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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听说毛泽东要大家讨论他外出后谁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不觉为之一振:“这是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呀,要不,过去按惯例是毛外出由刘主持,怎么这次要重新讨论呢?这不说明刘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他看到刘少奇情绪低沉,数次推辞,也认为是刘心虚,大概意识到了自己不孚众望。但到后来,他看到大家都不同意他的书记处轮流主持的意见,要求还是由刘少奇主持,而毛泽东也最后拍板由刘少奇主持,他便大失所望了。尤其是会议上,他想不到彭德怀居然也主张由刘少奇主持,就更是失望,甚至还有些恼火。他一直认为,彭德怀是反对刘少奇,支持他高岗的。第二天,他曾到彭德怀处,质问彭德怀为什么不同意轮流主持,彭德怀竟然呛了他一句:“这是我的认识,难道不能说吗?”气得他扭头就走了。
高岗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还不了解毛泽东,也不了解刘少奇。毛泽东的要大家讨论谁来主持,实际是观察大家尤其是高岗对刘少奇的态度。刘少奇的推辞,也不完全是出于谦逊,也是在试探大家,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倒是彭德怀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直来直去,却惹得高岗对他大为不满。
毛泽东离京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事务,除抓紧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外,还和周恩来分头频繁地找干部谈话做工作。随着决定草案的广泛征求意见,并几次传达毛泽东对加强团结的指示,风向转了,舆论变了,高岗感到自己已经陷于被动了。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高岗决定暂时退却一下。他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硬顶,硬顶下去对自己不利。他托来京送文件、传达毛泽东指示的杨尚昆带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表示自己拥护加强党内团结的决定,也承认自己说了不利于团结的话,办了不利于团结的事,表示要做自我批评。他请求到杭州找毛泽东谈话,和毛泽东商量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的事。他的目的,是求得毛泽东的谅解和同情,只要毛泽东肯见他,他就可以渡过这一关。
他这时充满信心地等待毛泽东召他到杭州。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对他是欣赏和信任的。他在东北工作时,常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调京后,中央给他安排的地位显赫,毛泽东也高看他一眼。去年初,毛泽东两次找他个别谈话,两人轻松随便地放开来谈,谈得相当投机,曾使他兴奋不已。这一次,自己请求和毛泽东谈话,而且又是谈响应毛泽东号召,做自我批评,加强党内团结的事,有什么不行的呢?
然而他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
这天,刘少奇派人送给他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毛泽东嘱交高岗一阅。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高岗看到这份电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他接连看了好几遍,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还是因为电报中关于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不展开批评的话,他的眼圈红了,眼泪几乎掉出来。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看来他在毛泽东那里已经失宠,毛泽东所信任和倚重的,仍然是刘少奇、周恩来。不过,他还心存幻想,毛泽东不至于将他完全抛弃。因为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得也很明白,不对任何人展开批评。
高岗阴沉着脸走进中南海西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发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已经坐好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各自默默地吸着烟,周恩来在埋头看一份文件。
高岗冲他们三个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就势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坐在一边,高岗坐在对面,中间隔着会议桌,有点像审讯的样子。
高岗坐下后才发现这一点,感到浑身很不自在。
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和高岗谈话。在此之前,高岗已经分别找过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谈过话,检讨过自己的错误了。
高岗掏出香烟,点燃一支。
刘少奇等高岗吸了几口,首先说话:“高岗同志,你给主席写信,说你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要去杭州同主席商量这件事。主席那个答复的电报你也看了,你有什么话,我们四个一起谈谈吧。”
高岗闷着头吸烟,半天没有吭声。
刘少奇催促说:“高岗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高岗回了一句:“等我考虑一下嘛。”
周恩来有点不满意了:“你若到杭州主席那里商量问题,也要这么久的考虑吗?”
周恩来的话触到了高岗的痛处。高岗是用沉默来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个找他谈话的不满。尤其是对邓小平,他感到邓既不是政治局委员,又不是书记处成员,只不过是个副总理,位在自己之下,有什么资格来找自己谈话呢?但他也知道这是毛泽东在电报中安排的,他也没有办法。
又僵了一会儿,高岗明白总不能这样开哑巴会,老不说话,于是把手中的烟头掐灭,开了口:“主席这一段时间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在全会通过,我对此表示完全的同意。在团结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犯了自由主义。我准备在全会上做自我批评。”
刘少奇问:“你所说的错误,你认为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高岗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我的错误,前两天不是找你谈过,向你做过检讨了吗?”
