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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动情况后，很快找出了问题。他把唱针上那个薄薄的塑料套子摘去后再放到唱片上去，唱片立即发出一阵悦耳的乐声。王木匠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丢下一句“都是外行”后兀自离去。我像是当众被人猛抽了一个耳光，脸上火辣辣地灼痛，恨不得在地上找个裂缝钻下去。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这次不仅仅因为王木匠的举手之劳使我当众丢了丑，更主要的是我为自己一年来的迷惘和消沉感到万分愧疚。我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一只笨拙的驼鸟罢了。我想起了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它（驼鸟）认为跑得很快，却没有很好的自卫手段。当情况紧急再也跑不脱时，便把头钻进沙堆，自以为很安全，其实已是苟延残喘了。”看来，我的这种驼鸟心态非改不可了。
第二天，我主动要求校长不要减我的课，并兼任校广播员工作。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一只步履蹒跚、自以为是的驼鸟。
我把气枪藏了起来。更多的时候，我出现在学生的课桌旁，端坐在深夜的台灯下。第二年，我所教的班级成绩在全乡统考中名列第二。此后一年，我拿下了中文大专的自学考试文凭。调入一所中学后，我更加努力工作，并潜心写作，在教学受到老师和学生好评之余，我终于凭着近百篇报刊作品跻身县委宣传部。
几年来，我从一只自甘沉沦的“驼鸟”变成一只勤奋的“叫天子”，无不得益于那个薄薄的唱针套。是的，要想让人生的唱片发出悦耳的声响，千万不要忘了摘去那个套住心灵的薄薄的“唱针套”。
（本文作者：詹平相）
第三章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
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19B3年，伯森•；汉姆徒手攀登，登上纽约的帝国大厦，在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同时，也赢得“蜘蛛人”的称号。
美国恐高症康复联席会得知这一消息，致电“蜘蛛人”汉姆，打算聘请他做康复协会的心理顾问，因为在美国有八万多人患有恐高症，他们被这种疾病困扰着，有的甚至不敢站在一把椅子上换一只灯泡。
伯森•；汉姆接到聘书，打电话给联席会主席诺曼斯，让他查一查第1042号会员。这位会员很快被查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伯森•；汉姆。原来他们要聘做顾问的这位“蜘蛛人”，本身就是一位恐高症患者。
诺曼斯对此大为惊讶。一个站在一楼阳台上都心跳加快的人，竟然能徒手攀上四百多米高的大楼，这确实是个令人费解的谜，他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伯森•；汉姆。
诺曼斯来到费城郊外的伯森住所。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庆祝会，十几名记者正围着一位老太太拍照采访。原来伯森•；汉姆94岁的曾祖母听说汉姆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特意从一百公里外的葛拉斯堡罗徒步赶来，她想以这一行动，为汉姆的纪录添彩。谁知这一异想天开的想法，无意间竟创造了一个耄耋老人徒步百里的世界纪录。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问她，当你打算徒步而来的时候，你是否因年龄关系而动摇过？老太太精神矍铄，说，小伙子，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恐高症康复联席会主席诺曼斯站在一旁，一下明白了伯森•；汉姆登上帝国大厦的奥秘，原来他有向上攀登一步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奇迹的人，凭借的都不是最初的那点勇气，但是只要把最初那点微不足道的勇气保留到底，任句人都会创造奇迹。
（本文作者：刘燕敏）
第三章我是快乐的工作狂
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每年出国时间超过200天，呆在国内时，视察各地的业务也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有时我会把内人和孩子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常常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得。我很忙碌，但我太热爱工作了，有人说我是工作着魔的工作狂，而我并不在意。我坚信倾注全力投入是成功的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全力以赴的人会失败。
一般人难以了解为什么我宁可变成工作的奴隶，也不愿意调节工作和休闲，让生活多些乐趣。但是，这种思考模式来自那些从未真正品尝过工作乐趣的人，来自那些从未目睹全神贯注工作者散发出“美”的人，更来自那些未曾体验过成就和满足感带来的狂喜的人。
我认为那些着迷于五光十色，却只把工作当成谋生工具的人很可悲。想到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原本应该充满远大的梦想、蓬勃的精力和上进心，竟然觉得工作令人厌烦，实在令我难过。当你不从成就、满足感、个人成长以及对社会贡献的角度思考工作的意义、乐趣和努力，光考虑金钱报酬，这对工作伦理是莫大的伤害。工作是极珍贵的，绝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评估。工作就像念书，你必须勤奋用功到有人说你已经读得过度了。你是否注视过专心一致念书的学生眼中闪耀的光芒？
