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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出显要人物。休伊特正和他的同事佩里•；沃尔夫（Perry Wolff）讨论这个难题，即怎样把摄像机跟解说员配合起来时，休伊特突然注意到了一块用活动字母公布当日食品的布告牌，牌上标出牛肉三明治三十五美分，羹汤二十美分。
女招待问：“你要什么？”
休伊特说：“那块牌子。”他花二十美元把它买了下来。这样电视又诞生了一个主要产品——这一配套对电视屏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眼下正是这类政党代表大会，它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大会在芝加哥的圆形剧场召开而不会在芝加哥运动场举行，因为前者更上电视。一般公民可能还没有电视机，但是在不少的家庭或者酒吧聚集着看电视的人群。出席大会的代表就座时发现有一些小纸条，请求他们不要在座位上看报纸，因为当一位举足轻重的民主党人作重要讲话时，摄像机也许正对着他们，从而使所有的民主党人看上去都十分可笑。
虽然两家的大会都愿意做出上述变化，但是在开始时却未能感觉到电视的绝对威力，当政治家们感受到电视的力量时，他们立即不断对广播公司施加压力，以使其屈从于他们的意愿。没有人比1952年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队的西格•；米克尔森更清楚这点了。他迷上了这项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自由自在，棒极了，干事不用看上司的脸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四年后，也就是1956年，当他回去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倒不是他已不再负责。唯一的原因是那儿多了三个公司级行政上司：斯坦顿，公司总经理，驻华盛顿副总经理和法律副总经理。对米克尔森来说，这意味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监视他，事后询问干事的理由、动机，盘问不可避免会磨掉记者的勇气——并让一位编辑对他的生性东猜西猜。1956年末，米克尔森的经历是广播事业的重大变化之一，电视新闻的驱动力再也不是纯粹的卓越，不是在质量上和时间上超过其他两个广播公司的驱动力，当然卓越并非完全无关紧要。现在的驱力仍然是旧有的驱动力，不过融进了对新闻含义的意识，对一篇争论性报道在上层可能引起的反应的意识。一种对每篇报道反应量的认识。这种宣传媒介力量太大了，不能任其自然发展。
1952年电视第一次深刻地影响了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候选人的选择，因此间接影响了政党中的主流派控制各自组织的能力。民主党人埃斯蒂斯•；基福弗在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论述有关犯罪问题而一举成了国家的著名人物。尽管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并未察觉，但他确是一个靠不住的电视上的好人儿，他的相貌算不得漂亮却给人信赖感，既不过急也不巧辩，与其说他伶俐或者虚华倒不如说他诚实。他的仪态是一位要在华盛顿的都市人群中保持自尊的乡下人的模样。当然真实情况却迥然不同。基福弗是个很老于世故的人，他毕业于耶鲁法律学院，具有惊人的控制自我的能力和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投入到千家万户的才能。他的朋友、《采访者报》的编辑和发行人马克斯•；阿斯科利（Max Ascoli）说：“一生中我遇到过成千上万假装斯文的人，然而埃斯蒂斯则是第一位自诩低能的人。”党的官员们已对他对有关赌博和有组织的犯罪的调查感到不快，这些调查接二连三地使大都市的民主党行政机构陷入窘境，而民主党的领导仅仅以此为据出来向他挑战。再有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政治性抽样调查很快就勾画出了杜鲁门的弱点，从而将杜鲁门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