刘少奇严肃而又耐心地说:“你的检讨,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是值得欢迎的。但我的感觉,你对错误的认识还很表面,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不敢脱了裤子割尾巴,怕羞,怕痛。”
高岗不服气:“有什么好怕的嘛。”
刘少奇说:“是呀,的确没有什么好怕的。错了,检讨了,改了就是。但首先要检讨得深刻,认识得深刻,否则,是不会改彻底的。你只承认说话随便,嘴上没有把门的,说话容易走火,是自由主义,这就远远不够嘛。”
周恩来接上去说:
“仅仅是自由主义吗?仅仅是说话随便吗?你在背后散布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也讲我的坏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拿着安子文的名单到处散布,这也是说话随便吗?你还说毛主席说某某是恶霸,说毛主席怎么怎么信任你,这也是一般的自由主义吗?高岗同志,你应当把自己思想深处、灵魂深处不健康的、肮脏的东西抖搂出来,像鲁迅先生说的,严于解剖自己,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样才是有价值的自我批评。”
高岗有些勉强地补充检讨:“我有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另外,我的脾气不好,简单粗暴,也不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批评。”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高岗对错误的认识根本没上去,他是言不由衷地批评自己几句,企图蒙混过关。
邓小平一直坐在那里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思考。他感到该点一点高岗的实质性问题了,于是,便一字一句地开了口:“高岗同志,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
高岗一听,浑身一颤,心想:邓小平出语好辣呀!由于他事先找过邓小平,对邓小平说了一些联手拱倒刘少奇之类的话,知道邓小平攥着自己的把柄。因此,他对邓小平是既恨又怕。邓小平来找自己谈问题,形同对质。这样,他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回答邓小平的问题:“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但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刮阴风,烧阴火,也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
高岗信誓旦旦地回答。他懂得,这个时候,在要害问题上,不能装熊。装虎还有生路,装熊死路一条。
“那么,你跟陈云说,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刘少奇严厉地质问。
“正相反,是陈云主动提出设副主席,叫我当的!”高岗脸红脖子粗地反咬一口,“他也想当副主席!”
“你这是诬陷!”刘少奇气愤地说。
”你怎么知道是诬陷?两个人的事,你不在场,你怎么说得清?!”高岗不失时机地展开反攻。
刘少奇顿时无话可说。
场上一下子僵住了。
刘少奇、邓小平各自掏出了香烟。高岗也掏出了香烟,周恩来本不吸烟,这时也从刘少奇手里抽出一支。
四个人闷着头吸起烟来,各想各的对策。
半晌,周恩来打破了沉默:“高岗同志和陈云同志的事,先谈到这里。我总的看法,希望高岗同志从思想深处找根源,做一个像样子的,大家通得过的,让主席满意的自我批评。否则,不如不做!”
“我同意。”刘少奇点点头。
“我也同意。”邓小平也点点头。
“少奇、恩来,包括小平同志的意见,值得我思考。”高岗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放缓了口气,“我准备再进一步深刻认识我的问题,争取做一个像样子的自我批评。”
“这就很好嘛。”刘少奇说。
“那么,这个自我批评怎么做呢?是书面做,还是口头做?做过之后,还要讨论吗?”高岗提出了问题。他希望口头做,那样说说就可以了。如果书面做,印成文件,很可能往下传达,还要存档,那样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刘少奇想了想:“恐怕要书面做。不光你做,我也要做呢。是毛主席要我做自我批评的。高岗同志,你比我强,你是主动要求做的。这一点,我要向你学习。至于讨不讨论,这是细节问题,视情而定吧。当然,整个会议的开法,还要请示主席,由主席定。”
高岗又说:“我看还是口头做好,口头做可以放开来谈。也不必讨论。讨论弄不好会搞成对人的批评。主席电报里不是说,‘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吗?”
