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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子指手画脚呢？
想到这里，他没好气地顶了一句：“我和高岗同志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搞没搞阴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搞阴谋！”
邓小平讥讽道：“漱石同志不够意思啊，不如高岗同志。高岗同志还公开替你说话，你为什么不投桃报李，也公开替高岗说话呢？”
邓小平说的，是指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跑到毛泽东那里去给饶漱石说情，结果反而让毛泽东起了疑心这件事。高岗两次找到毛泽东，要求保护饶漱石。高岗对毛泽东说：“主席呀，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请主席给他解围吧。”毛泽东严肃地反问高岗：“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几句话把高岗噎了回来。
饶漱石又反驳说：“高岗怎么替我说话，那是他的事。总不能他的言行，由我来负责吧？”
朱德听出两人的话语都带刺，用手敲了敲桌子，说话了：“漱石同志啊，你都是中央的组织部长了，怎么还不满足，还不安分守己呀？是不是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太重了？”
饶漱石很尊重朱德，口气软软地：“总司令，您批评得对，我有个人主义，有私心杂念。”
朱德接着说：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膨胀，就会发展成个人野心。有个人野心的，结果都不妙呀！张国焘我最了解了，他就是这么个问题，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你可要当心哪！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团结。你破坏了党的团结，党就要严肃批评你。你也应当深刻反省，深刻检讨。不要为自己辩护，辩护是没有出息的，没有出路的，也是不会得到党的谅解的。我说的你赞成不赞成呀？”
饶漱石连连点头：“赞成，赞成。”
朱德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端起茶杯，细细品起茶来。
饶漱石抓起笔，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些。
刘少奇环顾朱、周、陈、邓，问：“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对刘少奇说：“差不多了。你说说吧。”
刘少奇点点头，带有总结性地说道：
“饶漱石同志，今天中央找你谈话，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的。刚才总司令、恩来、陈云、小平同志谈了很好的意见，很深刻，很尖锐，也很中肯。希望你听得进去，虚心接受，认真思考。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我和书记处的同志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很肤浅，很多问题不认账。你对中央的批评，也有抵触情绪。这都是极其错误的。党现在是教育你，帮助你，挽救你，希望你能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饶漱石阴沉着脸，闷着头飞快地记录。
刘少奇呷了口茶，继续说：
“漱石同志，我的意见，下一步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需要从两方面深挖。关于错误性质，要从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和高岗串通一气向党发难来认识检讨。关于错误根源，要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来认识检讨。你从来没有经受过整风锻炼，你这方面是缺了课的。这一次，党要给你补课。”
刘少奇停顿了片刻，问饶漱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饶漱石抬起头来看了刘少奇一眼，又低下头去，思考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表态：
“我感谢中央对我的教育帮助。少奇同志、朱总司令、恩来、陈云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我都听进去了。我要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深刻地，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检讨。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我要认真做自我批评，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按少奇同志说的，补上整风这一课。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刘少奇向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递了个眼神，那意思分明是，今天先这样吧，至于饶漱石能不能对错误的认识加深一步，那就只好到四中全会上看了。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３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６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５２人。
毛泽东依然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稳坐钓鱼台，放心地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全会。
全会开幕的第一天，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委托，在会上做报告。
全会议程和刘少奇的报告，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从杭州来信的交代进行的。刘少奇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是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三是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刘少奇做完报告后，全会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４４人做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饶漱石迫于形势，做了一般性的检讨。
高岗嘴上表示要在全会上做检讨，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刘备摔孩子——做样子的。他根本就没有下功夫准备检讨稿，而是简单嘱咐了几句，让秘书给他弄了个稿子在会上念了念。饶漱石却不同，会前刘少奇正式通知他要在全会上做检讨。据饶漱石后来说，他闻言吃了一惊。但他还是勉强表示要认真检讨自己在不利于党的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番咬文嚼字的准备，饶漱石在全会上念了下面这份《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做的报告，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草案）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首先，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因此，我在处理同志关系问题上，没有紧紧掌握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针，即“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而往往将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采取生硬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和斗争，造成了对党的团结不利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着重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其一是１９４３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地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间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虽然，这一关系问题在去年１０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做了处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现在看起来，我在当时的检讨显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做下面三点补充：
一、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二、我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因此，我对安子文同志产生一种宗派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三、在争吵过程中，我对党、对同志的态度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例如，当时我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看见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的这句话之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又例如，关于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未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问题，事实是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要参加，而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同志正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批准领导小组名单的。但当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我反怪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也赞成李、龚两同志参加；同时反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应当检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例如，我在东北执行小组时期，因到过东北局，故对彭真同志处理东北问题也有过意见，但过去从未向他本人谈过，却曾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谈起。在我和彭真同志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对他不尊重，甚至向他发过脾气。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反映我对彭真同志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其次，在服从整体利益方面，我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第三，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１９４９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做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我的这些错误，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被同志们所发现和所以能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是被深深隐蔽在我严肃与谨慎的表相里。在我初到解放区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也无联系，而一到根据地就担负起了主要的责任。当时自己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我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因此，我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一般表现了谦虚、谨慎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更特别注意克己；这两方面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我一贯以来严谨、克己的外表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变成了掩盖我的缺点和错误的伪装，使我的缺点和错误得以滋长和发展起来，而不易被同志们及早发觉。加之后来一个时期我由于骄傲自满而作风不民主，日常生活又拘谨到严重地脱离群众，结果“言路”闭塞，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无所警觉。这就是我的错误发展的过程和所以发展到目前严重阶段的原因。
我经过再三的考虑，认为我最大的、主要的错误，还在于：没有时时刻刻把党的团结看做是党的生命，及把破坏党的团结看作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也没有牢牢记住“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要维护党的团结，就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特别是维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威信。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一向为全党同志所爱戴和尊重；而我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这个关系问题上，却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不尊重，甚至发展到对他表示不满。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必然是损害党的团结的，必然是损害中央威信和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因而也必然是危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我的这种错误，如果不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及时敲了警钟，使我有所警觉，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对党极为不利，对我个人也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做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按照毛泽东从杭州给他的信中的要求，对许多高岗攻击他的问题都做了诚恳又不失分寸的检讨和说明。
刘少奇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