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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老师大声说道：“虽说古诗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趋势了，啊，可是能写出好句子、能品出好诗的神韵，可不是三脚猫的文学修养可以办得到的啊！来来来，今天谁能对出我的下句，我就违反教学纪律——提前下课！”
教室里顿时轰叫起来。“孔夫子”大叫：“乾坤容我静——”
大家安静了一秒，又吵闹起来。哥哥很兴奋，然后好一会儿没做声，眨眨眼睛，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推推我说：“阿妹，你试试这一句。”
我一看，立刻举起了手。“孔夫子”眼睛一亮，指着我：“想必是位才女，念来听听！”同学们都笑着叫道：“才女，提前下课就靠你啦！”我却使劲推哥哥，小声催他站起来念。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俩。哥哥涨红了脸，只好站起来大声说：“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全堂哗然！大家忽然鼓起掌来，夫子眼睛大放光彩：“难得，难得！才思敏捷，对仗工整，意境高超，实在难得！你叫什么名字？把学号报上来，我要给你加分！”
课堂上一阵哄笑，“他是中央派来的听课嘉宾！”“孔夫子”连连称道：“那更是难得！”
哥哥激动地坐下来，我知道，他很开心。
下一节课，我们到多媒体教室去上外国文学史。哥哥看着墙上的电脑投影画面，很羡慕地说：“你们可真幸福，能享受这么现代的教学，怪不得学费这么贵！”
我还带哥哥去上网，看我们学院的“容谷”网站，打开漫画频道让他看学生的作品，鸟山鸣风格的有，北条司风格的也有，还有蔡志忠的。哥哥仔细看完后，扭过头很认真地跟我说：“阿妹，要是我像你们一样有空，我绝对比他们都画得好，你信吧？”“那当然！”
哥哥的神情却黯淡了下来：“我要是能上美术学院，现在或许已小有成就了。”我鼻子一酸：“哥，以后你把你画的画寄过来，我帮你传到网上去，让别人也看到你的作品，还可以投稿呢。”哥哥长呼了一口气，伸出手来给我看：“这么久雕木头、刷油漆，我的手指都硬了，拿笔的感觉没以前灵敏了。”他又笑起来，“不过一有空，我还会画的。”
晚上我送哥哥去车站搭汽车，车快开时，哥哥忽然从又臭又闷的车厢里探出身子来，叫我到面前来小声说道：“阿妹，你可别随便像别的同学一样跟人同居啊，免得被男人骗，知道吗？还有啊，认真听点课，挺好听的，别浪费钱。行了，你回去吧。”
我站在车窗边抽着鼻子，不争气地流着眼泪。长大以后，我还没在哥哥面前哭过。我看着车子走了，我知道哥哥回去后，就像许多年少出门打工的人们一样，常常只靠成龙、周星驰的影片来获取短暂畅快的笑声。电影结束后，明天的劳苦又在等待着他们，冷酷而沉默。
（本文作者：邓必彦）
第三章我的自白
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
不玩深沉
在写作上，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写出来的东西，要使那些只具有小学六年级或者普通中学文化的人们能够读得懂，我是什么观点，我怎么看问题，说得尽量浅显明，别人一读就能理解。在西方有一些大学者，他们对当代思潮的影响，对大众思想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思想如果说是深刻的，那么这种深刻的东西往往就是朴素的，是普通的人们也能够读懂，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做学问的搞文学的知识分子们，多一些立足于现实的深刻思考和通俗表达。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不再立足于今天来思考问题了，也不再向未来思考问题，好多人倒是都去做书里的历史的工作，在文艺影视方面，历史剧一部接一部，历史上260多个皇帝，还有260多个王妃，要写多少年呢？一些做学问的，往往为了所谓有学术水平，而去搞一些远离现实的大众的问题，也不屑于写一些向大众传播理论思想的通俗文著。其实那种学问是什么性质的学问呢？不是说专业性强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去做，而是说我们的学者能够写出生动通俗的文著，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影响社会大众的，实在是少了一些。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思想者的话，那么我们所提供的思想成果是那样的少，和科技成果不成正比的。
使命与惰性
关注现实，应该是学者们、思想家们的使命，我非常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进程做些事情，这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心态，认为面对有碍国家进步的问题和困难时，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能力，都得不到注重和发挥，那么我就管不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便只好依赖一种自然的进程，等待问题随自然时间慢慢发生变化。我想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而然本身的时间跨度会有多长呢？这期间这些问题会使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而且这种心态容易造成我们的惰性，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我在任的时侯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们的下一任靠他们的智慧去解决吧。谁都不愿意在自己那一任上说，我来做这个有智慧的政治家。而知识分子也这样子想，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让后来的知识分子去解决吧。然后，这种心态也许会像一种基因一样传给那些更年轻的学生们，他们还很年轻时也就会说，等下一代去解决吧……，于是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把责任感给推掉了。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能够这样放弃的。