碰到别人询问我的嗜好，常让我一阵困窘，因为我想不出一项特别的嗜好，尤其当嗜好是指某件费时间的消遣。虽然也偶尔下下围棋，但却不能称作嗜好，这对真正的围棋高手是种侮辱，他们可不把下棋当作排遣光阴的玩意儿。我也没打过高尔夫球、没上过戏院或听过音乐会。若真要追根究底，做什么事能让我得到莫大乐趣，答案还是工作。我没有强迫自己工作过，也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做过。如果“嗜好”的定义是带来愉悦和满足的活动，我的嗜好就是工作。
假若一个生意人把工作当嗜好乐在其中，事业必定蒸蒸日上，大展鸿图。同样的，一个能够享受读书乐趣的学生，学业成绩和表现都会进步。如果你不相信，何不试试看呢？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在创业之前7年，在远亲开的一家公司上班。虽然有亲戚关系，我也只是领薪水的员工，却卖力得仿佛是公司老板。不用等别人吩咐，我总是自动自发去找额外工作来忙，上班从不迟到，一天假也不休。由于成就带来的快乐不可言喻；至今我仍毫不懈怠。
偶尔，和陌生人交涉新案子会令我不太自在。我想象当运动员面对着考验自我能力的重大挑战，必然产生类似的紧张情绪。但是，愈艰巨的挑战、愈庞大的案子，我的心志愈集中、兴趣愈高昂。例如，谈判志在必得的合约时，若能洞悉对方底线而不致落入陷阱，最后双方达成圆满协议握手言欢，我总觉得全身爆发出一股新生的能量。
（本文作者：金宇中）
第四章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1）
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最早知道你的名字是读了你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时我并不知道你也坐在轮椅上，后来还是听于蓝阿姨说你的腿有病，于蓝阿姨希望我写一部电影，她说你就在写电影，她说你很有才气，是陕西回来的知青。我没问你是什么病，我不愿问起别人的病。我只以为你受了风寒，就像我们乡下那个地方的人，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病。我曾经用针灸给很多老乡治好了关节炎。所以我想你也许很快就会好起来。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你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思想片断。也正是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你的病情——你也是因为脊髓病而截瘫的。我只觉得心重重地往下一沉，我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我懂得你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好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你，一次去北京开会，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而你没有到会。但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几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你。此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那天，我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和朋友们闲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浑厚。回过头，我看见了你，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因为轮椅。我们握手互相问候。铁生，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要高大健康。你的笑容温和而朴实，一副可信赖的兄长的样子。那一会儿我不知道跟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一些印象急速地闪过我的脑际，我说不清那些印象来自何处，但它们仿佛又是我熟悉的：陕北的黄土高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头扎羊肚毛巾的放羊老汉，灰头土脸憨笑的娃娃们，还有窑洞，窗花，石磨……然后我看见你躺在担架上，被人们七手八脚抬下火车，又匆匆地送往医院……
铁生，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钮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铁生，你患病时十九岁了，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十九岁已有丰富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二十一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向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二十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印象仿佛一片片落叶在我的眼前飘飘闪闪，重重叠叠……