高岗说这句话时,故意把“对任何同志”几个字咬得很重,意思分明是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不要试图对他高岗开展批评,那样就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
邓小平插了一句:“等候不是袖手旁观。犯错误同志不觉悟,还是应该加以帮助。批评也是一种帮助。”
刘少奇和周恩来齐声赞成邓小平的意见。高岗不再说什么了,他想:“他娘的!过时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眼下大势如此,先忍耐一下吧!”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高岗的谈话,是1月25日。1月29日,中央书记处定下七届四中全会于2月6日在京召开。在全会召开的前三天,中央又和饶漱石谈话,对饶漱石进行帮助。
中央参加谈话的阵容强大,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饶漱石事先就打定了主意,不硬顶,但也不示弱,适当做点自我批评,固守阵地,以守为攻。他还决定尽量做出诚恳、委屈的样子,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原谅。
刘少奇照例先讲:“中央决定,找饶漱石同志谈一次话,对饶漱石同志的错误进行帮助。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同高岗同志谈了话。对人帮助嘛,要有的放矢,先要了解饶漱石同志对错误的认识程度。是不是先请饶漱石同志谈一谈啊?”
朱德等点头表示同意。
饶漱石略一思索,推了推眼镜,亮了亮嗓子:“好的,我先谈一谈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
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不慌不忙地打开,按照事先的准备讲开来:
“我看了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很受教育。对照这个决定,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感到自己是犯了错误的。第一,我的错误是破坏了党的团结,这就是和安子文同志没有搞好团结,在中组部没有搞好团结。第二,我还有自由主义的错误,传播过小道消息,在背后有过对同志的瞎议论。第三,我有骄傲自满情绪,当了中央的组织部长后,有点飘飘然了。对我的这些错误,我要做自我批评,也欢迎中央对我进行批评。”
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听着,心想,怪了,和高岗是一个口径,一个调子。
陈云拿起笔来,迅速在纸上记了点什么。
朱德眯缝着眼,听得很仔细。
刘少奇和周恩来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完了?就这些?”
饶漱石点点头:“主要的就是这样。”
沉默片刻,刘少奇说:“同志们看怎么样,说说吧。”
周恩来说:“听了漱石同志对错误的认识,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谈了三条,哪一条都没有触及本质,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你检讨的团结问题,岂止是和安子文同志闹矛盾!你在财经会议上起哄,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矛头是对准少奇同志的。”
陈云插话:“还对准恩来同志。”
周恩来继续说:
“这不是一般的闹不团结,这是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在分裂中央!你所说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一般的嘴巴不严,说话随便的问题。你说话并不随便,你是故意散布,别有用心。你的用心是什么,应当自己挖一挖,还要深挖,掘地三尺!否则,还不是隔靴搔痒?!”
周恩来说完,陈云说:“饶漱石同志所谓的自由主义,其实是搞非组织活动,搞地下活动。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到处散布安子文同志私拟的那个名单,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是谁让你那么干的?为什么不深刻地挖一挖呢?”
饶漱石辩解说:“我是对安子文有气。我是部长,他安子文是副部长,为什么背着我,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呢?现在人们只批评我,倒把安子文放过去了,似乎他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问题全在我这边。这公道吗?”
周恩来马上驳斥说:“安子文不是受了处分吗?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在故意散布名单的人身上,散布、传播名单是为了造谣惑众,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这是主席说的,难道不对吗?”
周恩来一说是毛泽东说的,饶漱石就不再辩解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还是林总说得对,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哪!”
陈云盯着饶漱石严肃地质问:
“饶漱石同志,你那么对待少奇同志我实在想不通。在新四军时,以及后来,少奇同志对你的帮助、支持还小吗?对你的信任还小吗?为什么就忘记了呢?旧道德还提倡知恩图报,反对过河拆桥呢,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道德,共产主义的道德,完全不是这样的嘛。我看,你要检讨一下政治投机的问题,投机者是不讲道德的。你说是不是这样?”
陈云的话,打中了饶漱石的要害。他低着头,脸色变得青一阵,红一阵,额上慢慢渗出了细汗。
邓小平看出了饶漱石的心虚,接着提出了个新问题:“我请饶漱石同志重点检讨一下和高岗同志的关系问题。以前的不说,从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看,你们的关系不正常。你是配合高岗搞阴谋,你们是同盟军。”
饶漱石一听,又惊又气。惊的是邓小平提的问题太尖锐,气的是邓小平居然也来教训自己了。他大眼睛一翻,显然不服气。他觉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找自己谈话,还说得过去,他们是政治局的,又是书记处的。可邓小平算什么?不就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央局书记位置上调京的吗?论党内职务,都是中央委员。论行政职务,你是副总理,我是中组部长,彼此彼此嘛,你有什么资格夹杂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间,对老子指手画脚呢?
想到这里,他没好气地顶了一句:“我和高岗同志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