人活到50岁了，还能活多久呢？还能做多少事呢？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强烈的愿望，渴望受较高的教育，从事思想探究的职业，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去生活，去表达思想观点和态度。然而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我们自己也曾是这般地渴望过，而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因此，我将自勉，不犹豫不退缩地这样一路做下去就是。
（本文作者：梁晓声）
第三章戳穿安顿的“绝对隐私”
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
写隐私的人成了最没隐私的人
《绝对隐私》面世不久，安顿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甚至影响到同事的工作，她不得不拔下电话。在这个“名人难见”的时代，安顿做了一件让圈内圈外人都大为吃惊的事，她在北京某大报刊上赫然公布了自己的私人电话、寻呼、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为了让我的志愿受访者能够找到我。”她说。写“隐私”的人反而成了最没有隐私的人。各种传闻不绝于耳，有说她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被丈夫抛弃后，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所以她需要靠这样一些故事的写作来求得心理平衡，在《绝对隐私》首发式上，第—个发问者就毫不拐弯儿地提出：“安顿，说说你自己的隐私。”
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当下会场一片寂静，随即爆发热烈的掌声。安顿说，当时的心情真是从容而不轻松，因为丈夫就在听众席中。
安顿自己说她的婚姻是“非常态”的，并且就因为她认准了这“非常态”的婚姻里就有她引为幸福的爱情，她为此甘愿付出，忍受许多。踏上红地毯的路说长似乎不长，她和丈夫陈菽相爱，奇异而又自然。相识第四天，爱已到论及婚嫁。而一向对女儿把握极准的母亲，为安顿好难过：“为什么我那年轻姣好的女儿不能体会到应当属于她的两人世界？为什么选择一走进婚姻就给一个6岁的男孩做后妈？”安顿一句话，母亲让她嫁了：“他是我这一生该等的人，不让我去我会很遗憾。”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相守，安顿付出很多。丈夫此前那次失败的婚姻对他的自信心和对于婚姻爱情家庭的信心都有很大打击，这使得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常常要触及些安顿现在想来都非常沉重的话题。他曾反复地问年轻的安顿关于家庭、婚姻、责任感等等的看法，试探着寻找对于未来的信心。安顿从那时起就已经知道自己在这份爱情中担当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有那么多的阻力要跨越，她的家庭，他的心情，孩子、前妻、父母……然而作出嫁给陈菽的决定时，她没有想太多，像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准备好要为这份感情去付出，去努力，似乎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知道了怎么去做。结婚近五年了，安顿的感觉是自己学会了在婚姻中怎么去启发一个人对于爱的信心和责任感……
婚姻生活中，安顿的付出很具体，比如：在《北京青年报》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还承担起全部家务；无论丈夫从公婆家回来多晚，一定坚持等他回来一起吃迟至午夜的“晚饭”，饿了就先吃块饼干；给年幼的陈涵冰又做姐姐又当妈，同他滚在地毯上踢球，出席他的家长会，结识他的小朋友，听他讲对爸爸也要保密的心事；有的时候，涵冰受欺负，她挺身“护驹”，涵冰闯祸，她又十分尴尬地带他登门道歉……爱情，在生活的面前，变得无比具体而琐碎，然而安顿仍然保持那初婚时的笑容和发自心底的快乐。丈夫受过伤害，安顿又把他的世界补充完整了。
谁安顿了安顿
丈夫陈菽出身于一个有着家学渊源的家庭，身在商界，但不乏人文素养，这为他们的交流锦上添花，但也意味着年轻女孩顿在走入这样一个大家庭，并尝试为老人们接受的努力中，要遇到比平民百姓家更甚的困难。老人有他们的考虑和忧虑，于是有了安顿那一个个关于等待的辛酸的故事……
五年后的今天，事情有了它们相对成型的样子，安顿感到自己已经很好地努力过了，因此挺满意。她相信自己得到的是最好的爱。
人们惊讶29岁的安顿和她10岁的儿子之间似母子，又似姐弟，然而许多时候更似朋友的关系，更为小涵冰从后母这里得到的温情而感动。儿子大叫着带球在前面跑，安顿笑着在后面追；为了抢一个球，两人在房间地板上滚作一团，难怪“大大”连连摇头，“你阿姨不是像小孩，是太像小孩了。”
说起儿子，安顿没有疲倦的时候，“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母亲”，尤其一结婚就给已经6岁的男孩做母亲。起初那份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十分戒备我”。然而心是肉长的，童心又最“无欺”，小涵冰开始发现，这个总是能够跟他玩到一起的阿姨，这个不会轻易对他说“不”的阿姨，渐渐成了他的小秘密的惟一听众，她知道自己幼儿园里小朋友和小学校里同学的名字，她成了家里惟一自己可以随便“欺负”的人……涵冰开始相信，这个对爸爸那么好的阿姨，完全有可能对“爸爸”的儿子也一样好。