但是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基福弗通过竞选总统也抨击了现存的政治结构，并凭着直觉利用电视这个宣传媒介越过政党机器直接通达公众，他进入了新的权力基础，这条新的线路。他为削减政党机构建立了一幅图案。过去，党的官员们决定候选人的选择（除非像罗斯福那种情况，一位在任总统决意迫使他们就范）；当然他们考虑了地区的平衡和种族的构成，不过那是他们在旅馆房间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做出的他们的抉择。那一切正在迅速地改变，基福弗从他们的前头越过。电视给了他政党机器不愿意给的接近公众和亮相的机会。这样一来，如果他作为颇孚民望又具有自己代表的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那么政党组织要排斥他并推荐某个显而易见是党的雇用人做候选人就是不可能的了。这样做一定会使民主党分裂。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二）
不要电视的史蒂文森
最重要的是杜鲁门想在芝加哥击败基福弗。总统知道他自己的任期快结束了，他想击败这个伤害了他，在他看来还伤害了这个党的人。为此目的，他所采取的手段反映出政治上惊人的精明。由于阿德莱•；史蒂文森言谈举止都不像一个党派人物。于是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当对党的忠诚正在全国范围内减弱时，当人们对政客们烟雾缭绕的房间产生愈来愈强的怀疑时，当更大的富裕已使美国人从他们的经济窘困和对政党的社会性承诺中解放出来时，史蒂文森就成了理想的人选。事实上史蒂文森确是该党的党徒，他本人想在夸夸其谈中忘掉这一点，可是党的支持者们却决不会忘记。他是通过戴利机器的帮助登上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的。芝加哥戴利操纵的机构把他拥进了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州府大厦，戴利本人亲自保护他并使他在伊利诺伊州险恶的政治棘丛中保持清白无瑕（可能还略显天真）。史蒂文森从未攻击过这个机构（大约二十年后，他的儿子才开始试探性地，然后公开地中断了跟戴利的关系），而戴利本人也很精明，他知道史蒂文森抬高了这些机构的形象。因此，在1952年对于那些职业政客来说史蒂文森是一个绝妙的对比物，这些人打算除去难以共处、举措失当、潜伏着麻烦的叛逆者。史蒂文森是言行俱不规范却有着规范记载的人。杜鲁门等人是否支持史蒂文森阻止基福弗对党组织的挑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史蒂文森至少从电视获得了部分的好处的话，他本人似乎还不完全清楚这点。确实，他对摄影机和传播媒介的厌恶成了他在政治上主要的不利条件，尤其当他要对付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种能够迅速、轻易地掌握一种新式武器的天生的政治家时则更是如此。
史蒂文森生于1900年，是属于前一个时代的人，不过最要紧的是他属于铅字新闻人物，因此他喜欢老式演讲，喜欢老式演说的韵律和抑扬顿挫，在这种演说中有一种古典的平衡，就像是在有板有眼地翻译拉丁文或是希腊文一样。在电视普及前他已五十多岁；他不看电视，他的朋友也不看电视，他们有点瞧不起看电视的人。理查德•；尼克松发表“小花”［1］演讲（Checkers speech）的那天晚上，那晚也许是1952年竞选中唯一重要的时刻，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尤其应该守在电视屏幕前观看，而当时他正呆在位于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尔（Libertyville）的家里，屋里连一部电视机也没有。他手下有位叫牛顿•；米诺（Newton Minow）的年轻职员，此人年仅二十六岁，比史蒂文森手下其他人年轻得多，他与别人不同，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他打电话给芝加哥的妻子想听听她所看到的。对于米诺来说这类事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不断热切地争辩道（或者说其热切的程度恰是这位州长的文明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他或是他的朋友看不看电视其实并不重要，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都看电视，如果电视上的东西不真实，但只要被人们感觉为真实就与真实的东西差不多了。史蒂文森当然对这些警告是不屑一顾的，电视并不在他的安排之内。他认为电视基本上是起煽惑作用的。在任何场合下他都喜欢用自己的语言和那些对他的话当场做出反应的听众。这意味着即使民主党人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买下了电视广播时间，也很少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州长从未使演讲和时间合拍，常常是租用时间到了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再加上他发言与其说是在讲不如说往往是在读，这就使得演讲的电视效果更为不佳了。