那天大会选举作协全委会，人们在清点人数，我坐在会场的过道上，我的轮椅显得很孤独。我不由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常常把手紧紧绞在一起，有时指甲会在手心嵌出印记。铁生，其实我很怕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长期以来，我一直很难消除内心一种说不清的怯懦。小时候有一度我很怕见人，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紧张，脸色就变得苍白。尽管我渴望和人们在一起，而一旦走进人群，我又是那样脆弱，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个脆弱的人是不是叫海迪。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随着一阵椅子轰轰响，成百上千的人站起来。那一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里只有我依然坐着。我能觉出我在微微发抖，我镇定自己，勇敢点儿，我对自己说。我让冥想中的自己站立起来，跟人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站着唱歌的情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过道里不时有一阵凉风，那是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天寒地冻。虽然会场里是温暖的，可我还是有点发抖。我害怕冬天，我常常会冷得发抖，我的腿因为血流不畅有时像冰冷的
石柱。我的目光掠过会场，无意间我看见了你。你也坐在过道上，你坐得伟岸挺拔，你的表情沉稳平静。我觉得紧缩的心猛然放松了，几乎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流动。看着你，我不由得问自己；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铁生，那次见到你之后，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心被它撼动了。近年来，我已很少能被一本书感动。我有时甚至怀疑，是我对文文冷漠了吗？我常常毫无热情与渴望地翻着一些平淡的书，有时就放下，重新拿起翻过多少遍的充满真情的旧书，与那些早已熟悉的人物会面，他们仿佛是我永不厌倦的朋友，每次见面都会给我新的感受。我们的心其实是渴望被感动的。我被你书中的人物C感动了，这并不是因为C的残疾，而是C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和爱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笔敢于直面残疾与性的勇气。真的，很多关于C的章节都让我感到惊悸和颤栗。性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很多残疾人，却如同荒漠戈壁。他们爱的情感和性的欲望，从来都被传统和偏见排斥在社会的意识之外。你以卓绝的勇气向这些不能言说的困惑发起冲击，使C成为揭示人类内心深层奥秘的探索者。有一段时间我不敢读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作品总是撕扯人们的灵魂。其实，你也是。因此，你的很多作品我也不敢再读第二遍，比如《秋天的怀念》，《命若琴弦》……纯粹的凄美让我心中一片怅然，总想去一片寂静的山野，独自哭泣。
写作是残疾作家的翅膀，我们在飞，时间在飞。
第四章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2）
不久前，我又一次见到了你。你看起来有点儿虚弱，穿着厚厚的毛衣，你依旧露出诚挚纯朴的笑容，我能深彻地感受到你的坚毅。我靠在会议桌边，听你说的一切。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你卷起毛衣的袖子，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的胳膊，几根血管因为反复的使用已经被扎坏了，错乱地盘虬着，有的地方还凸起青色的硬结。我难过极了，铁生，你一定很疼，你……哦，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过这种手术，效果很好。可你轻轻摇摇头，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我感动，就在这样的病痛中你依然顽强执着地写作。在你面前，我忍不住诅咒造物主。而你述说这一切时却是那样平静，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
你忽然说到安乐死。你说安乐死有必要。
哦，铁生，我不知道那会儿你是否看见了我眼里的泪水。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方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
你还说，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铁生，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死亡给我童年留下的是一个快乐的记忆：那一天幼儿园开饭了，我们吃年糕，阿姨说年糕很黏，吃年糕不能说话，更不能笑，不然就会生病。我问阿姨生病会死吗？会的，阿姨说。我们于是就很安静很严肃地吃年糕。笑一笑真会死吗？我偷偷地笑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死，我快乐地笑起来，我还是没有死！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同桌的孩子，他们笑了，后来全班的孩子都笑了，有的男孩还故意哈哈大笑，我们都为自己没有死而欢呼。后来我常想，假如我那时死了就好了，快乐地笑着……
死亡只是—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跟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曾给我美好生命的小路。生命消亡是万古的规律，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只是我不愿看见人们在纷纷的春雨中走向墓地……
铁生，那天我们还谈到了美国。你说你去了美国。我说去美国路真远，我不知道怎样度过十几个飞行小时，所以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去。你