孩子的逻辑无比简单，于是行动也无比直接和纯粹。现在他是扎扎实实把安顿当作自己可依赖并为之骄傲的人。安顿出书了，涵冰在好朋友面前掩不住心底的自豪；带他去商店，有读者认出又有些犹疑时，他人声对人介绍：“是的，安顿就是她。”去大连采访，为读者签名，他要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妈妈旁边，还对读者逗乐：“不好意思，我的名字没有什么用。”而对安顿来说，再忙，也不会忘了为儿子的小储蓄罐里投下换来的钢崩儿。儿子平时住奶奶家，两周来度一次周末，那么周四周五她就要和丈夫紧锣密鼓地张罗安排这个周末的计划。几年了，北京的好地方儿子都去过，几乎都是安顿带着他去的……
问安顿想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她立即地回答：“想，但不是现在。”
她曾对涵冰一本正经地谈过这个问题。一次游园走过石雕小白兔，她问儿子：“阿姨将来给你生一个属兔儿的小妹妹，好不好？”涵冰想了想，“叔叔（陈菽的弟弟）也属兔……”十分慷慨地，他拉起安顿的手回到小兔儿旁边：“那么我们在这里照张相吧！”安顿十分感动，并因此确‘信心，那个“小兔儿妹妹”的出世不会影响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这张照片也从此让她倍加珍惜，同事们也都知道安顿是多么得意她的这个儿子，天天把涵冰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美滋滋的。
当初起安顿这个笔名的时候是她开办“口述实录”之初，同事打趣这个爱笑的女孩儿居然在从事这样沉重的“替别人开解不幸”压力的工作，笑她“连自己都安顿不了，还要去安顿别人”，她索性从中取了调侃，来做了自己的名儿，倒也符合安顿的脾气。
又有“市场火眼”曾经看好安顿和爱人之间很有些特别的感情故事，邀安顿的丈夫写书，书是没写，但私下里丈夫笑语“如果写，书名就叫《我安顿了安顿》”，两人都觉妙极，大笑此名道出了安顿的“不安顿”。
（本文作者：吴荣荃）
第三章摘去心灵的“唱针套”
要想让人生的唱片发出悦耳的声响，千万不要忘了摘去那个套住心灵的薄薄的“唱针套”。
师范毕业那年，我因为各科成绩不错，班主任向学校推荐保送我去师专深造。遗憾的是，节骨眼上仅有的两个名额被另外两个有背景的人夺去了。而手执分配单到县教育局注册时，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有关领导置学校指定分配的一所城郊小学于不顾，硬是把我塞进一所山旮旯学校。令人气愤的是，另外两位分配到乡村学校的同学却堂而皇之地进了那所城郊学校。
我一个既无背景且一穷二白的农家子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顶了我的位置，病恹恹地夹着行李来到那所山村小学。
校长是位四十来岁的矮个子，民师转正后不久，脸上洋溢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气。他大老远地看见我来了，迈着大步迎了上来，朗声说道：“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你可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师范生，看来今年我们学校有希望在全乡排名靠前了。”领我同其他老师见过面后，他把我安顿在一间光线不错的房间里。我推开窗户，一棵小叶杨迎风而立，似乎在等我和它相依相伴。
接下来的日子紧张而单调。尽管校长在每周的例会上都要大谈特谈学校的前景，尽管众教师摩拳擦掌并且对我寄予厚望，但我心里并不把这当回事。我压根儿不想和他们抢时间争名次。我变得异常懒散，备课敷衍了事，上课照本宣科，下课后不是捧本杂志听音乐，就是关门闭窗蒙头大睡。休息日我也不屑和其他老师交流什么。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迷上了玩气枪，特意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从城里买回一把气枪，一有空闲便带着枪到山上或河边游逛。几个月下来，鸟没打着几只，一颗失意的心却被击得千疮百孔。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所教科目的成绩在全乡排名倒数第二。校长跟我谈话的口气不那么热情了，甚至我从村口小卖部买完东西离开后都能感觉到背后一束束异样的目光。
当时，近乎麻木的我开始为自己寻找退却的理由。我请求校长向上边反映把我调走。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利。我激他说，就说你讨厌我不要我总可以吧？谁知他不吃这一套，而是推心置腹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他说：“你的分配情况我都知道了，但人生在世谁没不顺心的时候？我那年差点连民办教师都当不成……这样吧，这个学期，我们准备购买一套音响设备，你兼放广播，少上几节课，多看些书充实充实自己，以后有机会多留个心眼再图发展。”
一套在当时还算高档的音响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在山村露面了。调试、放磁带、录音扩音，都很顺利。放唱片时唱片在转，唱针也放上去了，却怎么也不出声儿。反复几次，都是如此。一屋子的人没见过这种带唱机的录音机，你按一下，他捏一下，最后都把目光投到我这个“文化最高的人”身上。我这人平时眼高手低的，刚才已经很没面子了，便想找说明书看一下。不巧的是说明书又不知放哪儿去了。我心里开始发怵，又不愿当众现丑，便对大家说：“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再调试调试。”可大伙正在兴头上，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这时，从外面挤进一个中年人，我认出是村里经常外出揽活的王木匠。他仔细看了一下唱片的转动情况后，很快找出了问题。他把唱针上那个薄薄的塑料套子摘去后再放到唱片上去，唱片立即发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