当史蒂文森的人通过他们在麦迪逊大街的消息来源获悉艾森豪威尔为了在重要地区造成影响正计划安排一系列一分钟的电视节目时，他们为之惊愕不已。后来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的电视制作人路易斯•；考恩（Louis Cowan）根据广告业方面的传闻获得了这条消息，并迅速得到了证实。这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几乎是在全国的政治活动中直接应用了广告技术。考恩认为存在着非常真实的可能性能够与这种行动抗衡，以此抵消它所产生的作用。史蒂文森不是战争英雄，但他口齿清楚，完全有理由挤出一点更好的时间和他演说中的好内容安排一些广播节目。州长不同意。他完全被这种想法给吓唬住了，先是艾森豪威尔的所为，随后是局势逼迫做同样的事，这都使他惊吓。考恩是他的老朋友了，但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如此生气和愤怒：“这是我曾听到的最不好的事了，选择总统像是在推销禾谷。这是在叫卖总统，你怎么可能用一分钟的节目时间来谈论如此严肃的问题呢！”尽管考恩预料到史蒂文森的反应会是否定的，但是史蒂文森态度的激烈仍然使他目瞪口呆。这位候选人本人不愿意以任何现代方式使用电视，也不愿眼睁睁看着艾森豪威尔使用它。甚至分派来采访他的记者也不断向他提出建议，这些人想让他上电视与其说是出于意识上的理由，不如说是出于职业上的原因。如果史蒂文森上了电视，他们也就跟着上了电视。也许他们能够在他的工作间放一台无声摄像机吧？或是放在他的轿车里？他们会不会记录下他的话，看他一天是如何度过的？“肯定不会。”州长说道。
对于整个竞选，他都我行我素。回顾起来，也许这就是史蒂文森在知识界的支持者们对1952年的竞选仍然怀着眷眷恋情的原因。尽管出现了新的传播媒介他仍然坚持老式的雄辩术，正因为处于麦卡锡的黑暗时期他的声音才显得尤其平静。这些事实正是人们的所恋之处。他适应新技术的不足，或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迎合新技术的不足大概使得他的支持者们对他更加热爱，同样也可能使得他的政治基础大为狭窄。竞选之夜民主党人在芝加哥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发言次序是杜鲁门打头，然后是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接下来是史蒂文森。节目由卢•；考恩（Lou Cowan）［2］负责，他非常想挽回史蒂文森离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艾克不仅是位战争英雄，艾克也是一位热爱家庭生活的人，可以将玛米（Mamie）带进白宫。于是考恩想要尽可能巧妙地突出一下史蒂文森的儿子，让他们做出一个小小的姿势。摄像机将掠过他的三个儿子，尔后，当史蒂文森走上讲台时，年轻的阿德莱轻轻地摸着他父亲的后背说：“爸爸，祝你好运气。”爸爸，交好运气，多么温暖的话语呀！这就足以证明，不错，史蒂文森也是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即使这个家庭并不完美。不看“小花”而是稍微温情一点的东西。年轻的阿德莱当然表示愿意干这件事。就摄影记者的道德来说，这已经是考恩所能用的最大技巧了。不过，慢慢地他所意识到的东西开始使他感到不安，如果这位候选人对此事厌烦，那这出插曲也许会扰乱他的注意力，从而破坏演讲的效果。于是在最后的一分钟考恩对史蒂文森陈述了这出戏的内容。这位电视时代民主党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卢，老伙计，我们在家里不是这样的。”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三）
迎向电视的艾森豪威尔
结果阿比林（Abilene）的艾森豪威尔的灵活性竟比卢明顿（Bloomington）的史蒂文森好不了多少。只是稍微强一点而已，因为不管他获得提名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电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位凯旋而归的战争英雄仍然厌恶电视并对电视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多少有点像他早年厌恶和怀疑无线电广播一样。
