造出来的。
它们如何会流传到南美洲的印地安人手中来实在很难猜测。
这种石头，在北非的市场上已经极昂贵而难得了。妇人们不知这种宝石的价值，一直要拿来换我那块已经许给吉儿的银牌，不然换我的厚外套。
不忍期负这群善良的人，没有交换任何彩石，只是切切的告诉他们，这种花石子是很贵很贵的宝贝，如果有一日“各林哥”进了村，想买这些老东西，必不可少于四十万苏克列，不然四百头绵羊交换也可以。
“各林哥”便是我们对白人的统称。
村里的人大半贫苦无知，连印加帝国的故事，听了也是漠不关心而茫然。
他们以为我是印加人。
最远的话题，讲到三百里外的沙拉萨加那边便停了。我说沙位萨加的男男女女只穿古怪的黑色，是因为四百年前一场战争之后的永久丧服，他们听了只是好笑，一点也不肯相信。
吉儿一直用马铃薯喂猪，我觉得可惜了，做了一次蛋薯饼给全家人吃，吉儿说好吃是好吃，可是太麻烦了，她不学。银湖的日子天长地久，她似出生便在此地度过，一切的记忆，都让它随风而去。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你把辫子打散，再替你缠一回。”
村中一间有着大镜子人家的男人，正在给我梳头，长长的红色布条，将辫了缠成驴尾巴似的拖在后面。我松了长发，将头低下来，让这安静温和的朋友打扮我。那时我已在这个村落里七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细细的卡嚓一声。
室内非常安静，我马上抬起了头来。
那个米夏，长脚跨了进房，用英文叫着：“呀！一个印地安男人替你梳头——”
他的手中拿着相机，问也不问的又举起来要拍。我的朋友沉静的呆站着，很局促的样子。
“有没有礼貌！你问过主人可以进来没有？”我大叫起来。
“对不起啊！”我赶紧用西班牙文跟那个人讲。米夏也不出去，自自在在的在人家屋内东张西望，又用手去碰织布机。
“我们走吧！”我推了他一把。
我跑去村内找每一个人道别，突然要走，别人都呆掉了。跑去找吉儿，她抱了一满怀的柴火，站在屋旁。
“牌子给你，还有钱！”我反手自己去解链条。“不要了！哈娃，不要！”吉儿拚命推。
她丢下了柴，急步跑回屋内去，端了一杯牛奶麦片汤出来，硬叫我喝下去。
“你跟各林哥去？”她指指米自。
米夏要求我与吉儿拍照，吉儿听我的，也不逃相机，坐了下来。
消息传得很快，吉儿的先生和儿子都从男上跑回来了。我抱起自己的外套，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吉儿一定拒绝那块银牌子，不说一句话就跑掉了。
我塞了几张大票子给吉儿的丈夫，硬是放在他手里，便向远远那辆停在湖边入口处的旅行车跑去。我爱的族人和银湖，那片青草连天的乐园，一生只能进来一次，然后永远等待来世，今生是不再回来了。
这儿是厄瓜多尔，一九八二年初所写的两篇故事。
索诺奇——雨原之一
那个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线里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衬衫下面是条带着流苏的破长裤。
棕色的头发黏成一条一条，额头绑着印地安人手编的花绳子，脖子挂着项链，左耳用了一只耳环。吹的是秘鲁常见的木笛，不会弄，呜呜的成不了调子。房间没有窗，只有对着天井的方向，开着一扇宽宽的木门。
房内两张双层床，无论上铺下铺都已成了一片零乱不堪的旧衣摊，就连地上，也满是半干的果皮、烟蒂和纸团。我进房的时候，室外雨水滂沱，低头先用一把化妆纸擦净鞋底，再对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个人理也不理，站起来大步走到开着的门边去，用脚砰一下踢上了房门。
“请问上铺的东西是你的吗？”我用西班牙语问他，他不理，又用英文问，也是不睬。
那只死笛子吹得要裂开了还不肯放手。
当时我跟米夏刚刚从首都利马乘飞机上到高原的古斯各来——印加帝国当年的都城。
下机时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气派非凡。印加的石基叠建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两种文化的交杂，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提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一家问旅社，因为雨季，陆空交通时停时开，滞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级的旅馆安身便是难了。
问了十几个地方，全是客满，那不讲理的大雨，却是狂暴的倒了下来。
我知自己体质，初上高原，不能再捂着心脏乱走，眼看一家名为旅社，而气氛实在是不合适的地方，还是走了进去。就连这样的小客栈，也只剩两张上铺了。
“上层被我租下了，请您将东西移开好吗？”又对那个吹笛人说话。
我反正是不理。
我将床上的一大堆乱东西仔细的给拿了下来，整齐的放好在那人的身边。
自己的小行李包没有打开，也不去占下面的任何一块空间，脱了鞋子，两只鞋带交互打了一个结，系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挂在床上。
屋里空气浑浊不堪，一只暗暗的灯泡秃秃的从木板缝里吊下来，几面破墙上涂满了公共厕所才写的那些脏话。另一张双层床的情况不会比我这张好到那里去，乱堆的脏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记好旅馆，也进来了，看我坐在上铺，也动手去理起另一张床来。
“最好先别动它，这张床主不在，万一赖我们少了东西反而麻烦！”我用中文对他说，那样吹笛子的人八成听不懂。又来了一个头发爆花似的脏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泞，也不擦一下就踩进来了，地板上一只只湿印子。另一张下铺位子是她的。
“妈的！又住人进来了。”她自言自语的骂着，也是不打招呼的，讲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着她，居然一声惊喜的呼唤：“你是美国人吗？”妈的米夏，我被他气得发昏，这种低级混混也值得那么高兴碰到，况且她正在骂我们。
我知自己快发“索诺奇”了，快快的躺着，希望能够睡一下，给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高度。
再醒来时，房内一样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几点了。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的不是米夏，是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下铺和笛声没有了，坐着蹲着另外四个肮脏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别。第一个反应便是赶紧去摸自己后腰上的暗装，那儿全是报社的经费和重要的证件，它们仍在原来的地方。除了这个动作之外，警觉自己竟不能移动一丝一毫了。头痛得几乎要炸开来，随着砰砰狂击的心脏，额上的血管也快炸开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头内干裂到剧痛。
这是高原病，契川话叫做“索诺奇”的那种鬼东西来了。并不是每一个上高原的人都会发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声是停了，代替着大声扩放的音乐，打击乐器的声音，将我本已剧痛的头弄得发狂。
一伙家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个味道，喉咙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那怕是洗手间里接来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动自己。
“音乐小声一点可以吗？”我呻吟起来。
下铺没有人睬我，上铺的男妇传着大麻烟，也是没有表情的。
我趴着挂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头发，他抬头看着我，我又说：“音乐小一点啊！拜托！”
“咦！我们在庆贺中国新年呢，什么小声一点。”他耸耸肩，嘻皮笑脸的。
再不喝水要渴死了，而米夏没有出现。
本是穿着毛衣长裤睡觉的，强忍着痛，滑下了床，撞到了一个人的肩上去，他乘机将我一抱，口里喊道：“哎呀！哎呀！”
我滑坐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