第一位教授艾森豪威尔使用这两种工具的艺术的人是戴维•；舍恩布伦。作为一名年轻的参谋，舍恩布伦曾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多次谈到过利用广播电台的事，不过，他立即就感到了艾森豪威尔对此行业的巨大嫌恶。他越是谈论戴高乐的所作所为，越是谈论他哪怕在流亡时期仍利用无线电广播，从而使他成了法国的代言人和精神象征，舍恩布伦就越是体会到他正在发表无益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对于戴高乐的浮华和自大是不惬意的，与其说他是在说服将军相信电台作为工具的可能性倒不如说使他相信电台作为工具的危险性。艾克会问：“你晓得这有那么可怕吗？”舍恩布伦分辩道电台是存在的，它有力量，必须加以利用，而将军必须适应它，因为他知道将军踌躇不决的部分原因是将军认为自己不善于利用电台（这一点结果证明是十分准确的）。“艾克，你一定得学会利用它。”他说。艾克则会说，“我也这样想”，不过他仍旧抵制广播。舍恩布伦再次说道：“听着，它是存在的，你一定得利用它。”艾森豪威尔回答道：“假如我用不好呢？”
即便舍恩布伦把电台看做新闻界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也会发怒。在他看来广播界的人清清楚楚是另一类不大体面的人。他不断地谈论危险人物把持和利用电台的可能性。“如何阻止煽动家接管电台？安排谁对此加以限制？有什么控制措施？”舍恩布伦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后他们继续进行唇枪舌剑，且舍恩布伦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佩利、斯坦顿、默罗都是些体面、严肃的人，他们守信用，有克制。每当他谈起这类话时艾森豪威尔就会拒绝辩论。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话，不喜欢得依靠人而不是依靠整个机构的想法。”
由于战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巴黎设立了新闻办事处，舍恩布伦依旧保持了与艾森豪威尔的密切联系。不断地向这位将军转达从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来的上电视的要求似乎成了他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艾森豪威尔完全拒绝。在个人接触中他充满生气和活力，可一到了摄像机面前他就变得很呆板和拘谨。1952年初默罗到达巴黎拍摄“现在请看”节目中艾克的一个片断，但是将军表现得很蹩脚，表情呆板，不自然。这个节目是一次失败，后来艾森豪威尔跟舍恩布伦谈话，并向舍恩布伦建议或许可以指点他一下。从职业规范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合适，而且这还会使他更多地接近艾森豪威尔，于是舍恩布伦接受了。他告诉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件事是他的头有问题，因为他是秃子。这位曾经征服过纳粹德国的西方集团的领袖多少有点发火了，他说：“我知道我是秃子，你还能告诉我什么呢？”“是的。”舍恩布伦说，“你总爱低着头，那就把头拉长了，使头显得更长、更秃，活像一枚鸡蛋壳。大概你得换一个方向侧头，稍稍往后一点。”于是艾森豪威尔的头慢慢开始往后侧了，只是不十分情愿。有一次舍恩布伦提出了是否可以使用化妆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对着他愤怒地咆哮道：“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位演员？他才是你真正需要的。”这事对他始终很困难，他朗读拙劣，话一出口就显得与人不相协调。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一切都困难而陌生，然而他明白一定得干下去，因为他知道他准备参加总统竞选。1951年，有一次在艾森豪威尔和舍恩布伦完成了一项电视节目后舍恩布伦提醒艾克在电视节目的准备上多下工夫，学着背一点儿，因为他的朗读很糟糕。艾森豪威尔问他为什么要干这类烦人的事。记者回答：“因为你打算竞选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何以见得？”舍恩布伦说：“嗯，你确实有那么一位人，离开你的总部，坐在一间房子里，写一部书名叫《来自阿比林的人》（Man from Abilene）的书。”几个月后艾森豪威尔离开巴黎回国。
回国后他发现不管喜欢与否他都需要电视，而且非常需要。罗伯特•；塔夫脱已经控制了党组织，艾克只能依靠传播媒介。于是他勉勉强强地对现代政治适应起来，只是若即若离，显得淡漠（当情况使他满意而不是某些助手告诉他时他咧嘴露出人们熟悉的笑容）。他的过渡比两位对手阿德莱•；史蒂文森和罗伯特•；塔夫脱要好，这两人更是传统的政治家，有更多的观念和习惯需要摆脱。也许他的戎马生涯帮助了他；军人的职业要求一位好的指挥官必须能适应新式武器，很显然电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